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導報 中國發展網 記者季曉莉
進入發展新時代，“一個更加開放的中國，將同世界形成更加良性的互動，帶來更加進步和繁榮的中國和世界”。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作為新興開放大國，我國既迎來重要的戰略機遇，也面臨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戰。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建議把“以高水平開放為主線形成改革發展新佈局”作為“十四五”我國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總體思路。近日，中國經濟導報記者專訪該院院長遲福林，分析高水平開放的重要性。
未來5~10年，中國以更高水平開放倒逼國內全面深化改革將成為突出亮點
中國經濟導報：近期您提出“開放是最大的改革”，那麼您認為“十四五”期間，哪些領域條件成熟、有希望更進一步開放？
遲福林：“十四五”期間，我國將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我國與世界的融合度越來越高，對外開放將從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制度型開放轉變，需要制度變革和創新。在這種情況下，要形成全面深化改革的動力，開放的推動作用很重要，開放倒逼改革的特點比以往更加突出了。
通過制度性、結構性安排，一方面是創造良好的營商環境，開放市場、公平競爭、保護知識產權和財產權，調整產業政策、政府補貼、環保標準等；另一方面是要適應和對接零關稅、零補貼、零壁壘等未來經貿規則變化的大趨勢，直面關稅制度、國有企業改革、政府採購公開化等問題。這些都已涉及改革的深層次矛盾。例如，包括教育、醫療、健康、文化、旅遊在內，以金融為重點的服務業對外開放需要打破行政壟斷，進行一系列制度安排，同時變革理念。
我國結構性改革的重點之一就是服務業市場開放，它正在倒逼整個營商環境的優化。營商環境不單是提高辦事效率，更重要的是制度安排，這涉及到政策轉型，要實現由過去“有保有壓”的產業政策向以競爭政策為基礎的轉變，實現市場監管的重點從一般市場行為監管向公平競爭審查轉變。
“十四五”期間我國以高水平開放為主線形成改革發展新佈局，適應了我國發展和國際地位變化的需要。未來幾年我國將處於一個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階段、一個經濟競爭力逐步增強的關鍵階段、一個從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參與者到主導者的轉變階段。我國應把握經濟合作競爭的主動、全球治理的主動、推動自由貿易進程的主動、維護多邊貿易體制中的主動，核心在於開放。由於開放與改革直接融合，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以財產權和知識產權為重點的制度性變革，開放是重要動力。
在我國和世界經濟高度融合之際，科技革命催生傳統產業的變革，製造業不再是簡單的轉型升級，而是在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價值鏈上的攀升。此時中國的高質量發展、內需潛力的釋放，離不開高水平開放。
中國經濟導報：在您看來，該如何去推動開放？
遲福林：很多領域的開放實際上是改革理念加強推進後的結果。我國在改革開放之初是開放倒逼改革，打開國門後才看到國內哪些方面需要改革。例如，改革開放前，我們沒有賓館的概念，只有政府招待所；打開國門後我們才看到傳統計劃體制需要改變。
到了新階段，我國從世界工廠變成世界市場，開放牽動影響全局、開放與改革直接融合、開放倒逼改革的特點突顯出來了。這個階段不是改革和開放誰先誰後的問題，而是內在的直接融合。未來5~10年，中國以更高水平的開放倒逼國內全面深化改革將成為突出亮點。
市場越來越開放、負面清單越來越短，我國在多方面進行的改革頗有成效
中國經濟導報：您如何評價“十三五”期間改革的進展？
遲福林：“十三五”期間我國在多方面進行了改革，總體看有很大進展。但在某些重要領域，如服務業市場開放，確實和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有些不相適應；在某些重要改革還沒有重大突破，利益固化後缺少改革的推動力。
現在進入“十三五”末期，“十四五”即將來臨，高水平開放、高質量市場經濟、高質量發展高度融合，前提在於開放。如果開放往前走，相當於改革也往前走了；開放往前走，改革也必須往前走。所以中央提出來的制度性結構性安排、強化競爭性政策的基礎性地位、確立競爭中性原則等十分重要，它們既是深刻的改革，又是高水平開放的重要體現。
中國經濟導報：近日世界銀行發佈了《2020年營商環境報告》，您對中國排名繼續上升這件事有什麼看法？
遲福林：中國營商環境排名從46位上升到31位，說明我們的市場越來越開放，負面清單越來越短，近年出臺的一系列舉措頗有成效，這個結果相對來說是客觀的。營商環境改善的最大本質就是市場越來越開放，內外資企業規則統一進程越來越快。
但當前在落實公平競爭上還存在某些問題。例如，有的地方政府認為優化營商環境更多還是提高效率、簡化流程，更多地著眼於招商引資和項目建設。服務業領域的開放加速，將倒逼政府轉變理念、轉變行為，通過高水平開放解放思想、把握趨勢，然後強化制度性、結構性安排。
對標國際基本經貿規則，我國應儘快形成新型開放大國高水平開放的新佈局
中國經濟導報：您預測一下，“十四五”期間國內外環境會有怎樣的變化，其中與過去最大的不同會是在哪方面？
遲福林：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國和世界經濟的關聯度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更直接地融合，同時外部環境更復雜，面臨更多的挑戰和機遇。只有把握住世界發展的趨勢，才能做好自己的事情，打下從大國之治邁向強國之治的堅實基礎，攜手為世界經濟發展注入更多動力。這不僅僅體現在經濟總量上，還體現在制度安排、市場開放程度、政府職能和理念的轉變等方面。在我國未來10年~30年甚至更長時間裡，“十四五”將扮演一個特殊角色。
應該說，我國有能力有條件在跟世界的融合上做得更好，有能力有條件在全球經濟增長和全球治理上發揮更大的作用，有能力有條件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加融合、開拓更大的市場，有能力有條件使我國在全球治理上從重要的參與者向主導者轉變。
中國經濟導報：在您看來，應如何以高水平開放佈局“十四五”？
遲福林：隨著我國產業結構、消費結構、城鄉結構、外貿結構變化，服務貿易日益成為以高水平開放促轉型升級的重點、焦點、難點。“十四五”推進規則等制度型開放、結構性開放進程，要以服務貿易為重點，形成改革發展的新格局。
目前，國際經貿規則與治理結構正處於重構的關鍵時期，我國應防止被排除在多邊貿易體制與全球規則重構之外，應在新的國際經貿規則構建中發揮更大作用。因此，我國應該以對標國際基本經貿規則為導向，加快自由貿易試驗區和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建設進程，實現對外開放新高地的重大突破，儘快形成新型開放大國高水平開放的新佈局。
在“十四五”期間應加快推進服務業市場的全面開放，強化服務業內外標準對接、資格互認，降低服務貿易邊境內壁壘；以中歐、中日韓及亞太區域一體化為重點，加快構建以服務貿易為重點的雙邊、多邊自貿網絡，推動“一帶一路”產能合作與服務貿易相融合。
在營造國際化、法治化、便利化的營商環境方面，應完善“准入前國民待遇+負面清單”管理制度，統籌強化知識產權保護與產權保護，以減稅降費為重點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進政府採購公開化、市場化進程。
在強化競爭政策基礎性地位為重點實現市場化改革新突破方面，應全面清理妨礙公平競爭的產業政策，更多采取市場化的手段；推動產業政策向普惠化、功能性轉變；實現市場監管的重點由一般市場行為監管向公平競爭審查的轉變；確立競爭中性原則，深化國企改革；經濟活動由地方政府間競爭向企業主體間競爭的轉變；實現經濟政策由產業政策為導向向競爭政策為基礎轉變。
從華為等企業案例看，第四次工業革命正在開啟創新2.0時代，主要特徵是開放式創新。這不再是一個國家內部的“閉門造車”，而是跨越國界的全球現象。由此，需要以開放實現技術創新的重大突破，繼續主動開展高水平的國際科技合作。
此外，未來10年左右我國消費結構、產業結構和城鄉結構還有10~15個百分點的升級空間，蘊藏巨大內需潛力，並將支撐“十四五”5%~6%左右的經濟增長，形成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礎。因此，需要推進高水平開放與經濟轉型升級的直接融合，以釋放巨大的內需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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