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連13歲男孩殺害10歲女童，把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再次推上了輿論的風口浪尖。然而風波未停，又有噩耗傳來：日前，四川眉山市仁壽縣一名15歲中學生，因對老師日常管理不滿，在教室內用磚頭猛砸老師頭部，致其重傷昏迷，至今未醒。
要不是監控攝像頭記錄下行兇者暴打老師的全過程，無人敢想象一名15歲未成年人，會在公共場合如此暴力傷人，老師已倒在血泊之中昏迷，他仍試圖衝開同學的阻攔，再次行兇。其行為的兇殘與囂張，超乎常人想象。
而大連殺害女童的13歲男孩，被媒體曝出平時就經常騷擾女同學和女鄰居，一些學生家長和小區居民十分不安，甚至向派出所投訴，卻無濟於事。另外，案情暴露後，他竟然還在同學群裡各種裝模做樣，故意談論自己未滿14歲，“一個小孩”不該被“草率”加入嫌疑名單，等等。如此“心中有數”，更是可怕至極。假如“收容教養”真的已是目前法律框架內對其最嚴厲措施，那麼且不論“收容教養”這種方式與其犯罪的故意性、暴力性以及受害人家人對懲兇究惡的公平正義要求，能否對應；單就“收容教養”執行時間而言，短暫的限制人身自由，能否化解其社會危害性，又能否避免不良示範效應，讓更多有輕微犯罪或犯罪傾向的未成年人以為“14歲前可以為所欲為”，我們真的沒有信心。
一面是未成年人犯罪的猖狂和暴力升級，越來越令公眾不安。另一方面是各方對約束“魔童”之力的評估，都有偏弱偏松印象。不僅未成年犯罪者會產生“法律能奈我何”的錯覺和狂妄，他們身邊負有監護管理之責的家長與執法部門等，也容易因此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看輕後果，忽視自己的管教責任。
古人云，“子不教，父之過”。現代法治社會，這個“過”，在突破了一定邊界時，也是不應該輕鬆“過”，而應當承擔相應責任的。既然犯罪心理學等方面的研究早就證實：除極少數例外，多數“魔童”的養成，與其家庭教育和成長環境中的失責、暴力、寬縱、誘惑等因素密切聯繫。那麼，從預防犯罪的角度出發，我們必須思考——目前未成年人刑事責任的承擔條件和承擔方式是否應該有所改變；與此同時，他們身邊那些“看不見”的責任，如何得到落實；那些失責的人、機構和部門，又該如何被追責和懲罰。
（燕都融媒體評論員 劉採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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