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與許多前輩和同代人一樣，對西方軍事、經濟、政治力量的奧秘異常關注，但他又與其前輩和同代人不同，他最感興趣的是西方思想家在這些方面的觀點。他是認真地、嚴格地、持久地把自己與近代西方思想關聯在一起的第一個中國學者。”史華慈評價。
記者/駁靜
嚴復（右，1854~1921）
嚴復12歲那年，1866年，考入船政大臣沈葆楨創辦的船政學堂，學習“海軍”。這個學習項目後來呈現出“5+3”模式，前5年在課堂學習，後3年上船，當練習生。跟著“建威號”和“楊武號”，嚴復遊歷了新加坡、檳榔嶼等地，完成了對外面世界的第一輪體驗之旅。
作為船政學堂優秀的首屆畢業生，嚴復又得到一個出國深造的機會——前往英國格林尼治海軍大學學習行船禮法，並結交了當時的駐英公使郭嵩燾。這是1877年，嚴復23歲。
留學兩年歸國，嚴復回到船政學堂擔任教習。從職位上看他倒一直在升遷，但工作辛苦，並無實權，與相對保守的李鴻章永遠無法步入同一頻道，更別說進入決策層。雖然被提拔為“總教習”，可並不真正受李鴻章信任，“仍是個報國無門的局外人”。再加上，他從前的靠山沈葆楨和郭嵩燾二位相繼離世，嚴復不免深感憂戚，甚至他染上鴉片癮或許也與這個時期的苦悶有微妙的關聯。
嚴復受英國刺激尤為強烈，這當然是因為自己的海軍學習出身，在北洋水師學堂身居要職，這麼多年卻並未親眼見證一支能打仗的水軍隊伍。在這種心境下，嚴復轉頭對科舉考試發起進攻，試圖改變這一現狀。從1888年第一次考試，一直到1893年還在“鄉試”，又“每每落第”。嚴復半工半考，準備科舉考試的同時，仍在諸如北洋水師學堂和天津水師學堂這樣的機構工作，只不過並不受重用，他將此歸咎於“不由科舉出身”。41歲這一年他回到家鄉福建秋試，仍以失敗告終。
到嚴復開始進行翻譯工作，已經是甲午戰爭結束後的第二年。對科舉心灰意冷的嚴復，受戰敗恥辱刺激，“由熱心個人前途開始轉而關注民族與國家的命運”。1895年，嚴復在天津《直報》上發表《論世變之亟》一文，所作結論是，若要富強，必須學習西方。而這種學習的著眼點，又與梁啟超他們有所不同。“他不從傳統中尋求變革的理論依據，而是利用自己的西學背景，尋求治國明民之道。”換句話說，嚴復希望借用西方世界的特點，尤其從英國這個在“經濟活力和自由思想都位居頭等”的國家中，尋找近代化的理論依據。
1895年，嚴復開始動手翻譯《天演論》，從此開始了他向國人介紹西方近代知識體系的道路。等他終於完成思想轉變，找到這條適合自己的路，他的長子嚴璩都已長大成人，出發去英國留學了。
站在赫胥黎和斯賓塞的肩膀上
《天演論》是近代中國影響最大的譯著之一。未必人人讀過此書，但書中“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觀點卻流傳至今。不過，這裡時常發生的一個誤解是，以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即達爾文主義。這個誤解恰好與嚴復在翻譯《天演論》時所做的取捨有很大關聯。
嚴格來講，《天演論》這本書並非純粹意義上的“譯作”。它的英文原著是英國人赫胥黎現在被譯為《進化論與倫理學》（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的這本書，但嚴復當時只選取了其中“進化論”的部分。並且，嚴復顯然無意於“忠實於原著”，而是對原文進行了大量取捨與改造。
同時，半個世紀前就有研究者發現且論證過，嚴復《天演論》中使用赫胥黎的原文，只是拋出的“磚”，他真正想要引出來的“玉”，其實是哲學家斯賓塞的思想。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教授史華慈在《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中指出，斯賓塞是嚴復最早接觸的西方哲學家，而且在“社會進化論”上，嚴復是斯賓塞的支持者。問題在於，赫胥黎與斯賓塞的立場截然不同。斯賓塞將達爾文的適者生存理論應用於人類社會，是一種“瘋狂的個人主義”，認為人類社會同樣適用於“弱肉強食”式競爭；赫胥黎卻對此持反對意見，他對利己主義基本抱持“否定和懼怕的態度”。
嚴復明明不認可赫胥黎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批評，卻仍翻譯他的原文，然後在自己的按語中批判他的批評。順著對赫胥黎學說的批評，嚴復再將斯賓塞的理論詳細闡述，“天惟賦物以孳乳而貪生，則其種自以日上，萬物莫不如是，人其一耳。進者存而傳焉，不進者病而亡焉，此九地之下，古獸殘骨之所以多也。一家一國之中，食指徒繁，而智力如故者，則其去無噍類不遠矣”。大意是，生物的本能是繁殖與貪生，而人類是生物的一種，適者生存，而不適者免不了一死。對一個國家來說，同樣如此。人口增長，智力卻跟不上，這個國家恐怕也會滅亡。
史華慈認為，嚴復對斯賓塞的觀點是持全面擁抱態度的，他希望在社會達爾文主義中尋找的是應變方法。他在按語中多次頌揚斯賓塞，而反對赫胥黎，“這些按語和原文都引起人們強烈的關注”。被大多數研究者認可的一個觀點是，按語所體現的是嚴復真正的立場。他翻譯此書的目的，即是給內外交困的清朝社會提出一個“適者生存”的口號。
所以，馮友蘭說“嚴復翻譯《天演論》，其實並不是翻譯，而是根據原書的意思重寫一遍”一點都不過分。史華慈在看待嚴復翻譯家和評論家這兩重身份時，也認為後種身份對嚴復的聲望起到的作用並不亞於前者。
赫胥黎和斯賓塞對進化論的理解，其理論發源地當然是達爾文的《物種起源》，但達爾文本質上是反對弱肉強食的，他認為人類對弱者應該做的是“同情和救助”。所以，嚴復名義上是翻譯了“進化論”，實則藉此立場鮮明地表達了自己的觀點。他的《天演論》做了三件事：一是複述赫胥黎原著的觀點，二是闡述斯賓塞的觀點，三則是通過支持斯賓塞和反對赫胥黎完成自己的觀點輸出。在甲午戰爭失敗的社會語境下，嚴復所做的取捨並不難理解。
嚴復（第三排中坐者）攜家屬在大沽口訪問故友，與海軍同窗在軍艦上留影（攝於1899年）
“優勝劣敗”的流行
雖然之後幾年，嚴復又先後翻譯了7部作品，完成於1896年的《天演論》仍是他最成功的。“出版之後，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國，竟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胡適在他的《四十自述》裡記述了這本書的傳播範圍和影響力。此外，他還講到他的讀後感：“這個‘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公式，確實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一種絕大的刺激。”“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著許多少年的心和血。讀這書的人很少能瞭解赫胥黎在科學史和思想史上的貢獻。他們能瞭解的只是那‘優勝劣敗’的公式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
這套公式，是用雅緻的古漢語寫就的。
嚴復的《天演論》在翻譯時使用的竟然是先秦時期的文體，許多人對此感到意外。當時的留洋派學者，或受日文影響，或堅定地使用白話文，像嚴復這樣以先秦古漢語作為介紹西學的途徑，不免令人困惑。提出質疑的人包括當時的梁啟超。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評論嚴復的另一譯作《原富》，說它“文筆太務淵雅，刻意模仿先秦文體，非多讀古書之人，一繙殆難索解”。魯迅還諷刺過，說“最好懂的是《天演論》，桐城氣息十足，連字的平仄也都留心搖頭晃腦地讀起來，真是音調鏗鏘，使人不覺其頭昏”。
但這種“桐城氣息”，恰恰就是嚴復想要的。從一開始嚴復就拿定了主意，希望能借助桐城古文大家吳汝倫的影響。因為家貧，嚴復在求學上走了一條不尋常的路，入世後的種種不得志，與他的洋派經歷大有關聯。在嚴復與吳汝倫的日常互動中，給後者留下的印象包括“中西皆通”和“仕途不順”。仕途滯留不前獲得了吳汝倫的同情，而“中西皆通”為嚴復帶去的是這位文壇長老的支持。嚴復寫得一手好文章，在船政學堂入學考試時就憑藉一篇《大教終身慕父母論》，征服了考官沈葆楨（他也一度是嚴復的靠山）。用吳汝倫後來為《天演論》寫在序言中的話來講，“嚴子一文之，而其書駸駸與晚周諸子相上下”。不說《天演論》的思想性如何，起碼對嚴復的文采，吳汝倫給出的是他這樣一位成名已久的文壇泰斗的最高評價。
有了吳汝倫的背書，嚴復和《天演論》一炮而紅。嚴復心中那套獲得最大影響力的公式，也被證明行得通。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教授王宏志在《權力與翻譯：晚清翻譯贊助人的考察》中說，嚴復其實有意選擇了吳汝倫作他的贊助人。譯完《天演論》後，嚴復第一時間將它送到吳汝倫手裡，還曾根據他的意見做過大量刪改。王宏志告訴本刊，此後嚴復每譯一本書，“必求其讀，讀已必求其序”，而吳汝倫也毫不吝嗇對嚴復的褒獎，“把嚴復在中國文壇網絡裡的地位推到頂峰”。文壇地位的提升，順理成章地促進了《天演論》後來的傳播。
在嚴復之前，有傳教士丁韙良在《西學考略》中介紹物種變異和人猿同祖等知識，另外，康有為那一代維新派對進化論也有過觀點輸出。日本一橋大學歷史系教授坂元弘子在談到“20世紀”這個概念時曾說，從19世紀“中體西用論”者一直到康有為，他們認知中的進化論，都是樂觀性的，《天演論》之後的進化論發生了變化，成為“優勝劣敗”式。
“優勝劣敗”真正流行起來，或許是因為它遇到了它的“天時”，雖然這種天時的真相，是殘酷的戰爭和無情的侵略與掠奪。但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下，“優勝劣敗”才能擊中熱血愛國志士，引起共鳴和全面的回應。如史華慈分析，“該書不僅在嚴復同時代的文人學士階層中引起了震動，而且還對20世紀初的一代青年都造成了巨大的影響”。
富強的目的
西方世界富強的真正奧秘是什麼？什麼是西方所有而中國缺乏的？中西方的關鍵性差別到底是什麼？嚴復1877年去英國學習的是航海專業，卻懷揣這樣一些宏大而嚴肅的問題，畢竟他暫別的那個國家，已經搞了十幾年的洋務運動，有志青年來到英國，恐怕都會睜大眼睛觀察這個強國。所以他在英國閱讀和研究的，不獨航海，而是包括政治、社會、經濟和法律在內的方方面面。尤其使嚴復印象深刻的一點是，英國甚至在國債不斷增加時也能維持財富增長。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日戰爭以來的中國債臺高築，引發更為深刻貧窮的現象。
1897年，嚴復著手翻譯亞當·斯密出版於1776年的經濟學著作《國富論》，1900年完成，取書名《原富》。他此次翻譯的目標更加明確：解放經濟活力，從而使國家富強。他在英國發現，“一切國家行為的目的都是在鼓勵和解放人民從事經濟活動的活力”。因此在《原富》的按語中，嚴復屢次談到，在經濟上解放個人的活力與能力，以便達到國家富強的目的。嚴復還寫道：“哪個國家使人民從事生產，哪個國家就能承受越來越重的負擔而不必擔心貧窮。”
在“諱言利”的時代，雖然諸如李鴻章這樣的先行者已認可“國家富強”這條路，但與此相對的“個人利益”卻不在他們的考慮範圍裡。或者說，士大夫階級和他們信奉的儒家文化傳統，不允許他們大掉頭轉向“重商”這條路。價值觀層面的矛盾，嚴復心裡是清楚的。所以史華慈認為《原富》的作用之一在於，嚴復說明了這一事實，“以使本國的文人學士不盲目地為自己的一切文化傳統感到自豪”。
《原富》中的自由經濟學等概念，也在出版後的20世紀頭幾年裡風行一時，人們越來越接受“富強”的目的，也瞭解到了經濟發展的一般原理，由此，為富強而生的軍事家得到更多尊重，企業家從贏利出發進行的思考也不再受到譴責。至於更具體的“經濟自由主義學說”，和更大程度的“經濟利己主義”，並沒有真正在20世紀初期的中國得到鮮明回應。
《天演論》和《原富》之外，嚴復為法學領域選擇了孟德斯鳩的《法意》，為政治學選擇了穆勒的《群己權界論》和甄克思的《社會通詮》，為邏輯學選取了《穆勒名學》和《名學淺說》，為社會學選擇了《群學肄言》。最後這一部是嚴復後期思想體系的基礎，他早在1881年就讀過此書，斯賓塞“按照廣泛的哲學原因”闡述了各門學科之間的關聯，令嚴復激動不已，他認為自己找到了“社會改革規定的處方和綱領”，將經濟自由、政治自由、法治和民主當作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作系統輸出的一個明證。如王宏志所說，“作品不多，每一部謹慎選擇，且有明確目的”。洋務運動失敗的一個原因，在於試圖用技術解決中國的思想問題。而嚴復試圖解決的，就是“思想”上的問題。
後 記
1912年嚴復被袁世凱任命為北大校長，他在思想界和學術界的地位達至高峰；1915年參與袁世凱帝制運動，為籌安會的發起人，聲名隨之墜落。嚴復思想上的矛盾性到了晚年越發明顯，落後於更為激進的大時代。在他生命最後幾年裡，他所希冀的富強最終證明是一場空。1921年10月，嚴復留下一封“喻家人諸兒女知悉”之信的24天后，帶著“壯志銷沉”的心情在福建老家離世。
參考書目：《尋求富強：嚴復與西方》，[美]史華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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