西安事變是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略中國，蔣介石繼續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中華民族危機日益嚴重，中國人民抗日高潮進一步興起的歷史背景下發生的。
1936年12月初，在西安的張學良和楊虎城面對蔣介石和其率領的一大批國民黨高級將領親臨前線的“剿共”督戰態勢頗為不滿，幾經商議，最後下決心不再參加“剿共”行動；為此，二人幾次“晉見”再次抵達西安的蔣介石，勸說其放棄內戰政策，但蔣介石卻根本聽不進去。
12月4日，蔣介石住進了臨潼的清華池。清華池的第一道門衛由張學良的“西北剿總”衛隊第一營第一連擔任，營長王玉瓚；第二道門和五間廳之間的警衛，則由蔣介石帶來的衛士擔任。在清華池，蔣介石逼迫張學良和楊虎城在兩個方案中作出抉擇：
第一， 服從“剿共”命令，將東北軍、十七路軍全部開到陝甘前線作戰；
第二，如不願“剿共”，就將東北軍調往福建，第十七路調往安徽，讓出陝甘，由“中央軍”“剿共”。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第426~427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對於蔣介石的這兩個方案，張學良和楊虎城都是不能接受的：他們既不願意再與紅軍作戰，又不願意離開西北。如果攻打紅軍，勢必使自己的實力消耗殆盡；而離開西北，得不到紅軍的支援，遲早必被蔣介石所“改編”或吞併。權衡利弊後，張、楊下定決心：一不再打內戰，二不離開西北。二人決定先行“苦諫”，萬不得已即實行“兵諫”……
12月10日、11日，張學良驅車到臨潼清華池兩次向蔣介石進諫，痛陳國家民族的危亡已經到了最後關頭，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內戰不足以抗日；他慷慨陳詞，聲淚俱下……不想，蔣介石就像是吃了秤砣、鐵了心，連連拍著桌子喊叫：“現在你就是拿槍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計劃也不能改變！”無奈，張學良只得離開，改由楊虎城再去見蔣介石，力勸：就這樣，張去楊至，楊走張來，連續數日分別對蔣實施“苦諫”，蔣介石毫無所動……
12月9日，西安一萬多名學生舉行遊行，紀念“一二九”運動一週年。遊行的學生們高舉“停止內戰”和“一致抗日”的橫幅標語、手持小紙旗走上街頭，卻遭到國民黨特務的開槍鎮壓，打傷小學生一人，更激起了學生們的極大義憤；學生們臨時決定，徒步去50裡地以外的臨潼清華池，向蔣介石“請願”。
蔣介石得到報告後，急忙佈置軍隊在十里鋪架設機槍攔阻，同時讓侍從室主任錢大鈞打電話給張學良，要他派兵鎮壓，並連聲說“格殺勿論”；張學良不得不親自去十里鋪勸阻學生，並向學生們保證：“一星期之內，我一定用事實答覆你們……”
實際上，張學良和楊虎城都感到蔣介石積極反共、消極抗日的頑固態度實難改變，但還是抱著最後的一線“希望”，於次日由張學良再次硬著頭皮向蔣介石“進諫”，要求聯合全國的一切武裝力量和動員全國的民眾，一致抵禦外患，竟被蔣介石斥之為“犯上作亂”，同時對其在十里鋪對學生們的講話表示了極端的不滿。
張學良退出後，讓楊虎城再去一次，看看情況；楊虎城去了，見蔣介石依然是一副頑固不化的態度，只得返回同張學良商議。二人覺得“苦諫”和“哭諫”等軟辦法都無濟於事，再用也無效，最後決定實行“兵諫”……
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兩將軍率領東北軍、西北軍在西安發動兵諫，扣押前來佈置剿共的蔣介石，迫使他停止反共內戰，實行聯共抗日，西安事變由此爆發。
西安事變的爆發，在國內外引起巨大反響，西安成為國內外關注的中心和各種矛盾的焦點。形勢十分複雜，內戰危機迫在眉睫，張、楊兩將軍無所適從。
由於“三位一體”的西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存在，張、楊兩將軍在西安事變爆發的當天清晨，聯名打電報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邀請中共代表團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國大計，處理捉蔣的善後有關事宜。
12月12日上午8時，毛澤東被從睡夢中叫醒。他看到張學良給他和周恩來的電報：
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第427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
毛澤東立即吩咐警衛員去通知中央其他領導人來開會。周恩來、張聞天、博古、朱德、張國燾等陸續來到毛澤東的窯洞，並傳閱了電報內容。接著，“商量處理西安事變的方針政策”金衝及主編：《毛澤東傳》（1893—1949），第427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各自發表意見。當時，張國燾提出“殺掉蔣介石”，“打出潼關去”。毛澤東從民族的根本利益出發，全面分析了當時國際、國內的複雜形勢，批駁了張國燾的錯誤主張，並指出：“我們應該站在後面，讓張楊去打頭陣。”
西安事變的消息傳出後，紅軍各部隊頓時沸騰起來，整個保安乃至陝北變成了歡樂的海洋。在保安的鄧穎超得知蔣介石被扣留的消息後，“高興地跑到院子裡，和同志們一起，又唱又跳。她和許多同志一樣，以為黨中央一定主張殺掉蔣介石，替千千萬萬犧牲的烈士報仇，給中國革命搬掉最大一塊絆腳石。”當時在保安採訪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曾這樣寫道：“蔣介石被扣的消息傳到保安，保安舉行了群眾大會，毛澤東和其他一些人出席了大會，並講了話。會上通過了一個決議——要求公審蔣介石。”當時，在定邊的李維漢也回憶說：“我們在定邊獲此消息，欣喜若狂，當即在大廟裡召開群眾大會，由高崗主持，廣為宣傳，與會群眾高呼：‘槍斃蔣介石！’會後，我們致電黨中央反映了群眾的願望。”
在當天發給張學良的電報中，毛澤東除了告知“恩來擬來兄處協商大計”之外，還提出如下建議：要把蔣介石扣押在自己的衛隊營裡，以防其收買屬員，尤其是不能交給其他部隊看管；將東北軍主力調至西安、平涼一線，十七路軍主力集中於西安、潼關一。同時表示：紅軍鉗制寧夏、隴東一帶胡宗南、曾萬鍾、毛炳文、關麟徵、李仙洲等中央軍，以免西安腹背受敵。
15日，由毛澤東領銜發表《紅軍將領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政府電》，電報肯定了張、楊發動兵諫的正義性質，指出它是“蔣氏對外退讓，對內用兵，對民壓迫三大錯誤政策之結果”，“觀其宣佈之八項主張，實為全國人民之所言，厲行不暇，何可厚非”，“南京當局亟宜引為反省之資，而絕不可負氣橫決，反而發動空前之內戰”；指出南京決定討伐張、楊，會造成“親痛仇快之譏，千秋萬世，永難煎滌”；要求南京政府“立下決心，接受張、楊二氏主張，停止正在發動之內戰”，同時提出“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並表示紅軍願與國民黨軍隊“聯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戰場，為自由解放之祖國而血戰”。
17日，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為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送行，毛澤東對周恩來叮囑道：“恩來同志，全世界、全中國這時候都看著西安。西安很複雜，大政方針雖然確定，具體情況由你們處理。”周恩來走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密切注視形勢的變化，連續開會反覆研究事態的發展。周恩來等到達西安後，“立即同張學良面談，且於當夜致電毛澤東並中共中央，報告國民黨中央軍劉峙部已以五個師入潼關，逼渭南。張擬以楊部控制西安，東北軍主力集渭水北備戰，決戰必使紅軍參加。”第二天，周恩來又兩次來電報告情況：“南京親日派目的在造成內戰，不在救蔣。宋美齡函蔣：寧抗日勿死敵手。孔祥熙企圖調和，宋子文以停戰為條件來西安，汪將回國。”這些都為中共中央的決策提供了重要情況和建議。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中央，呼籲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提出召開抗日救國大會。
12月19日，張聞天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出席並講話，他明確地提出反對使內戰擴大，也就是爭取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主張，說：“我們主要是要消弭內戰與不使內戰延長。”“西安事變是站在紅軍的側面，受紅軍的影響是很大的。只有結束內戰才能抗日。現在應估計到這次是可能使內戰結束。我們應變國內戰爭為抗日戰爭。我們要爭取南京，更要爭取西安。”
21日，毛澤東電報告我黨在南京的談判代表潘漢年，要他向陳立夫提出下列五項要求：一是吸收幾個抗日運動的領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親日派；二是停止軍事行動，承認西安地位；三是停止“剿共”政策，並與紅軍聯合抗日；四是保障民主權利，與同情中國抗日運動之國家成立合作關係；五是在上述條件有相當保證時，勸告西安恢復蔣介石先生之自由，並贊助他團結全國一致對日。
同時，電告周恩來派人到國民黨在西北的黃埔系高級將領處，揭露何應欽與日本勾結害蔣的陰謀，以及紅軍願與之談判，恢復蔣介石自由的條件。
22日，毛澤東致信閻錫山，對他在西安事變中表示反對內戰的態度給予讚賞，告之我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立場，希望閻錫山能“出有力之調停手段，調停於寧陝之間”。
12月22日，宋美齡、宋子文、端納一行到達西安。第二天，周恩來作為中共全權代表參加了張、楊與宋氏兄妹的談判。經過兩天談判，宋美齡和宋子文對談判的一些問題都作了明確的承諾。
談判結束後，周恩來由宋氏兄妹陪同去見蔣介石。蔣當面向他作了表示。那就是周恩來當時向中共中央所報告的：“子、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醜、由宋、宋、張全權代表他與我解決一切。寅、他回南京後，我可直接去談判。”
12月24日晚，周恩來會見了蔣介石。周恩來說，十年沒見，您蒼老了。蔣介石說，恩來，你過去是我的部下，應該聽我的。周恩來說，只要您放棄“先安內後攘外”的錯誤政策，不但我周恩來聽你的，我們紅軍也可以聽你指揮。同時，十分誠懇地告誡蔣介石：只有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才是唯一的出路。
在全國人民和國民黨愛國將領的壓力下，經過談判鬥爭，蔣介石被迫表示同意已達成的協定，並邀請周恩來到南京直接談判。
12月25日，蔣介石由張學良陪同，經洛陽返回南京。當週恩來得到張學良陪同蔣介石一道離開西安時，急忙驅車趕往機場，而蔣介石和張學良一同乘坐的飛機已經起飛了……
次日，回到南京的蔣介石隨即囚禁了張學良，並發表了一個重申同意已達成的協定的“聲明”。
12月27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指出，“西安事變的力量使國民黨結束了十年的錯誤政策”，“就內戰來說，十年的內戰，以什麼來結束內戰？就是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結束了內戰，也就是抗戰的開始。”
12月28日，毛澤東在保安發表《關於蔣介石聲明的聲明》，指出蔣介石應立即走上聯合各黨派一致抗日的道路。當天，在談到蔣介石囚禁了張學良時，毛澤東十分惱怒地對周恩來說：“這個蔣介石，他不會放張將軍再回來了！”周恩來也嘆惜道：“張將軍執意要陪同蔣介石去南京，以向國人表示其一片抗日救國的赤誠之心，卻白白斷送了自己……”“智者千慮，或有一失。”毛澤東坐在作為中共中央辦公地的一間窯洞裡吸菸不止，“諒他蔣介石也不敢加害張將軍，只是東北軍將群龍無首，日後將難以聚集對敵了。”周恩來說“張將軍臨行前，將東北軍的事務託付給了楊虎城將軍。”接著說，“我想十七路軍會很好團結東北軍的。”“十七路軍也將自身難保。”毛澤東分析說，“如果張學良不走，和楊將軍相為肘腋，協同作戰，則東北、西北兩軍都可保全；如今這一走，楊虎城失去了臂膀，東北軍也不好統領呢……”
“為今之計，我們該怎樣對西北軍講呢?”周恩來徵求毛澤東的意見，“我們總要支持西北軍……目前還不會有什麼大的變化……”毛澤東說，“為今之計，先要促成全國的抗日統一戰線；統一戰線確立了，各路軍兵都會有出路的。”周恩來點頭，表示贊同毛澤東的見解……
1937年1月1日，毛澤東同周恩來聯名致電在南京的中共代表潘漢年，指出：共產黨“贊助國民黨一切有利於救亡圖存之改革”，願與陳立夫、宋子文、孫科、馮玉祥各方面“商洽團結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
1月2日，毛澤東和張聞天發出《關於鞏固張、楊兩軍與紅軍團結，推動時局好轉的指示》，指出：“目前全局重心，在鞏固張、楊兩軍團結於紅軍周圍，以對抗親日派，推動時局轉向有利方面。”“南京亦正在爭此一著，用分化與威脅手段奪取張、楊兩軍，以孤立紅軍。”
1月5日，毛澤東、張聞天致電周恩來、秦邦憲：“目前只要三方面團結，真正的硬一下，並把紅軍的聲威傳出去，使中央軍不敢猛進（猛進時消滅其一部），有可能釋放張學良，完成西北半獨立局面。”
1月21日，毛澤東再次與周恩來聯名致電潘漢年，指出在談判中，堅決要求蔣介石同意保證和平解決後，不再有戰爭，不執行剿共政策，並保證紅軍最低限度的給養……潘漢年根據上述指示，與蔣介石、宋子文、張衝等進行了多次協商，但沒有任何結果。
在蔣介石一意孤行，用武力進逼西安時，東北軍在少壯派軍官的鼓動下，準備與蔣介石決一死戰。周恩來立即向陝北和毛澤東發報請示。1月30日，毛澤東、朱德回電指示：“和平是我們的基本方針，也是張楊的基本方針。但我們與張楊是‘三位一體’，進則同進，退則同退，我們不能獨異失去張楊。”
2月10日，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召開，中共中央向國民黨提出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這次會議最終確定了“和平統一”的對內政策，至此，經過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的鬥爭，西安事變最終得以和平解決，國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初步形成。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不久，為了使根據地廣大幹部、戰士和群眾，對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方針有明確的認識，毛澤東到紅軍大學作關於和平解決的報告並回答有關疑問。
對於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特別是好不容易抓住了蔣介石又把他放了，黨內和紅軍內有些人想不通。一個學員含著淚問，為什麼不能殺？蔣介石欠我們的血債太多了，他殺了我們許多同志，將他千刀萬剮，也難解心頭之恨。毛澤東來到這位學員跟前，語重心長地說，“你們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的，正因為我們要報仇雪恨，我們更不能感情用事。殺了蔣介石，只能引起更大規模的內戰，中國人打中國人，日本侵略軍佔領全中國豈不是更容易、更便宜了？”
當時還有人擔心，如果蔣介石不談判，不接受張、楊的抗日主張怎麼辦？蔣介石心狠手毒，毫無信義可言，放了他，他會抗日嗎？對此，毛澤東作了深刻分析。他說：
日本侵略者、國民黨內親日派，他們惟恐我們不會殺掉蔣介石，而蔣介石又最怕死，在這種生死攸關的時刻，蔣介石會認識到抗日則生，不抗日則死。再加上宋氏兄妹的勸說，蔣介石肯定會接受張、楊二將軍的抗日主張的……陝北的毛驢很多，毛驢馱了東西是不願上山的，但是陝北老鄉讓毛驢上山有三個辦法：一拉、二推、三打。蔣介石是不願抗戰的，我們就採取對付毛驢一樣的辦法來對付蔣介石，拉他，推他，再不走就打他。當然嘍，要拉得緊，推得有力，打得得當，驢子就被趕上山了，蔣介石也就抗日了。當前，日本帝國主義和中華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我們黨領導人民抗戰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起決定作用的是我們，國共合作一致抗日是大勢所趨。但是，驢子是會踢人的，我們要提防它，這就是既聯合又鬥爭。張樹軍、雷國珍、高新民著：《毛澤東之路》，第101頁，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3。
毛澤東的報告既生動形象，又發人深思，解決了人們的種種疑慮，從而激發了全黨為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鬥爭的積極性。
總之，西安事變的發生及其和平解決，結束了十年內戰，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倡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國共合作抗日已經是大勢所趨。
毛澤東在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過程中，高瞻遠矚，洞察一切，不為一黨私仇所擾，從中華民族的前途和根本利益出發，表現出一個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大智大勇，這是中國共產黨成熟的標誌。本文摘自《毛澤東的輝煌人生和未了心願》，孟慶春著，來源：人民網
閱讀更多 中國網文化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