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承書（1912年6月26日—1994年6月18日），女，湖北武昌人，核物理學家，氣體動力學和鈾同位素分離專家，中國科學院院士
。1934年王承書畢業於燕京大學物理系。1936年獲該校研究院碩士學位。1941年留學美國，1944年獲密歇根州立大學研究院物理博士學位。曾任密歇根州立大學研究員。1956年回國。
王承書回國後，先後在受控核聚變、等離體物理、鈾同位素分離等方面進行了研究 。
人物生平
1912年6月26日，王承書出生於上海的一個殷實的詩書之家，籍貫湖北武昌，不久，闔家遷居北京。她自幼體弱多病，小學六年級和初中三年級時曾兩次因病休學一年。
1930年，王承書考上燕京大學物理系，在該班13個入學新生中，她是唯一的女性 [2] 。
1934年，王承書從燕京大學物理系畢業，獲得學士學位，該班13個僅畢業了4名學生，王承書名列榜首，並獲得金鑰匙獎。本科畢業後繼續在該校攻讀研究生。
1936年，王承書畢業於燕京大學物理系，獲得碩士學位，之後留校任教，擔任燕京大學物理系助教（至1937年）。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王承書離開北京，輾轉於南京、武昌、桂林、貴陽等地。
1941年，美國巴爾博獎學金基金會接受了王承書的申請，同年8月王承書到密歇根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師從物理學家烏倫貝克（Uhlenbeck,George Eugene）。在美國期間，王承書與導師烏倫貝克合作完成了多篇有關稀薄氣體動力學方面的重要論文。
1944年，王承書獲得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物理系博士學位，之後在密歇根大學從事博士後工作（至1956年）。
1946年，王承書擔任美國密歇根大學副研究員、研究員，並曾兩度在普林斯頓高級研究所工作（至1956年）。
194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王承書堅定地表示要親自參加到創造科研條件的行列中，為了避免美國政府的檢查，在回國前她就將有關書刊和資料分成300多個郵包，從美國陸續寄往北京。
1956年，王承書回到中國，擔任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理論研究室研究員，兼任北京大學教授（至1958年）。
1958年，原子能研究所籌建熱核聚變研究室，王承書被調到該室從事理論工作。並擔任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熱核聚變研究室副主任（至1960年）。
1961年，王承書擔任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鈾同位素分離研究室研究員、副主任（至1965年）。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1965年，王承書擔任華北605所研究員、副所長，第二機械工業部第三研究院研究員、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大型氣體擴散機總設計師（至1978年）。
1978年，王承書擔任核工業部研究員，科學技術局總工程師，部科學技術委員會常委、高級顧問，“七五”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離心和激光分離鈾同位素兩個專家組組長，兼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教授和大連工學院物理系教授（至1994年）。
1980年，王承書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1994年6月18日，王承書在北京逝世，享年82歲。
主要成就
早期從事氣體分子運動論的理論研究，並有創新成果。1958年在中國開創了受控核聚變反應和等離子體物理的研究併為其發展打下基礎。1961年後，改做鈾同位素分離工作。解決了淨化級聯計算、級聯的定態和動態計算等重大課題，為中國第一座鈾濃縮氣體擴散工廠分批啟動作出重要貢獻。為中國鈾同位素分離理論研究奠定了基礎。
致力於稀薄氣體動力學的研究，第一個發現求解玻爾茲曼方程的本徵值理論，提出適用於多原子氣體的推廣的玻爾茲曼方程，即“WCV”方程。回國後，從事鈾同位素分離工作，為中國鈾同位素分離的理論研究奠定了基礎，並培育了一支理論研究隊伍。在研製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裝料工作中做出了貢獻，在研究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時，隱姓埋名一直到去世。
提出求解玻爾茲曼方程本徵值的理論，並擴展玻爾茲曼方程的應用。
在美國期間，烏倫貝克教授是她的導師和合作者，烏倫貝克是電子自旋的發現者之一，後來成為理論物理學方面的學術權威。1980年烏倫貝克在流體力學年鑑上發表文章，對她與王承書在這一時期中的研究作了回顧和高度評價。王承書在美國期間主要從事氣體分子運動論的研究，發表了多篇處於當時這一領域世界前沿的重要論文。
人們知道，物質都是由微觀粒子（分子、原子）組成的。氣體分子運動論用統計的方法研究氣體中大量微觀粒子（分子）的運動，從而得出氣體宏觀屬性的規律。氣體的宏觀屬性又都可用分子的速度分佈函數求得。所以，求解分子的速度分佈函數就是這一課題的核心。1948年王承書發現了查普曼和T．G．考林（Cowling）的力學經典著作《非均勻氣體的數學理論》（The Mathematical The oryof Non－Uniform Gases）一書的第1版中關於伯納特結果的重要錯誤。
王承書的成就對當時從事高空物理和氣體動力學研究是極有價值的。但由於某些原因，論文未能及時發表，直到1970年烏倫貝克在美國為她公開發表。王承書的研究成果已在美國、俄羅斯、意大利和國內許多著名學者的著作中被多次引用。奠定中國鈾同位素分離理論基礎。
1956年年底，近代物理研究所希望王承書從事鈾同位素分離工作。當時她已40多歲，要從頭搞一項自己從未搞過的工作，談何容易！在美國她就聽說，這是一項高難度、神秘莫測的技術，世界上只有少數幾個國家掌握，並都嚴加保密。國家把如此重擔交給她，是她萬萬沒有想到的。她明確表示：“這項工作誰都沒幹過，誰幹都不容易。別人的工作都早已走上軌道，而且還帶著年輕的同志，只有我剛回國工作，還是我去幹，對所裡工作的影響最小。”於是，她悄悄地做起了準備。但當時全國正進行“反右”運動，此事被擱置起來了。1958年春，所裡給王承書分配了8名北京大學剛畢業的大學生，要求給他們講授鈾同位素分離理論課程。她參考美國學者K．柯恩（Cohen）的理論著作，邊學邊講，並經常告誡學生要理論聯繫實際。
1958年原子能研究所決定籌建熱核聚變研究室，王承書被調往該室從事理論工作。1959年被派往蘇聯原子能研究所實習3個月，在回國的火車上，她翻譯了有關熱核聚變研究的《雪伍德計劃》（Project Sherwood）一書（筆名郭臻）。經兩年努力，她已十分熟悉這項技術，併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當時熱核聚變是世界上熱門的科技領域，她正準備加入這項激烈的國際“競賽”，但在60年代初，蘇聯撤走專家，使中國全部用蘇聯機器裝備起來、尚待啟動的第一個氣體擴散工廠陷入困境。資料不全，疑問成堆，個別專家臨行前還說：“你們這個擴散工廠是搞不起來了！”1961年3月的一天，領導再次請來王承書，希望她隱姓埋名，挑此重擔。王承書仍以國家利益為重，再次放棄自己已熱愛的工作，當天下午就到原子能研究所，再度從零開始，進行了數十年的鈾同位素分離理論研究。
由於基礎理論的重要性，第二機械工業部決定在擴散廠具備啟動條件之前，抓緊時間培訓全國在這方面的理論隊伍和工廠的運行人員。王承書和大家一起認真學習、上課和討論問題。
工廠分批啟動方案的研究就是動態研究中的一個重要課題。在王承書負責指導下，成立了一個級聯理論小組，進行了大量的計算。為了增加實踐經驗，每年都要去幾次工廠，瞭解情況。她一絲不苟地工作，對計算結果進行反覆檢查和認真分析，終於得出了級聯中的丰度隨時間變化的理論曲線。1963年底，工廠第五批啟動，這是最關鍵的時刻。當時張文裕在杜布納聯合研究所工作，難得有回國探親的機會，這次回國王承書還沒來得及與他見面就去工廠了。在工廠，她和大家一起不斷地核對理論曲線和實測數據。
1964年元旦就是在這樣緊張的工作中度過的。當看到實測結果同理論計算很好地吻合，精料端丰度果然達到預期值時，大家歡欣鼓舞，為提前完成供給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的裝料計劃做出了貢獻。
為了適應對濃縮鈾需求的增長，1964年國家下達了研製大型擴散機的任務。王承書接受了總設計師的重任，並親自參加物理參數的選擇工作。這是完全由中國自行設計、製造的大型擴散機，周恩來總理曾兩次指示要抓緊研製定型。但由於“文化大革命”的影響，直到70年代後期該機才設計定型。1978年獲多項全國科學大會獎和國防科委特別獎。
1978年王承書調部直屬機關從事組織、領導科研生產和培養人才的工作。她經常下工廠和科研單位，深入實際，掌握情況，為上級部門決策提供了關於中國擴散級聯的經濟性分析報告。她瞄準世界最新技術，預見到壽命問題是離心技術成敗的關鍵之一，為此，她不顧自己年事已高，率先從頭學起，並組織經過十多年的共同努力，目前離心法在中國已走向工業應用階段，激光法也已取得實驗上的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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