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豪魯迅之子周海嬰的被世人廣為熟知，竟是因為一場有關父親魯迅文稿版權的訴訟案。
1981年開始，周海嬰便以“將魯迅版權交給國家並非個人真實意願”為由，向人民日報追討此前答應設置“魯迅文學基金”的30萬魯迅稿酬，在訴訟中，周海嬰還提出此前上繳給國家的另4萬多元魯迅稿費也應歸自己所有。
此外，周海嬰還聲明將對魯迅著作的稿酬“保留自己的支配權”。
第一場官司，一打便是十幾年。最終，周海嬰雖得了錢財，卻也壞了名聲。接二連三追討稿費的官司後，世人對魯迅之子周海嬰的印象竟普遍為：魯迅之子很愛錢。
為了諷刺周海嬰，相關報社雜誌竟公開挖苦道：
“作為魯迅後裔當不了大官，爭回一些錢總是有用的。”對於這樣的“鍋”，周海嬰只是揹著，並不做過多解釋。 畢竟，解釋這東西，懂的人不需要，需要的人再解釋也不會懂。即便僥倖懂了，他們也很可能會“懂裝不懂”。
因著官司後的被各種“黑”，周海嬰徹底顛覆了公眾眼中“魯迅之子”的形象，很多人甚至開始質疑周海嬰“不配為‘魯迅之子’”。
對於這種質疑，周海嬰雖很無奈，卻也並未做太多回應。周海嬰的不回應式回應，顯然不能讓爭議止息。實際上，即便沒有版權官司，周海嬰的個人形象也從未符合過公眾眼裡“魯迅之子”的形象。
世俗眼裡，大文豪魯迅之子應該是個天才，他最好清高孤傲、視錢權如糞土、會寫文章、能寫一筆好字。大約，世人多少都覺得：只有這樣的周海嬰，才配得上“魯迅之子”四字。
可偏偏，周海嬰離這個形象差了十萬八千里。
對於這個結果，周海嬰自己也很有自知。周海嬰在回憶錄《魯迅與我七十年》裡，講到自己在讀書作文上的愚鈍時，他很有些無奈地說：
“至少在我小的時候，背誦古文很困難，唸了很多遍，還是一團漿糊，丟三忘四。”周海嬰認為，自己不僅沒有遺傳到父親善文的基因，在學習上他甚至還顯得比普通同學差很多，這和當年父親魯迅在三味書屋讀書時的拔尖形成了鮮明對比。
周海嬰覺得自己在學習上的愚笨與自己當年的難產有關，他說：
“由於母親當年是大齡，所以生我時遭逢難產。醫生出來問父親是‘保大人還是保小孩’時，父親說‘保大人’，結果大人孩子都平安。只是，我出來時被產鉗夾扁了腦袋。”周海嬰覺得自己之所以不那麼聰明，很可能與出生時被“夾扁腦袋”有關。
而在談到自己沒能符合公眾預想寫得一筆如父親那樣的好字時，他很是無奈地說：
“我寫的一筆字，稚拙無比，雖然在我十幾歲的時候曾在李平先生介紹下與一位高僧學過書畫，但終也沒學出名堂來”。這樣的周海嬰，自然很難滿足公眾的預期。
自小，“魯迅之子”這頂大帽子帶給周海嬰的從來不是特權，而是壓力。魯迅的光芒實在太過耀眼，以至於一不小心就會刺痛周海嬰的雙眼。
作為“魯迅之子”的周海嬰第一次感受到這頂帽子給他的壓力，便是在學校求學期間。由於自小體弱多病加上得了哮喘，有一段時間周海嬰竟無法接受正常的教育。
文壇天才魯迅的兒子竟連學校的課業都跟不上？這種巨大反差下，社會上關於“魯迅的後代是弱智還是天才”的討論此起彼伏。
熱議的結果是：承受高壓的周海嬰不得不化名為“周淵”上學。在談到自己從小學到初中都一直用化名的緣由時，周海嬰自己這樣說：
“因為覺得大家總是把我想成他們所希望的一個周海嬰形象。” 周海嬰對這場關於弱智與天才的質疑一直耿耿於懷，以至於70多歲寫回憶錄時，他還在書裡很有這些“丟人現眼（周海嬰自評）”地貼出了少年時期的各種成績單以示“清白”。
這些對周海嬰滿懷期望的人似乎忘了，他其實只是個幼年喪父的苦孩子。
周海嬰7歲這年，父親魯迅便因病辭世了。此後，周海嬰不得不過著單親的生活，後來一直到成年，他都只能與母親一人相依為命。
但局外人從來看不到這些，他們理所當然地覺得：身為魯迅之子，一定得到了很多常人得不到的好處，這個好處裡自然包括優於尋常孩子的教育。
周海嬰幼年上學時，他的同學們就總是圍著他問：“他（魯迅）當年親自檢查督促你作業嗎？”、“他給怎麼給你輔導寫作、書法啊？”、“他是不是像三味書屋裡的壽老師那樣對你進行教育啊？”
對於這種種，周海嬰後來在回憶中說：
“總之，凡是當今父母能想得到的種種教子之方，都想在我這裡得到驗證。我的答覆卻每每使對方失望。”真實的情況是，周海嬰從父親魯迅那得到的並不比其他孩子從他那裡得到的多。一來是因為魯迅提倡讓孩子自由成長甚少管顧他，二來則是因為魯迅身體弱、過世早，換言之：魯迅根本沒時間、精力管顧兒子太多。
做魯迅的兒子，對幼年、少年時期的周海嬰而言除了“壓力”別無其他。
在父親魯迅的巨大光環下，即便化了名，他也無數次因為“魯迅之子”身份遭受各方壓力。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淪陷，彼時經常有國民黨特務在許廣平和周海嬰寓所周圍，他們假扮成販夫走卒對他們進行監視，使他們的生命安全受到極大的威脅。
熱愛攝影的周海嬰
最終，為了安全起見，中共只得秘密將他們轉移到香港。周海嬰的少年時期，幾乎一直處在顛沛流離中。生活的動盪不安和頻繁轉學，讓周海嬰體會到了同齡人難以想象的艱難。
更讓周海嬰沒有想到的是，因為是“魯迅之子”的緣故，他最熱愛的無線電竟也曾被勒令停止過。
周海嬰自小迷戀無線電，喜歡修修補補，為了系統學習他熱愛的無線電技術，十幾歲時，他甚至還用積蓄多年的壓歲錢交納學費，報考南洋無線電夜校考取了業餘無線電執照。
剛剛拿到證後的周海嬰興奮極了，可當他剛在家裡玩無限電臺並架起天線時，不到兩天時間裡，上海地下黨就下了通知讓他拆掉，理由是：
許廣平家往來人太多，怕引起國民黨注意。看著剛剛好容易被架起的天線被拆掉，周海嬰的心裡甭提有多難過了。周海嬰知道：這一切，皆因為自己是“魯迅之子”。
魯迅的教育初衷是希望兒子能自由發展，可最終，他卻因為“魯迅之子”的帽子而在成長中各種受限。
1951年考入北大物理系後，周海嬰鬆了一口氣，這時期的他也開始繼續用本名。
上學期間，周海嬰對橋牌產生了興趣。一次，他看到同學為橋牌的規則爭論，就插了幾句嘴。結果，很快就有流言說：
“魯迅的兒子不好好讀書，一心打橋牌。”本來這也沒什麼，可事後，因著這個傳言，北大團委書記竟專門找周海嬰談話了。談話中，書記義正辭嚴地告誡周海嬰：
“作為魯迅的後代要注意影響！”自此以後，周海嬰便再也不敢玩橋牌了，不僅橋牌，就是其他的任何文娛活動，他也再未參加過了。
20多歲正是青年人愛鬧騰的年紀，周海嬰卻愣生生因為“魯迅之子”的壓力變成了一個連文娛活動都不敢參加的孩子。這期間，父親光環下的被壓迫感讓周海嬰感到極其不適。
這期間的周海嬰甚至多少有些忌諱別人提起父親，他想要衝破父親帶給他的壓力，可父親的光亮實在太大，他無處可逃。
臨近畢業時，周海嬰終於在長久的壓抑中發出了一聲響亮的吶喊：“我要做自己”。後來的周海嬰在回憶這段過往時總結說：
“父親的壓力也是另一種鞭策力，我知道我不是我父親，也不是我母親，我就是我。”關於人這一生到底該怎麼活的問題，多數人都有自己的選擇權，可週海嬰卻不同：因為父親的名氣和影響力的緣故，他自生下來開始便被世人期待甚至要求：活成世人心中的“魯迅之子”的樣子。
換言之，“魯迅之子”周海嬰甚至並不真正擁有決定自己“怎麼活”的自由。
真正“活自由”的第一步是衝破外在束縛，這是26歲臨近畢業這年周海嬰徹悟的結果。周海嬰知道，倘若自己一直太把“魯迅之子”的帽子當一回事，那麼他做什麼都會畏手畏腳。結果，自己的人生很可能就和這三四年的大學一樣：一直在壓抑中度過了。
重新審視一切後，周海嬰下定了將一生獻給所鍾愛無線電事業的決心。
下決定前，周海嬰和母親許廣平進行了一次促膝長談。好在，和父親一樣從文的母親並未對他的人生有要求。對於兒子的選擇，許廣平表示了支持。
良久，周海嬰有些遲疑地問出了那句：“父親會支持嗎？”
許廣平聽完並不言語，只拿出魯迅生前的文稿遞給了兒子周海嬰。
這份叫《死》的文稿，周海嬰曾見過，但當時的他還並不知道，這篇散文就是父親寫給兒子的遺囑。周海嬰默默讀著，當他看到那句“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時，他瞬間淚流滿面。
周海嬰這才知道，父親早在離世前便也為他的將來做好了算計。對，他對兒子期望從來只是：做個普通人，自食其力而已。
這一刻，周海嬰徹底卸下了包袱。人生的戰場上從來充滿沉重，如此，輕裝上陣才恰是首選。
卸下包袱的周海嬰輕鬆極了，他開始一頭扎進無線電的研究中，此後的幾十年裡，除了偶爾去攝影，他的全部時間幾乎都花在了無線電研究上，多年後，他成了這個領域的專家。
今天的世人依舊很難接受“魯迅之子是個搞無線電的”這一事實，可站在魯迅的立場看去，這卻恰是他想要的結果。
站在天下父母的角度看去：一個孩子，一生都在從事自己喜歡的工作並且做出了相應的成績，這難道不算成功嗎。
更為緊要的是，在發展主業的同時，周海嬰的副業也發了光、發了熱。
從9歲起就熱愛攝影的周海嬰，一生共拍攝了2萬多幅作品，他拍攝的題材很廣泛，有上世紀40年代的上海生活，包括中產階級和里弄生活，也有50年代的北京生活，包括輔仁大學，北京大學。
最為珍貴的是，他用相機記錄下了大量民主人士從香港到東北解放區的歷史照片，這些珍貴歷史資料，彌補了中國現代歷史上最重要的影像空缺。因著這個補缺，近年，周海嬰的個人攝影展還頻繁在各地開展，他的攝影成就在慢慢得到業界的認可。
樹上戴眼鏡者為周海嬰
再回到文中開頭“周海嬰為魯迅文稿版權打官司”的事件，換個角度看去：不說其他，單說他敢承受巨大爭議去與權威打官司，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這種種，與昔日魯迅在文章中的“敢於橫眉冷對前夫指”，本質上不正是一回事麼？
周海嬰的敢於堅持自我，在他一生所為的方方面面均有體現。
1982年，當週海嬰的長子周令飛在日本和臺灣女孩戀愛並準備去臺灣成親時，國民黨的報紙將之宣傳為“魯迅的後代投奔臺灣”。海內外一齊施壓，要求周海嬰與周令飛脫離父子關係。
關鍵時刻，周海嬰頂住了各方壓力。此間，周海嬰呈現在世人面前的犟脾氣，像極了揮毫潑墨時的父親魯迅。
周海嬰從國家廣電總局副部級幹部退下來後，開始主動戴上“魯迅之子”的帽子，做一些魯迅之子該做的事情。
這期間，周海嬰還出版了《魯迅與我70年》一書。在這本書裡，周海嬰從一個特殊的視角看向魯迅，他不僅揭露了父親魯迅之死的種種疑點、母親許廣平被特務抓的相關、魯迅與胞弟周作人決裂相關等，他還講了一些同時代人不敢講的關聯事件。
書中展現的周海嬰對創造社、四條漢子問題等的看法，讓讀者耳目一新。這本書也向世人展示了一個“敢言”的周海嬰形象。
此書被出版後，很多人評論說：周海嬰的“敢言”，絲毫不亞於他的父親魯迅。如今，《魯迅與我70年》這本書，已經成為了研究魯迅和那個時代的珍貴歷史文獻。
即便在維權的十幾年裡，周海嬰也一直未停止對魯迅的研究和推廣。臨老時，他說：
“年輕時，我不願在父親的光環下生活；年老後，我卻執著地想研究父親，為他多做一些事情。”正是在周海嬰和他成立的魯迅研究室的努力下，《魯迅全集》、《魯迅回憶錄》完整版等得以相繼出版。
因著周海嬰的努力和執著，今天世人看到的魯迅，才得以更加真實、完整。
2011年4月7日5時36分，周海嬰因病醫治無效，在北京醫院逝世，享年82歲。
周海嬰辭世多年後，關於他是否擔得起“魯迅之子”四字的爭議依舊熱烈。這個問題，若站在魯迅讀者的角度看去，那麼它將永遠沒有答案，畢竟，每個人心裡的“魯迅之子”形象都不同。
但從魯迅的角度看過去，周海嬰卻絕能被稱得上一個“好兒子”。
首先，周海嬰做到了魯迅遺囑中對他的期望，沒有成為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其次，他還真正做到了魯迅期待中的“敢說，敢笑，敢罵”。第三，他做到了“孝”，為魯迅延續了血脈。最後，他還為魯迅作品的傳世和魯迅精神的傳承做出了貢獻。
周海嬰全家福
對於周海嬰能否配的上“魯迅之子”四字的這一話題，業界專家王元化生前這樣評價道：
“我不認為魯迅的後人從事文學才算繼承了魯迅。我覺得最重要的是對魯迅以及許廣平道德人品的繼承。我覺得海嬰很多方面繼承了他父母親的為人，是個正直而有道德的人，這是真正能告慰魯迅和許廣平在天之靈的。”如此，周海嬰對得起“魯迅之子”四字。
閱讀更多 記者李滿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