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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武是浙江樂清人，屬於蔣介石的嫡系浙江派系的人。早年留學日本，抗戰前期進入外交領域，29歲擔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的職務，專門從事對日外交工作，是當時國民政府裡最年輕的高級外交官員。
在全面抗戰爆發前的中日交涉中，高宗武有過一次得意之作。9·18事變後，偽“滿洲國”發行郵票，使用偽滿年號的日戳，國民政府以事關政治立場，指令東北郵局所有員工撤退，關內外郵務為之斷絕。日本方面屢次向國民政府施壓，要求實現關內外通郵，迫使國民政府事實上承認偽“滿洲國”。為了緩解來自日本方面的壓力。1934年11月，外交部指派高宗武赴北平與日偽代表談判。高宗武憑藉個人靈巧的智慧，與日偽方面議定了關內外《通郵協定大綱》，規定在山海關及古北口各設郵件轉遞局一所，轉遞出入關郵件；進關郵件均貼用特製之郵票；郵件、包裹、匯兌單據等，均不得蓋有偽“滿洲國”字樣。這樣，關內外通郵問題繞過了政治障礙而得以解決，高宗武一時號稱對日外交的能手。
1936年9月至12月，國民政府外交部長張群與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舉行了一場馬拉松式的會談，預備性會談由高宗武與川樾茂對陣。這場會談最終不歡而散，但以配角身份出場的高宗武卻又一次在日本人面前展示了自己的才華。川樾茂公開揚言，以後遇事專找高宗武談，無形中抬高了高宗武的地位。
這次談判在上海進行，在戴笠的引薦下，杜月笙認識了高宗武，兩人的關係快速升溫，成為很好的朋友。
七七事變爆發後的第三天，蔣介石在南京召見高宗武，想聽聽他對中日形勢的看法。高宗武向蔣介石誇下海口，請求承擔對日最後交涉的重任，要以自己的熱誠去說服日本首相近衛文麿，使日軍從華北全面撤退。看著眼前這個集狂妄與稚氣於一身的高宗武，蔣介石一時未置可否。這天下午，剛剛從外地返回南京的汪精衛也急急地召見高宗武，與他作了一番長談，對他的想法表示了幾分讚許。當晚，高宗武找到“滿鐵”南京事務所所長西義顯，請他通過滿鐵總裁松岡洋右的協助，直接溝通與近衛文麿的聯繫，結果如泥牛入海，毫無音訊。
戰火很快從華北燒到了上海，南京開始遭受日機的空襲。位於南京西流灣八號國民政府大本營第二部副部長周佛海的公館，有一處堅固的地下室，高宗武與一群悲觀的政客與文人，成天聚集在那裡。他們一個個憂心忡忡，認為戰必大敗，和未必大亂，主張當勝敗未分之際，最好進行外交，以外交的方式來結束戰爭。一向以“日本通”出名的高宗武被這群人奉為座上賓。他們這群人的想法與國民黨二號人物汪精衛不謀而合，無形中便以汪精衛為精神領袖。高宗武多次拜見汪精衛，主動請命，要求赴滬與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接洽停戰。汪精衛將高宗武起草的對日外交進行步驟與要點轉呈給蔣介石，蔣介石的答覆是時機未到，令高宗武十分沮喪。
11月20日，高宗武告別已成危城的南京，溯江而上，向漢口轉移。此時，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正在調停中日戰事，高宗武作出了一個大膽的舉動，派遣外交部亞洲司第一科科長董道寧赴上海，秘密會見日本駐華大使川樾茂，試圖讓日方降低條件，從內部促成陶德曼調停。結果，他的這一努力再次歸於失敗。
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衛內閣發表第一次對華聲明，宣佈不以國民政府為（談判）對手，關閉了和平談判之門，要一直打到國民政府崩潰為止，氣焰極其囂張。兩天以後，中日雙方各自召回了大使，兩國外交關係為之斷絕。
高宗武一家
一向活躍的高宗武眼看就要賦閒了，他實在耐不住寂寞，頻頻與周佛海商議，挖空心思地想創造奇蹟，重新打開與日本的談判之門。周佛海對抗戰的前途悲觀至極，經常哀嘆再打下去“吾輩不知死於何處”，高宗武的想法正合他的心意。於是，已經擔任侍從室第二處副主任的周佛海，乘便向蔣介石進言：高宗武是個相當有用的人才，把他留在漢口是沒有用的，不如派他去香港收集日本的情報。蔣介石沒有覺察到周佛海隱秘的內心動機，採納了他的建議，還從每月的軍事機密費中支出6000元港幣，作為高宗武的活動經費。軍事委員會辦公廳秘書處長羅君強奉命為高宗武開了一張軍用出差證明書，信筆填上了“高特派員宗武”的字樣。
抗戰全面爆發後，高宗武接受特殊任務，在香港負責對日情報工作。而這個時候，他與杜月笙的交往也更加頻繁起來。在他的眼中，杜月笙這個青幫大佬，還是有利用價值的。
高宗武在香港開了一家“宗記洋行”作為掩護，稍事佈置，又馬不停蹄地轉赴日軍佔領下的上海，試圖儘快溝通與日本的聯繫。
杜月笙清楚高宗武的身份，也期待高宗武能夠與日本那邊談成停戰的協議，畢竟戰火燃燒，苦的是老百姓，他也不願長時間流落他鄉，所以當高宗武去上海後，他指示青幫弟子，務必保證高宗武的安全。
杜月笙並不知道，高宗武藉著蔣介石給他的特權，打著與日本人周旋談判的旗號，卻一步步成為汪偽政權內的骨幹分子，直到被戴笠發現。
戴笠查到高宗武有賣國的跡象，下令軍統予以剷除。高宗武在回到香港後遭到殺手的暗殺，卻不料被香港的黑道人物所救。這個黑道人物知道高宗武與杜月笙的關係，於是讓人送高宗武到杜月笙的家裡。
高宗武清楚軍統要殺他，便求杜月笙救他一命，杜月笙向戴笠求情，戴笠才同意讓高宗武戴罪立功，否則一家老小全部殺掉。
家人的生命都在軍統的手裡，高宗武不敢亂來。於是杜月笙作保，給高宗武半年的時間戴罪立功。
三國中的謀士徐庶，當初是幫劉備的，後來由於曹操把徐庶的母親接走了，又讓人仿照徐母的筆跡寫了一封信，徐庶不得已回去見母親，從此一去不回，成了曹操的人。這就是京劇《徐庶探母》。
杜月笙從三國中學了一肚子的智謀，他怎麼不會用呢？他不但讓軍統的人控制了高宗武的家人，還順帶著把高宗武老家的一些親戚都給控制了。
杜月笙送高宗武離開的時候，說了一句：“你是當代的龐統！”
杜月笙為了給蔣總裁一個交代，親自坐飛機去重慶解釋這件事，結果在飛機上得了一個氣胸的毛病，差點連命都丟掉，好歹救了回來，卻落下病根。
杜月笙這個“小孟嘗”的外號不是亂叫的，他為了朋友，確實做到了兩肋插刀的境界。
在日本人和汪精衛那裡，高宗武並沒有暴露，所以他並隨汪精衛去上海，參與“汪日密約”的談判和簽訂。並拿到了一份樣本。
由於日、汪之間的“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談判已完成，簽字儀式訂在1939年12月31日舉行，高宗武決心等到密約簽訂過後才盜出原本，揭破汪精衛等賣國的勾當，就當是立功贖罪。
高宗武拿到原本後，第一時間通知了杜月笙在上海的代言人萬墨林，萬墨林正要安排高宗武秘密離開上海，卻得到杜月笙的緊急情報，讓高宗武設法把陶希聖一起帶走。
杜月笙人在香港，卻無時不刻地操縱著上海這邊的事情。
陶希聖是個文人，幼讀詩書，9歲被在豫省任知縣之父送入開封旅汴中學，續就學於武昌英文館。1922年，陶自北大法科畢業後任安徽省立法政專門學校教員。1924年為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同時在上海大學、上海法政大學、東吳大學等校講授法學和政治學。1927年初，陶希聖應聘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中校教官，參加北伐革命軍工作，從此以“陶希聖”之別名取代“陶匯曾”之本名，並終其一生。1929年後，在上海復旦大學、勞動大學、暨南大學、中國公學、上海法學院、立達學園及中央大學任教；同時與周佛海、樊仲雲等創辦新生命書局。所以他與周佛海的私交很不錯。
1931年1月，陶希聖受聘為中央大學教授，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法律思想史。教授之餘，他仍筆耕不輟，《中國社會現象拾零》一書即此時的代表作。同年暑假後，陶應北京大學之聘，回母校講授中國政治思想史和中國社會史等課程。同年暑假被聘為北京大學教授，並輪流於清華、燕京、北師大、朝陽等校兼課。1935年1月，陶希聖聯合王新命、何炳松、薩孟武、樊仲雲、武堉幹、孫寒冰、黃文山等10位教授於上海《文化建設》第1卷第4期發表《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聲稱：中華民族在外來文化的衝擊下已經失去存在的依據，因此，“要使中國能在文化的領域中抬頭，要使中國的政治、社會和思想都具有中國特徵，必須從事於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
1936年，陶希聖為學友黃現璠著《唐代社會概略》作書“序”。1937年抗爭爆發後，陶挾筆從政，在武漢與周佛海創辦“藝文研究會”，“希聖為文分析國際問題，以評論表明國民革命與抗戰建國之立場與政策，即自此時開始”。1938年7月，任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同年底隨汪精衛出走河內。
汪精衛舉行偽“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新成立的偽中央黨部先行設置的機構，只有外交宣傳和警衛三個“部”，“外交部長”由汪精衛自兼，“警衛主任”是周佛海，副主任李士群、丁默邨，宣傳“部長”即由陶希聖充任。
陶希聖是個文化名人，所以當他來當這個宣傳部長，似乎很合適，可是汪精衛忽略了陶希聖的人品，他完全是被好朋友周佛海忽悠上賊船的，一旦清醒過來，肯定要設法離開。
“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開始談判，陶希聖一看日方提出的條件，日本全面控制中國的野心昭然若揭，他們把中國劃分為“滿州國”、“蒙疆自治政府”、“華北”、“華中”和“華南”5個地帶，而把海南島和臺灣一般列為日本的軍事基地。5大地帶還不包括外蒙、新疆、西甫和西北以及西藏，那便是說日本要瓜分中國。陶希聖認為像這樣“白紙寫上黑字”要借中國人之手去簽署，這件事是“斷不可能的”，因此他拒絕在中日密約上簽字，一面稱病不出一面暗中策劃如何出走。
陶希聖的態度已使汪精衛、周佛海等大起疑忌，1940年元旦前後，得到情報的萬墨林，秘密派人通知陶希聖，說是李士群、丁默邨主持的汪偽特務機關極斯斐爾路76號，正在計劃刺殺他陶希聖兩夫婦，陶希聖當時就決定：“如果不能逃出上海只有自殺一個辦法。”
高宗武按萬墨林所教的方法，以探病的名義忽然在法租界環龍路陶希聖住宅出現，他悄悄對陶希聖說：“杜先生派人讓我帶你一起走！”
萬墨林已經遵照杜月笙的吩咐，替高宗武和陶希聖兩夫婦預備好了船票，同時嚴密制定了保護他們順利成行的計劃。
1940年1月4日上午，高宗武按照預定計劃登上了美國輪船“胡佛總統號”。陶希聖則獨自一人乘車到南京路固泰飯店前門下車，進入大廈馬上赴後門口換乘一輛出租汽車，直奔上海灘碼頭，順利上船。而他的夫人則被萬墨林安排的人秘密從陸路帶出了上海。
任由日本人的警戒多麼嚴，都玩不過杜月笙，這就是戴笠為什麼看好杜月笙的原因。
幾天後，高陶二人抵達香港，杜月笙親自去碼頭迎接。他看到高宗武，哈哈笑起來：“龐統回來了！”
又過了幾天，最要緊的人到了，日、汪密約原經高宗武的內弟沈惟泰攝成底片，交給高宗武夫人秘密收藏，終於攜來香港。
“日汪密約”經由沈惟泰所拍的底片一共沖洗了兩份，一份送呈重慶，一份由高宗武夫婦共同署名交給杜月笙轉至中央通訊社發表。但是發表之前又生了波折，中央社方面因為高宗武在“密約全文”前面加了幾百字的敘言說明，當時經過他們認為不妥，便指出高宗武不曾親自蓋章，而不足以信，而且手續不全。高宗武夫婦解釋說：“圖章當然該蓋但是倉卒離滬不及隨手攜帶。”
於是便為了圖章的問題，雙方相持不下，即將功德圓滿的一件大事幾乎就要鬧僵。杜月笙便悄悄對一個門生說道：“我此刻到吳鐵城公館去，你等好在這裡，等到11點鐘你再趕到吳家，指明找我。你不妨質問我到底是全文照還是一定要刪去前言？你若見我尷尬，你就高聲話說你受高宗武之託，要立刻將全部文件收回。”
吳鐵城這時已卸任廣東省主席，小住香港，是民國政府在港最高級人員，當晚11點鐘杜月笙導演的這一齣戲，讓他助手聲勢洶洶、裝模作樣以強硬姿態演出。果然使吳鐵城著起急來，他親自囑咐中央社，序言密約一概照發。於是1940年1月20日，《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及其附件之原文攝影發表，這一重大新聞轟動世界。
轟動一時的高、陶事件接近尾聲，高宗武想出國留美繼續深造，由杜月笙經手替他辦好了護照。當他知道杜月笙因為他們的事，高空遇險得了氣喘重症時，非常不安，後來在美國為杜月笙遍訪名醫請教病因及治療方法，而且經常寄回藥品。
“高陶事件”發生後，汪精衛得知是杜月笙幫忙高宗武，對杜月笙恨之入骨，他恨聲不絕地說：“我跟杜月笙有什麼過不去？他竟這麼樣來對付我！”
當時他就令偽政府特務頭腦李士群專程到廣州，指揮派遣兇手到香港去解決杜月笙。然而杜月笙早就防範嚴密，刺客沒有下手的機會。但是汪精衛仍不甘心，他再派人去香港警署藉口有人密告杜月笙是“流氓”，要把杜月笙驅逐出境。
戴笠手下的特務王新衡先得到這個情報，十萬火急地去通知杜月笙。但是杜月笙不肯相信，他付之以淡然一笑，反過來安慰王新衡說：“不會有這種事情的，新衡兄你放心好了。”
然而沒過幾天，柯士甸道杜公館和告羅士打的房間，居然有警署的人跑來說是奉命搜查。這一下杜月笙才知事態嚴重，於是他便去找王新衡商量。
王新衡說：“為了正本清源，徹底消除汪精衛的陰謀詭計，應該把事體鬧到香港總督那邊去。”
這時俞鴻鈞正任中央信託局局長住在香港，而俞鴻鈞在擔任上海市長時期招待過香港總督，他和港督私交很深。因而王又建議杜月笙找到俞鴻鈞，結果俞鴻鈞以非正式的國民政府代表身份向港督送上一份備忘錄，說明杜月笙是中國的高級官員、社會領袖、是國民政府正式委派的賑濟委員會常務委員，又是中國紅十字會副會長，此外還兼任國家行局交通銀行的常務董事，以及國家資本佔50％以上的中國通商銀行董事長。
俞鴻鈞指出港警搜查中國官員的住宅及其辦公會客的地點，完全是非法而無禮的行動。港督接到了俞鴻鈞的備忘錄後，當即表示道歉同時保證此後不會再有類似的事情生。一樁公案就此了結，汪精衛的報復也因他後來病逝東京，而一直無法得逞。
在國人交相詈罵聲中，汪精衛等一些漢奸在南京成立偽政權，他邀約在上海的德、意、日三國駐上海的外交官、僑領、使館人員，由日、偽軍數百人隨車保護，自上海開一列專車到南京，參加他的“還都典禮”。這當一列車駛近滸墅關，便由忠義救國軍（青幫弟子和軍統組成的）潛伏上海的地下工作者預埋炸彈，轟然一聲列車全毀，汪偽貴賓和日偽軍數百人非死即傷，釀成重大慘案。
杜月笙在香港得到捷報，不禁頷微笑頻頻說道：“我們送的這一串鞭炮著實不少！”
這時，他接到張嘯林即將就任浙江省省長的消息，也清楚這位一起磕過頭的兄弟，命不久矣！（預知後事，請看下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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