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誤入“黑道”，居然能以優異成績考上名牌大學和研究生。在讀研究生時，他已成為臺灣最大幫派“竹聯幫”的“老大”。然而，就在幫派生涯風生水起時，卻突然退出“江湖”，赴美留學。可幾年後的一起震驚美國和臺灣的著名案件，再把他推上風口浪尖，併為此在美國身陷囹圄。10年牢獄生活，他系統研讀了馬克思多部著作，併成長為一名馬克思主義的追隨者。他至今已經拿了5個知名大學的學士學位。
返臺後，他在臺灣扛起五星紅旗，帶領和公開號召近3萬黨員及數萬民眾，誓言為追求國家統一、民族復興與“臺獨”作殊死鬥爭。如今，他已經成為蔡英文當局和“臺獨”勢力的“眼中釘”。
他，就是臺灣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江湖人稱“白狼”的張安樂。
從去年開始，蔡英文當局就以違反“集會遊行法”和“國安法”中的“叛亂罪”對張安樂進行偵辦，並將他列入永遠禁止出境名單。考慮到本報記者在臺的安全，我們採訪的地點，後來一換再換，最終在一個僻靜處見面。
讀初中就誤入“黑道”的他，退出“江湖”原因居然是想借道美國迴歸大陸
1948年，張安樂出生於南京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山西人。張安樂的父親畢業於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新聞系，後回到山西工作。其母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後也回到了山西工作。他們都在新聞界供職。
全面抗戰爆發後，張安樂的父母都從山西到了西安，後結為夫婦。後來他們又從西安到了大後方重慶，二人同在基督教會創辦的《益世報》社做記者編輯工作。抗戰勝利後，張安樂的父母到了南京。在張安樂出生一年後，南京解放，張安樂一家隨著民進黨軍隊從南京到了海南島。張安樂說他的兩歲生日就是在海南島過的，之後不久，他們又從海南島去了臺灣。
到臺之後，張安樂的父母都選擇了教育事業。父親在大學教書，母親則是在臺北最好的學校女一中任教。
張安樂說，中國自古以來文史不分家。在他的記憶裡，從開始識字起，父母就不斷給他看各種中國古代歷史和文學書籍，也就是從那時開始，他喜歡上了歷史。在高考時，他報考的就是淡江大學歷史系，而研究生選擇的又是歷史，不過那時他的眼界已經從中國歷史向外延伸，研究歐洲歷史。
張安樂愛穿唐裝，戴無框眼鏡，氣質可以用溫文儒雅來形容。
採訪張安樂，無論如何也繞不開一些他的早期“黑”歷史。對此，他並不迴避。
而事實上，在臺灣提“黑道”並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從“兩蔣”時代開始，臺灣政治就被冠以“黑金”政治，只是到了李登輝之後越來越猖獗，直到今天為止，在臺灣社會，上至領導人下到村裡長，尤其是各縣市議會議長副議長，多數都有“黑道”背景，即便不是本人涉黑就是後臺涉黑，否則，這些人無法坐穩。這已經成為規律和規矩。而張安樂自27歲退出“江湖”後，“江湖”只留下了他的名字，而他本人沒有利用“黑道”勢力賺一分錢。
因此，在很多島內“江湖”人士看來，張安樂雖在江湖卻已不“黑”。
張安樂自小學開始，一直是好學生。然而，就在讀初中時，一次上學路上，無故受到一群社會小青年的毆打，在他孤獨無助的時候，路過的幾位胳膊上畫龍雕鳳的黑衣大哥哥出手相助。也就從那時起，他就常常會找那幾位幫助過他的大哥哥玩。
而事實上，張安樂並不知道，也不懂得那幾位黑衣人其實是當地“黑道”——南海路幫成員。儘管是“黑道”，但在幼小的張安樂心裡，這些大哥哥們講義氣。而時間長了，他也就經常和該幫的哥哥們混在一起了。“因為小，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入沒入幫，反正大家彼此都把對方當兄弟。”
1964年，在朋友推薦下，16歲的張安樂從“南海路幫”正式加入到剛成立不久的臺灣兩大幫派之一的“竹聯幫”，按“輩分”，他被取名“白狼”。而此時，張安樂剛剛讀高中。
雖然加入了“竹聯幫”，張安樂還是主要把心思用在讀書上，但也偶爾參與“竹聯幫”活動。因為是成績優秀的高中生，加上天生敢打敢拼，慢慢地，他的名望開始在幫裡建立。後來，在“竹聯幫”內的地位也開始上升。
不過，那段時間裡，為了讓他遠離“黑道”，張安樂的父母煞費苦心，多次為他轉學。
1970年，張安樂迎來他人生的一個重大轉折點——他將成為“竹聯幫”的“總護法”，相當於代理幫主。由於當時“竹聯幫”連續兩年涉社會重大治安事件，幫主陳啟禮和多位幫內
大佬相繼被捕。在群龍無首的情況下，多名“竹聯幫”內的“大哥”將重整“竹聯幫”期望，寄託到了這位臺灣“黑道”最有文化的後生身上。接任“總護法”後，張安樂重整幫務，那幾年“竹聯幫”進入高速發展期。然而，就在張安樂的“黑道”生涯風生水起時，他突然宣佈“退出江湖”，赴美留學。
在當時，社會上流傳張安樂“退出江湖”的原因，是他的父母苦苦相逼，希望他走正道。
“父母苦勸是一方面，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張安樂說，自己知道兩岸肯定要統一，所以那時候對大陸產生了興趣。但上個世紀70年代的臺灣，公開地方是看不到大陸任何資料的。不過，在張安樂就讀的淡江大學東亞研究所是臺灣主要研究大陸問題的機構之一，該所直到今天也是臺灣研究大陸問題最權威的機構，“當時東亞研究所研究生是可以看到大陸資料的，但他們資料上都印有限制借閱者範圍是東亞所學生。”
於是，張安樂想方設法和東亞研究所同學走近，通過他們偷偷借讀大陸書籍。他說，在當時他讀的大陸書籍裡包括毛澤東的很多著作，比如《矛盾論》《實踐論》，甚至還包括大陸中小學課本等等，“只要是有關大陸的書籍和資料，凡是能想辦法借到的，我都請同學幫忙。”
雖然當了“竹聯幫”大哥，但張安樂說那幾年過得並不愉快，因為忙於幫務和考慮全臺灣幾千號幫內弟兄的生計前途，他為此耽誤了自己的碩士研究生最後階段的學習，對此他有遺憾。
而在淡江大學東亞研究所看到的那些有關大陸書籍和資料，讓他那一階段萌生離開臺灣到大陸發展的念頭。
彼時，他想起了他在列寧著作裡看到的一句話：從莫斯科到巴黎最近的路是，莫斯科到北京，北京到加爾各答，加爾各答到巴黎。“這是鄉村包圍都市的意思。我覺得從臺北到北京最近的距離是：從臺北到美國，再從美國到北京。”張安樂說，“我知道，要回到大陸，我必須要到美國的知名大學，拿一個像樣的學位，然後以‘留美學人’的身份才能到祖國參加建設。”
張安樂說，在當時還沒有“海歸”這一說，臺灣一些赴美留學的學生回祖國大陸參加建設，當時就是以“留美學人”身份去的，“而我，赴美留學除了想未來學成以‘留美學人’身份去之外，當時臺灣有公派留學生去美國留學。那我就想，到美國後，除了自己要回大陸，還想與臺灣公派到美國學習的留學生建立聯繫，帶他們一起去祖國大陸參加建設。”
就這樣，1975年的一天，在沒有任何預兆的情況下，張安樂突然宣佈：從此“退出江湖”。而就在當天，張安樂便登上飛往美國的飛機，踏上未來自己可以作為“留美學人”身份回到祖國大陸的夢想之旅。
“江南案”打破他的“歸陸”夢；卻在美國監獄裡成長為一位馬克思主義的追隨者
到美國後，在申請大學面試，面對美國教授詢問赴美求學的理由時，張安樂毫不掩飾未來讀成將赴中國大陸參加自己祖國建設的想法。雖然當時遭到美國教授的不理解和質疑，但張安樂的坦誠還是感動了面試教授，他先後被推薦到美國內華達大學、斯坦福大學就讀。
而當時，在美國留學的張安樂沒打工，和朋友開了一家餐廳。
餐廳生意雖然算不上興隆，但供自己上學沒有問題。和幾年前的生活相比，這樣平靜讀書的生活是張安樂求之不得的。為此，他倍感珍惜，那一時期他用大量時間讀大量的書。
然而，這樣的平靜生活沒有持續很久，他的赴陸夢想也在不久後破滅。
1984年10月，張安樂被意外捲入震驚美臺的“江南案”，救了曾經的“竹聯幫”幫主，他被美國警方誣陷蹲了10年監獄。
歸國夢破滅了。一開始的那段時間他曾一度沉淪，“畢竟10年，對於一個充滿理想的年輕人而言，意味著前途和人生將從此變得黑暗。”
然而，慢慢地，他又重新燃起了理想與希望的火焰。“而讓我燃起希望火焰的，是監獄裡的讀書會。”張安樂說，一次偶然的機會，遇到幾位美國“黑豹黨”和美國解放運動組織的成員，“他們都是監獄讀書會成員，這些美國人都曾經是拿槍和美國
政府戰鬥的。”張安樂說，他們中有黑人，有白人，有印第安人。據張安樂介紹，他所在監獄裡的那個讀書會，下面還分為馬克思列寧小組、毛澤東思想小組等，當時參加者除了上述組織成員外，還包括美國“印第安人復國運動”、非洲人文化協會、“黑色莫斯林”等組織成員。“讀書會成員很多都是支持社會主義陣營的。”張安樂說，我當時就把讀書會當成大學，和大家一起學習一起討論，“因為有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對歐洲和馬列主義的研究基礎，所以監獄生活的大量時間，我基本上都用來重新學習馬克思、列寧著作。”那一時期，張安樂不僅把《資本論》看了幾遍，還對《剩餘價值論》進行了反覆研讀。那一時期，張安樂首次接觸到了“和平統一、一國兩制”的知識，還買了非正規渠道出版的《毛澤東選集》英文版，“我看的最多的書就是馬列著作，美國經歷讓我成為馬克思主義的追隨者。”
張安樂說，讀書會的“同學們”基本是反美、反帝、反資本主義的。他們中絕大多數人支持中國統一，“1989年，我們的讀書會成員還專門開了會，譴責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企圖對中國搞全盤西化；之後還有一次專門開會研討，併發聲明譴責達賴集團企圖搞西藏獨立、分裂中國。”
張安樂至今還記得蘇聯解體的第二天一早見到獄友——美國“印第安人復國運動”主席時的情景：“他哭喪著臉，一見到我就說，印第安人的朋友只剩下中國了，只有中國能解放我們，也只有中國才能讓社會主義制度長期發展。”
記者：高楊
審核：周佳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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