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曼生，也就是清代篆刻家陳鴻壽（1768～1822年），他出生於乾隆三十三年，卒於道光二年，浙江錢塘人，字子恭，號曼生。陳鴻壽是浙派篆刻“西泠八家”之一，書畫創作亦有相當可觀的造詣。曼生在嘉慶六年（1801年）拔貢，嘉慶十六年任溧陽知縣。學者李敏行在紫禁城雜誌發表的《曼生壺製作年代探索》一文中，有如下介紹。
“曼生壺”是指陳鴻壽與人陶人合作或監造的紫砂壺。
陳鴻壽
曼生銘泥繪方壺（兩側及俯視） 蘇州文物商店藏
曼生曾經在畫裡畫了曼生壺。兩幅以茶壺為題材的《壺菊圖》分別繪於嘉慶十七年（1812年）及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皆配以“茶已熟，菊正開，賞秋人，來不來”題句。另一幅圖無紀年，有相同的題句。後者從與前述兩幅題句相同來看，創作時間應當不會距離太遠，在無紀年《壺菊圖》中，曼生還另有提及楊彭年的題識。
陳鴻壽《壺菊圖》 上海博物館藏
從後者提到楊彭年的字句推測這幅沒有紀年的《壺菊圖》有可能早於有紀年的兩幅，至少是同時期所繪，至少三幅《壺菊圖》的創作年代不會相距太遠。根據用印和署名來看，無紀年《壺菊圖》也是嘉慶十七年左右的畫作。另外一個原因在於無紀年《壺菊圖》提到楊彭年的口吻當處於曼生初結識之時。對於楊彭年，在無紀年《壺菊圖》的題句中，陳曼生是這麼描述的。
萬泉款竹節壺 上海博物館藏
“楊君彭年制茗壺得龔時遺法，而餘又愛壺，並亦有制壺之癖，終未能如此壺之精妙者，圖之以俟同好之賞。”將茶壺入畫，此前的文人書畫作品中固然偶有，比如文徵明的《品茶圖》、王問的《煮茶圖》，這些前人之作，雖然皆以茶事為主題，但是就整體畫面而言，茶壺不過是茶事的工具之一，並非其中賞玩的要角，至少在畫作的視覺焦點上是如此。
楊彭年制竹節壺 上海博物館藏
在這一點上，曼生的《壺菊圖》在題材、視角上是前所未有的——茶壺成為整幅畫面的主要內容，所以，在初畫《壺菊圖》時，不只是簡單的題句，又多費了些筆墨對此主題的作畫背景、意圖加以說明。這是筆者認為此幅《壺菊圖》可能稍早於有紀年兩幅的原因之一。
楊彭年制仿唐井欄水盂 道光壬午款 南京博物院藏
另外更重要的是，從題句中可知，曼生在此前雅好砂壺的興致已久，而且見了楊彭年所作，才又對砂壺工藝的賞鑑達到一個更滿意的境界。從“終未能”這樣的口吻推測，此畫很有可能作於曼生與楊彭年結識的早期，“才看到”彭年所制的砂壺，而且頗有將一般文人並不一定熟悉的楊彭年，推介給眾多同好砂壺文朋墨友的意味。
另兩幅有紀年《壺菊圖》的創作時間，曼生壺和其主要合作者楊彭年，在此時已經具有相當知名度了，即使沒有加以說明，賞畫者對於畫中的曼生壺甚至其主要合作者楊彭年已經不陌生。
楊彭年制笠式壺 道光八年款 香港茶具文物館藏
雖然曼生在溧陽知縣任內是曼生壺製作的主要時期，但按照事物發展的規律，在曼生壺取得紫砂工藝史上相當成就的階段前，應當有一個萌芽期。
事實上，曼生在任溧陽知縣前，已經開始對宜興紫砂產生相當的興趣，前述無紀年《壺菊圖》的曼生題句清楚地說明了這一點：在與楊彭年結識、進而合作前，曼生已經愛壺並且有制壺之癖。
楊彭年制描金山水詩句壺 故宮博物院藏
明清時期，使用甚至專門定製紫砂茗壺，是許多文人墨客講究生活情趣的一種方式，尤其是臨近宜興的蘇杭一帶。從曼生的交遊中可以發現一些蹤跡。比如，根據孫慰祖先生整理的陳鴻壽年表，他在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曾為吳騫刻印。吳騫，正是《陽羨名陶錄》的作者。這一年曼生二十三歲，還相當年輕。吳騫這樣一位酷愛宜興紫砂的文人可能給曼生一些這方面的薰陶。
作為同好，二人會不會交流彼此的心得？這個可能性不低。另外，根據曹清先生指出，浙江省博物館藏有一幅曼生繪的《善權石室圖》，善權石室，即宜興名勝善卷鐘乳石洞。曼生遊歷過宜興，或因此而開啟了曼生對紫砂的興趣，這些可能性都是存在的。所以，曼生壺誕生的時間遠早於曼生任溧陽知縣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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