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9日,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
正式簽署無條件投降書。
然而,丹麥的西海岸上,還埋置著大量德軍遺留下的地雷。
於是在丹麥當局的要求下,一群德國戰俘被送往雷區。
開始了極其危險的排雷工作。
據歷史記載,當時大約有2000多名德國戰俘參與了排雷工作。
他們徒手排除了丹麥西海岸上埋置的150多萬顆地雷。
死傷人數達到了一半以上。
其中絕大多數都是非常年輕的孩子。
也許有的小夥伴會問了,你這是從哪兒看到的野史?
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你,這並不是野史。
而是二戰後一段真實的歷史。
也是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2015年,根據這一真實事件改編的電影上映。
——《地雷區》。
該片在當年一經上映便引起了廣泛關注。
不僅一舉拿下了第40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天主教文華獎。
還受到了第89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外語片的提名。
主演羅蘭德·莫勒和路易斯·霍夫曼雙雙榮獲第28屆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男演員。
國內豆瓣給出了8.6分的評分。
位列2016年度冷門佳片排行榜第3名。
不少觀眾將其稱之為“令人心碎的電影”。
故事圍繞著當年的排雷事件展開。
大量德國戰俘在丹麥當局的要求下,被送往西海岸排雷。
塞巴斯蒂安便是其中之一。
他所在的小隊,成員都是和他年紀相仿的德國男孩。
在丹麥軍官卡爾中士的帶領下,這些孩子開始了極其危險的排雷工作。
由於技術限制和地雷的數量眾多。
他們只能用赤裸的雙手挖掘數以百萬計的殘餘地雷。
過程中,很多人被炸死。
或者殘廢。
卡爾中士親眼目睹了這一切的發生。
經過長時間的挖掘,這些德國孩子終於排完了任務區中的地雷。
然而就當他們以為終於可以回家的時候,丹麥軍方高層又下達了新的排雷任務。
倖存下來的孩子們,只得絕望的被送往下一個目的地。
或者說,是下一個煉獄。
這部《地雷區》在當年上映之後,曾一度引起了不小的爭議。
兩方觀點,一個對立面。
一方認為當年丹麥的做法過於殘忍,有違人道。
另一方則認為德國人留下的地雷,不讓德國人挖,難道要讓丹麥人自己挖嗎?
其實小嗨覺得,這樣的爭執根本就毫無意義。
影片想要討論的是“地雷應該由誰來挖”的問題嗎?
顯然不是。
二戰後大量德國戰俘被送往丹麥西海岸徒手排雷。
造成一半以上的傷亡。
其中絕大多數是孩子。
這已經是歷史上不爭的事實。
況且在那個特殊年代,人性複雜。
戰爭本身也具有一定的敏感性。
這些都使得“地雷應該由誰來挖”這個問題永遠都不會有一個可行的答案。
影片真正想要討論的問題是什麼?
正如導演馬丁·贊裡維特說得那樣。
在戰爭結束後,戰勝國和戰敗國的人們應當怎樣生存、如何相處。
如果明白了這一層含義,很多不必要的問題就會迎刃而解。
戰爭中最無辜的是誰?
是孩子。
他們原本應該無憂無慮、幸福快樂地長大。
卻因為成年人的自私不得不身陷一個隨時可能丟掉性命的世界裡。
他們根本不明白為何會這樣。
甚至根本不懂戰爭的真正含義。
我們常常會為戰爭中正義一方的孩子們鳴不平。
卻忽略了哪怕是非正義一方的孩子們,也沒有必要承擔這一切。
當年在希特勒的領導下,德國舉國上下都陷入了瘋狂之中。
孩子們也在耳濡目染下被灌輸著法西斯主義的思想。
可他們知道什麼是法西斯主義嗎?
知道種族、國家、制度的真正含義嗎?
不能說完全不懂,只能說懵懵懂懂。
片中參加排雷任務的德國孩子們,被迫離開家鄉。
被迫為成年人犯下的錯誤買單。
在那些丹麥軍官的眼裡,他們的命,還不如一條狗。
惡言相向,拳打腳踢。
更重要的是,小小年紀,便要經歷生死存亡。
眼睜睜看著身邊的同伴一個個受傷、殘廢、死去。
他們知道,自己時刻面臨的,可能也是同樣的結果。
所以片中出現次數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我想回家。
當有人問起“你回家想做什麼”的時候。
一個少年回答:“我要回去做建築工人,德意志需要我們去重建”。
身在遠方,心在家鄉。
即便承受著本不屬於自己的罪孽,他們還在想著為國家的建設出一份力。
然而現實是殘酷的。
一個個滿懷著回家後的憧憬的少年,卻被一聲又一聲刺耳的爆炸聲奪去了生命。
正因如此,才得以打動那些原本仇視他們的人。
你看片中的卡爾中士。
他曾明確表示過:丹麥人不會張開雙臂歡迎你們的到來,你們只是來排雷的。
於是最開始他和其他丹麥軍官一樣,對這些德國孩子施以拳腳和責罵。
可當他目睹了一個個年輕的生命受傷、死亡之後,逐漸變得溫柔起來。
不僅給大家偷來吃的東西,還帶著孩子們一起踢足球。
甚至當最後軍方高層下達了新的排雷任務的時候,卡爾中士做出了一個違背命令的決定。
他在運輸途中私自放走了自己隊伍裡那幾個倖存下來的孩子。
讓他們越過國境線,平安回家。
這是卡爾中士對自己的救贖。
因為他深知,如今這樣有違人道的做法,和當初德國納粹的行徑沒有什麼區別。
冤冤相報何時了?
如果你痛恨那些曾經傷害過我們的人,就不要把自己變成和他們一樣的人。
值得一提的是,這部《地雷區》是由丹麥和德國合作拍攝製作的。
人不怕犯錯誤,最怕逃避和狡辯自己犯下的錯誤。
時隔多年,丹麥和德國都能夠直視那段歷史,直視自己曾經犯下的錯誤。
實屬難得。
這比起某些避重就輕,甚至篡改史實的國家來說,要強上太多。
作為一名電影工作者,最重要的就是向大家傳達正向的思想。
正如《浪潮》的導演丹尼斯·甘塞爾說得那樣。
作為一名電影人,我有責任去警醒觀眾。
馬丁·贊裡維特,也做到了。
(本文由high電影原創,如需借鑑,請務必標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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