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30年代，蔣介石（右）與雲南省主席龍雲會面
1935年5月，貴州軍閥王家烈被蔣介石趕下臺後，黔軍中隨即出現反彈：以猶禹九為首的一批舊軍官一度在黔北組織所謂“新25軍”，並提出“雪亡省之恥”“黔人治黔”的口號，進行所謂的“復興運動”，然而在貴州已中央化的大背景下，這種“復興”只是徒勞。但同一時期鄰省出現的“川人治川”“滇人治滇”就不是喊喊口號那麼簡單了。
老狐狸龍雲婉拒中央軍
當蔣介石扳倒王家烈之時，中央紅軍的主力急速向雲南挺進，蔣介石從貴陽急電龍雲，命其在滇、黔黃泥河以東佈置部隊防堵，同時下令薛嶽率吳奇偉、孫渡、周渾元等部尾追。當時滇軍主力外調，昆明城防空虛，紅軍入滇後，一路凱歌，直逼距昆明不過60餘里的崇明、尋甸附近。尾追而來的薛嶽發電給龍雲，大致說不知道紅軍的意圖，故不敢輕易窮追，並稱將率吳奇偉縱隊等中央軍主力開赴昆明。龍雲一看這勢頭，就與幾個月前開進貴陽時如出一轍，看來是要把自己變成第二個王家烈了。
但龍雲終究不是王家烈。首先，雲南地處邊陲，遠離中央，天高皇帝遠，是最好的割據土壤。其次，龍雲自1927 年取代唐繼堯成為滇系首領後，獨攬雲南軍政大權，並多次染指川黔，勢力根深蒂固，不易撼動。第三，滇軍從人數上看雖不及黔軍多，但政令統一，不像黔軍那樣派系林立，並且自辛亥以來，就以驍勇善戰著稱。一言蔽之，老狐狸龍雲不好對付。薛嶽發去電報後，沒多久便收到回話，龍雲告訴他，昆明城小，裝不下這麼多部隊，“薛君個人來，我當表示歡迎”，但各軍師除採買人員，一律不能進入昆明。據說薛嶽吃了閉門羹後曾氣得破口大罵：“這個老狐狸，我們辛辛苦苦地在為他奔波賣命，他坐在城裡充老子，指手畫腳的，狗屁東西！”
老謀深算的龍雲也沒有把事做得太絕。5 月5 日，薛嶽抵達昆明時，龍雲組織一大群人又是敲鑼打鼓，又是放鞭炮，把歡迎儀式搞得非常隆重，給足了薛嶽面子。之後的宴席上，又耐心地給薛嶽解釋不讓部隊進城的原因。據李以劻回憶，龍雲“發動兩廣旅滇同鄉歡宴薛嶽，說明部隊不能入城的原因也有三條：（1）怕誤了追擊日程；（2）防止紅軍冒充中央軍混入崇明之事重演；（3）由於在曲靖、馬龍附近被共軍劫去地圖事，對昆明虛實有所洩露，不能不有戒備。”這樣一來，龍雲既能名正言順地阻止中央軍進入昆明，又不至於得罪蔣介石的紅人。至於薛嶽，他對龍雲的算盤也一清二楚，後來與李以劻等人聊起此事時，說“這三點都是次要的藉詞，實在的主因是怕中央奪他的地盤”。
龍雲婉拒中央軍進昆明只是蔣龍博弈的一次具體表現。實際上，為了保住自己在雲南的統治地位，龍雲與蔣介石之間的較量早在紅軍進入貴州時期就開始了。
蔣龍博弈
我們將時間推回1935 年初，在黔境的中央紅軍於1 月29 日分三路從猿猴場、土城南北地區一渡赤水，進入川南，大有揮師入滇之勢。起初不相信紅軍會來的龍雲開始不安起來，於是召集身邊將領及智囊開會商議對策。當時多數滇軍將領都認為紅軍“已臨末日”，在中央軍的追剿和各省的防堵下，“斷無倖存之理”。相反，他們更擔心的是蔣介石以圍追紅軍為掩護，企圖染指雲南。第3 縱隊司令孫渡和滇軍第2 旅旅長安恩溥都認為此次“追剿”紅軍實乃蔣介石“一箭雙鵰”之計，不僅要消滅紅軍，同時也要對地方實力派進行削藩。因此，他們建議與其讓中央軍進雲南，倒不如滇軍主動出兵貴州防堵紅軍。
龍雲仔細分析了局勢後，決定採納孫渡等人的建議，出兵貴州。其背後的含義正如李以劻所言：“這次出師雖是龍雲幫助了蔣介石，但也是龍雲想拒敵人於省外，保持雲南統治，以免在紅軍入滇後，招致中央軍前來的不良後果。”
龍雲一方面派滇軍驍將孫渡率部入黔，另一方面則坐鎮昆明發電遙控。4月初，貴陽戒嚴期間，孫渡所部的滇軍作為最主要的“救駕”部隊，從400多里外的黔西大定以急行軍速度向貴陽開進。在這過程中，龍雲擔心滇軍過於深入貴州後，導致紅軍竄入防務較為空虛的雲南，在4月2日密電孫渡：“若匪竄過貴陽後，我軍應即暫行告一段落，停止前進。……若委座有令，飭我軍前進時，可將上述各種困難情形逕電婉呈。倘有滯礙，可惜後方推拖耳。”
比較詭異的是，孫渡竟然沒有收到這封密電，愣是用三晝夜趕到貴陽“保駕”（正常行軍速度要一週）。而龍雲那封讓孫渡“暫行告一段落”的密電卻被蔣介石的偵察電臺意外偵知，他一見孫渡便問：“龍總司令有什麼電報給你沒有？”孫渡壓根沒見過密電，一問就懵了。蔣介石此時提問其實是試探孫渡是否有違背龍雲的密電，以便實施拉攏，但見孫一臉迷茫，也就知道他的確不知情。之後，蔣對孫異常客氣，表彰“該縱隊乃革命軍人的模範，動作迅達作戰勇敢”，除了當面表彰外，還傳令嘉獎，犒賞孫渡兩萬元，所部每旅長一萬元。薛嶽也表揚孫渡所帶的部隊是“勤王之師”。
在拉攏孫渡的同時，蔣介石發電還以為是在給紅軍護航。時任滇軍第五旅參謀長常紹群回憶說：“滇軍從此以後，一切行動都受薛嶽控制，孫渡唯命是從，使滇軍在長寨、紫雲、廣順地區打圈圈，不讓滇軍堵著紅軍的頭。蔣介石想讓紅軍進雲南，以便他的勢力有藉口進入雲南。”
在蔣介石的最高指示下，戰場上出現了很多匪夷所思的場景。赤水河地區，紅軍與國民黨部隊甚至走在同一條路上，雙方的戰士們交織在一起，卻並沒有開火。據時任紅三軍團11 團政治部主任王平回憶：“（紅軍裡）有的部隊穿著國民黨軍隊的衣服，在國民黨軍隊中來回穿插，有些掉隊傷員還到國民黨軍隊裡上藥。”身為司號員的小紅軍趙國泰弄了一頂國民黨軍帽，時常到國軍的炊事部門去打飯吃。這可以說是長征以來國共軍隊最為和諧的一幕。”
蔣介石的中央軍給紅軍“護航”，特別嘉獎龍雲：“三縱之忠勇，乃貴總司令平時訓練之功勞。”這表面雖是對龍雲的嘉獎，但聯繫那封密電來看，很可能也有分化龍雲與其麾下將領的用意。只是龍雲駕馭人的手腕比王家烈高得多，儘管孫渡對蔣介石感恩戴德，但也不忍自己的老上司龍雲落得如王家烈那般悽慘，所以沒有急於站隊。貴陽警報解除之際，紅軍繼續和追剿的國民黨軍兜圈子，向西挺進，做出入滇之勢。龍雲急了，立即發出措辭嚴厲的電報電令滇軍各部“不再前進”，並說“我軍若再超過貴陽前進，經費立即斷絕，無論何人令赴黔東，均須考慮，不能輕進也。切要！切屬!”紅軍的西進路線令蔣介石很滿意，想乘昆明空虛，重演薛嶽中央軍進入貴陽的一幕。更有趣的是，以“圍剿”紅軍為己任的中央軍此刻竟然不打不堵，紅軍走到哪，他們就指揮部隊追到哪，但就是不堵截，不知道的龍雲反倒喊打喊殺得厲害。4 月18 日，龍雲電令省內外滇軍：“不顧重大犧牲，努力殺敵，以收夾擊之效。”同時，又密令孫渡，若紅軍入滇，“務望設法不分星夜超越於前，阻其深入，是為至要。”紅軍入滇之後，龍雲還成立了一個“雲南省戒嚴司令部”，宣佈滇中、滇東北各縣戒嚴，並命令各縣長“固守縣城，擅離職守者以軍法論處”。據李以劻回憶：“紅軍在滇過境時沿途各縣縣長帶領民團頑抗，被消滅的團丁達1000 餘……宣威縣長陳其棟因臨陣脫逃及一個督戰不力的參議被龍雲槍決，一個通共紳士張秀升被龍雲斬首。從地方團隊來看，雲南比貴州還頑固，甚至和正規軍一樣兇惡。這也證明龍雲統治雲南比王家烈統治貴州的政權鞏固得多。蔣介石不敢乘紅軍入滇的時候向龍雲開刀，這是原因之一。”
紅軍在雲南活動期間，滇軍所帶的雲南地圖被紅軍繳去，昆明城裡的滇系大佬們一度以為紅軍將攻城而惶惶不可終日。另一方面，蔣介石用盡各種方法想引龍雲上鉤，例如告訴他第1、第2 縱隊入滇後歸龍雲指揮，但龍每次都婉言拒絕，就是不上鉤，即使是已到昆明附近的薛嶽部，也被龍雲以種種藉口拒絕入城。但同時，他又以甜言蜜語安撫薛嶽，並藉著酒勁與薛嶽寫貼換貼，結為盟兄弟。可見，龍雲在玩弄權術方面，的確不知道比王家烈高到哪裡去了。
1935 年5月9日，紅軍巧渡金沙江。兩天以後，國民黨方面的追兵才趕到南岸，可紅軍早已毀船封江，主力陸續離開雲南，向四川挺進。雲南王龍雲總算鬆了口氣。5月中旬，蔣介石親赴昆明安撫龍雲，但凡龍雲要求蔣補發的各項費用，蔣都從寬批發，並口頭上答應龍雲，將來成立“滇黔綏靖公署”統率兩省軍政，由龍雲主持。蔣的這一系列做法不難理解，既然沒能像扳倒王家烈那樣拿下龍雲，那就得拉攏安撫，避免他與桂系等老牌反蔣勢力勾結。
6月上旬，紅軍強渡大渡河，向大小金川前進，蔣介石也準備離開昆明。臨行前，龍雲以黃金製成一個大牌子送給蔣，上刊“蔣委員長蒞滇紀念”字樣，同時還分送了小號的牌子給蔣身邊的侍從人員。到此，蔣龍鬥法告一段落，但事情遠遠沒有結束。六年後，日軍發動太平洋戰爭，橫掃東南亞，滇西也被戰爭籠罩。藉著抗日之機，中央軍又到雲南來了。1945年抗戰勝利之際，蔣介石密令第5軍悍然發動“五華山事件”，一舉剝奪了龍雲的軍政大權，結束了其在雲南近20年的統治。
劉湘“防蔣”甚於“防共”
紅軍從湘江突圍後，曾一度想在川黔邊境建立根據地，但進入黔北後才發現這裡人煙稀少，少數民族眾多，根本不適合建立根據地。1935 年1 月的遵義會議中，紅軍領導層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調整了新的戰略方針。會上，熟悉四川情況的劉伯承、聶榮臻提出到川西北建立根據地的建議，最後意見達成一致，認為“四川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都比黔北好”，遂決定由遵義地區北上，到川西北建立蘇區。
當時的四川又是什麼情況呢？自辛亥以來，四川內戰不斷，軍閥多如牛毛，諸如劉湘、劉文輝、熊克武、楊森、鄧錫侯、田頌堯、唐式遵等大小軍閥互相攻伐，爭搶地盤已是家常便飯。到1932年之後，四川的軍政大權基本被劉湘所掌握，而劉文輝則控制川康一帶的地盤。紅軍對四川也很重視，早在1935 年以前，紅四方面軍就在川陝邊區建立了根據地。
在雲貴川三省的軍閥中，以劉湘勢力最大。而且他與龍雲一樣，都是“防蔣”甚於“防共”。紅軍入川之時，劉湘曾召集幕僚商議，判斷紅軍究竟只是過境，還是打算在四川落地生根。他對親信幕僚說：“我的主意已打定。共匪西來的目的，究竟是圖川還是過路，現在尚難判斷。假如他們的目的在圖川，當然我們吃不消；但是以官兵保衛桑梓的關係，又是以逸待勞，也未嘗不可一拼；幸而站得住，四川依然是我們的。如果共匪只是借道，那就不成問題。但蔣介石如果借這個機會派中央軍入川，則我們同共匪作戰的結果，幸而獲勝，也是替老蔣創造機會；若失敗，那就更不必說了。”劉湘最終決定“無論如何，都要阻止中央軍入川。”
1934年11月12日，劉湘由重慶乘船到南京去見蔣介石，兩人初次見面，劉湘裝傻充愣，竟讓蔣介石產生輕敵心理。但當楊永泰等人提出中央軍派9個師入川“剿匪”的問題時，劉湘死活就是不同意。最後還是蔣介石做出讓步，任命劉湘為“剿匪”總司令，將川軍主力20萬餘人編為六路對紅軍進行圍堵。中央軍入川的計劃是泡湯了，但蔣介石另有他法。川軍在“圍剿”紅軍的過程中，連連受挫，傷亡慘重，蔣介石則藉機派參謀團入川。1934年12月29日，蔣介石任命賀國光為參謀團主任，並於次年1月29日抵達重慶。參謀團最重要的任務，即是實施蔣介石的圖川計劃。據晏道剛回憶，參謀團“一面擔任策劃，一面督戰，規定川軍各路師長以上將領要定期向參謀團作軍事報告，凡屬向劉湘總部報告軍情一定要分報賀國光的參謀團一份，以加強控制”。
1935年初，川軍郭其勳部曾與川黔邊境的紅軍鏖戰於土城，川軍受到沉重打擊，據郭其勳後來回憶，該役“全旅傷亡700 餘人，孤軍作戰一天，逐次加入戰鬥，集中機炮火力猛撲，當時事態很危險，不是在前線督戰，幾乎垮下來，後來廖澤旅加入戰鬥後，才穩定戰局”。然而紅三、紅五軍團在這場戰鬥中也傷亡慘重，紅三軍團團長歐陽鑫、紅一軍團團政委趙雲龍均力戰殉職。
經略西南，一失一得
中央紅軍從川黔邊境移師雲南扎西時，劉湘心中暗喜，說：“朱、毛赤匪流竄滇黔，真乃我全川百姓之大幸。”然而好景不長，不久後，川北就傳來了紅四方面軍發起嘉陵江戰役的消息。還沒等劉湘從這晴天霹靂的消息中反應過來，蔣介石的懲罰令就在第一時間下達了。
原來在劉湘拒絕中央軍入川后，蔣介石便對四川採取了滲透策略。一方面正如前文所言，派賀國光率領參謀團入川監督。另一方面，又派復興社的特工頭目康澤出馬，康澤手下數以千計的別動隊成員滲透到川康各地組訓民眾，監視地方官吏。所以在紅四方面軍渡過嘉陵江後，蔣介石第一時間就收到了消息。據晏道剛回憶，蔣“將放走紅四方面軍徐向前部的罪名加在川軍第29 軍田頌堯頭上，將田撤職查辦，殺雞給猴看，使川軍將領有所恐懼”。
1935年6月18日，中央紅軍與紅四方面軍在懋功會師，實力空前壯大。另一方面，國民政府的中央軍也對巴蜀之地垂涎三尺，躍躍欲試。此刻最緊張的就是劉湘，他表面上召集賀國光等人一起對紅軍兵力進行分析評估，而後迅速調兵在川各地進行部署。當時除中央軍胡宗南部佔據川西北的平武、松潘外，岷江沿岸各要點幾乎均被川軍所佔。劉湘這一部署一方面固然給紅軍造成壓力，但也不乏防範中央軍勢力的用意。7月上旬，蔣介石由重慶到成都後，薛嶽所率的吳奇偉、周渾元兩部及第二路軍前敵總部直轄各師已抵達成都附近，“形成蔣嫡系控制了四川的局面”。此時的形勢大利於蔣，在過去的幾個月，他削掉了貴州的王家烈，拉攏了雲南的龍雲，控制黔、滇兩省，氣焰甚高。蔣一到成都，即接到賀國光的報告，說劉文輝部在大渡河、金湯、大金川屢戰屢敗。蔣馬上電令劉文輝將其侄子劉元宗、同鄉餘松琳這兩個心腹旅長押解參謀團法辦。晏道剛認為，這是蔣介石“給劉文輝打擊，使川軍頭目不敢不賣力氣”。
經略四川被蔣介石視為重中之重，計劃在蜀期間完成“統一川軍，困死共軍”的計劃。前方在8、9 月間就已佈置就緒，緊接著，蔣介石在四川峨眉山舉辦了峨眉山軍官訓練團，該軍訓團的訓練對象為川、黔、滇三省軍隊連級以上的各級部隊長和幕僚長，其中以川軍軍官為主。團長由蔣介石親任，副團長為劉湘，教育長陳誠，總教官周亞衛，團附薛嶽、劉文輝、鄧錫侯。受訓軍官約2000 人以上，排、班的編成，是將各軍、師的建制打亂後混合編配。在這個軍訓團中，還佈置了不少蔣介石的眼線，例如第一營營附胡靖安、第十二連連長蕭致平、第五連的排長熊克西等都充當著“秘密警察”的角色，為蔣介石刺探、監視、蒐集材料。不難看出，該軍訓團實際上是國民政府中央為了拉攏地方實力派，在地方培養自己的嫡系而舉辦的。
峨眉山訓練團共辦了兩期，每期時間均為3個星期。第一期從8月4日至8月25日，第二期從9月1日至9月21日。就在軍訓團結束一個月後，1935年10月19 日，中央紅軍衝破重重封鎖，終於抵達陝北吳起鎮，與陝北紅軍勝利會師，結束了歷時1年、縱橫11省的二萬五千里長徵。在四川“困死共軍”的計劃落空了，蔣介石嘆息：“六年含辛茹苦，未竟全功。”
從1934年底紅軍向西轉移起，蔣介石便精心策劃了“一箭雙鵰”的西南攻略，即在西南地區消滅紅軍的同時又削平地方軍閥，中央紅軍長征勝利讓蔣介石失去一“雕”。但在這一年中，他兵不血刃將貴州徹底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又以綏靖手段拉攏龍雲，防止其與李、白竄通反蔣，又將自己的親信勢力滲透四川。剩下這一“雕”算是基本到手。1936年6月，蔣介石在和李滋羅斯的談話中說：“當戰爭（抗日）來臨時，我將在沿海地區做可能的最強烈地抵抗，然後逐步向內陸撤退，繼續抵抗。最後，我們將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維持一個自由中國，以待英美參戰，共同抵抗侵略者。”
抗戰爆發後，一切正如蔣介石所預料，東部經過淞滬會戰、徐州會戰等激烈抵抗後淪陷，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以西南作為持久抗戰的大後方，堅守至太平洋戰爭爆發，最終取得抗戰勝利。這不得不說是1935年經略西南的計劃收到了成效。但有一點可能是蔣介石沒有想到的，那就是當大戰來臨之時，他曾一心想“圍剿”的紅軍彼時已改編為八路軍和新四軍，與他的中央軍一同站在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上，攜手抵禦日本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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