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李學勤先生在《光明日報》上發表《曾國之謎》一文，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假說：考古發現的曾國，便是古書中的隨國。由此引發了此後關於“曾隨之謎”長達四十餘年的爭論。
從1966年京山蘇家壠出土兩週之際曾國青銅器群，到1970、1972年隨州熊家老灣兩度發現曾國青銅器，到1978年曾侯乙墓橫空出世，再到新世紀以來郭家廟、葉家山、蘇 家壟、文峰塔等遺址的一系列重磅發現，曾國的面貌愈益清晰。由於文獻記載語焉不詳，故曾國可以說完全是一個挖出來的封國。
2019年5月，隨州棗樹林墓地發現第169號墓，也就是曾侯寶夫人羋加之墓。羋加是楚國公主，“羋”是楚國王族之姓，亦即“羋月”的“羋”，在古文字中寫作“嬭”。這座墓出土了一件銅缶，這是楚王將女兒羋加嫁給曾侯寶時所制媵器，上有“楚王媵隨仲羋加”的銘文。銘文將曾國稱作“隨”，正驗證了李學勤先生的卓識——“曾隨之謎”至此完全解開。
羋加之墓中，還出土了一套編鐘，其銘文極具價值，在材料發表之前，相關消息已不脛而走。2019年8月7日發行的《江漢考古》2019年第3期刊佈了《嬭加編鐘銘文的初步釋讀》一文，對銘文做了初步介紹。
羋加編鐘局部
值得關注的是，銘文出現了“禹”與“夏”。
銘文開篇雲：
惟王正月初吉乙亥，曰：伯括受命，帥禹之緒，有此南洍。
“伯括”即《尚書·君奭》中的“南宮括”、《論語·微子》中的“伯適”，是周初重臣，“文王四友”之一。在神魔小說《封神演義》中，便有他的戲份。2009年發現於隨州文峰塔曾侯與之墓的一套編鐘，也出現了“伯括”的名號：
惟王正月吉日甲午，曾侯與曰：伯括上帝，左右文武。徹殷之命，撫定天下。王遣命南公，營宅汭土。君庀淮夷，臨有江夏。……
這段鍾銘正可與羋加編鐘銘文相比照。說的是南宮括輔佐周文王、周武王翦滅殷商，後被分封到南土，創立曾國。“南公”一般認為即前文的“伯括”，沈長雲先生則認為“南公”指南宮括的下一代南宮毛，與“伯括”不同。不過從羋加編鐘看，曾人心目中的曾國始封之君仍應是南宮括。曾（隨）國實際上是南宮括的後代，這是前所未知的。
羋加編鐘銘文所謂“有此南洍”，相當於曾侯與編鐘“營宅汭土”“臨有江夏”，指的是曾國肇建於江漢地區，即周之南土。銘文還說伯括建國於此，正是“帥禹之緒”。“緒”字，《嬭加編鐘銘文的初步釋讀》將其釋作“堵”，認為“禹之堵”見於叔夷鍾，相當於“禹跡”“九州”。但這句話分明相當於《國語·周語下》的“帥象禹之功”和《詩經·魯頌·閟宮》的“纘禹之緒”。所謂的“堵”字左旁為工，右旁為者，與“堵”實際上並不相同。筆者認為應讀為“緒”，“緒”者，業也，“帥禹之緒”的意思是遵循大禹的功業。
羋加編鐘銘文部分摹本：（伯）括受命，帥禹之緒，有此南洍。余文王之子孫……
《嬭加編鐘銘文的初步釋讀》所提到的叔夷鍾，也出現了“禹之緒”：
夷典其先舊及其高袓：虩虩成湯，有嚴在帝所。敷受天命，翦伐夏後。敗厥靈師，伊小臣隹輔。鹹有九州，處禹之緒。
叔夷鍾在北宋宣和五年（1123）出土於齊國臨淄故城，因金兵南下而下落不明，今僅存摹本。叔夷是宋穆公的後代，因而也可以說是殷商後裔。他在銘文中敘及先祖商湯在伊尹的輔佐下，受天命而翦滅夏人，因而統治九州。這是以殷商後人的口吻追述商湯伐桀之事，在叔夷的心目中，夏朝的存在自然是沒有疑義的，而且，其先人所統治的地域便是“禹之緒”。
叔夷鍾所謂“禹之緒”，過去被釋作“禹之堵”。實際上所謂的“堵”也是左旁為工，右旁為者，寫法與羋加編鐘的“緒”相同，亦當讀作“緒”。這便涉及到如何理解“禹跡”。人們通常想當然地將“禹跡”理解作大禹的足跡，其實所謂的“禹跡”“禹績”“禹緒”皆指大禹的功業，“跡”“績”“緒”都是功業的意思，與足跡無關。而九州正是大禹功業的具體表現，故“禹跡”“禹績”“禹緒”又被用來指代九州。《詩經·大雅·文王有聲》雲“豐水東注，維禹之績”，這裡的“禹之績”指大禹的功業；《詩經·商頌·殷武》所見“天命多闢，設都於禹之績”，“禹之績”則已經是地域範圍了。正如羋加編鐘“帥禹之緒”指遵循大禹的功業，叔夷鐘的“處禹之緒”便指居住於大禹所奠定的九州。（參見拙文《嬭加編鐘銘“帥禹之堵”解》，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網站，2019年8月7日）
1919年出土於甘肅天水的秦公簋有一句著名的銘文：“丕顯朕皇祖受天命，鼏宅禹責。”孫慶偉先生最近的一部著作，書名便用了這句銘文。“責”字過去被讀為“足跡”之“蹟（跡）”，如果參照《詩經》的文例，“責”實際上對應“績”。如果將其讀作“跡”，指的也是“王跡”之“跡”，是功業的意思，與“足跡”之“蹟（跡）”不同。“鼏宅禹責（績/跡）”，也相當於“處禹之緒”。
羋加編鐘、叔夷鍾和秦公簋在強調“禹跡”的同時，也不約而同強調天命。天命是權力合法性的來源，“禹跡”則是疆域合法性的來源。
秦公簋銘文
羋加編鐘、叔夷鍾、秦公簋三件器物的年代都在春秋中晚期，它們不但均見及“禹績”或“禹緒”，還都提到了“夏”。
叔夷鍾所謂“翦伐夏後”，“夏後”指夏朝之君，這裡的“夏”是就夏朝而言的。
秦公簋則說“保業厥秦，虩事蠻夏”，以“蠻”修飾“夏”值得玩味。
羋加編鐘銘文雲：“以長辝夏。”雖然“長”字的釋讀還有疑義，但這句話的意思還是基本清楚的，那便是通過統治曾國，光大“夏”之基業。
周人以“夏”自居，如《尚書》記載周人自稱“我有夏”“我區夏”。結合秦公簋和羋加編鐘，可以看出時人對“夏”的認同。
“夏”是華夏共同體的標籤，代表著正統，同時也是歷史記憶的反映。它更多是文化意義上的標籤，超越了血緣與地緣。兩週時期人們對“夏”的強調，成為當時凝聚華夏共同體的重要途徑。
叔夷鍾是齊靈公時期的器物，秦公簋是秦景公時期的器物，王國維先生在《古史新證》中據此指出：“春秋之世東西二大國無不信禹為古之帝王，且先湯而有天下也。”如果加上羋加編鐘，則遠至南土，“禹跡”與“夏”的觀念也深入人心。需要注意的是，叔夷鍾出自齊國，但叔夷是商人後裔，商人是夏人的死對頭；秦公簋出自秦國，秦人來自東方，與商人也多有關聯，秦人的先祖便曾“助紂為虐”；羋加是楚人，相傳是顓頊、祝融後裔；羋加的夫君則是姬姓的曾人，曾侯與編鐘稱“餘稷之玄孫”，曾人是后稷的後裔。西周中期的豳公盨以及可能寫作於周代的清華簡《厚父》，都提到大禹治水、奠定九州的偉績，其中《厚父》記載了夏人後代對祖先的追述。可見，無論是夏人後裔，還是商人、周人後裔，無論他們與“夏”是有親緣關係抑或敵對關係，都表現出對“夏”的認同以及對大禹勳績的稱頌，並非出自某家某族之標榜。
總之，羋加編鐘的發現，有助於我們進一步認識“禹跡”與“夏”的觀念在先秦的內涵及流播，彌足珍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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