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把中華瑰寶賤賣給外國掠盜者的人，王道士一直被當做千古罪人而為千夫所指。很大程度上，當代普通讀者對王道士的認知，皆來源於學者餘秋雨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一篇散文。收錄有這篇散文的集子叫《文化苦旅》是當年的熱門暢銷書，特別是當餘秋雨成為央視青歌賽評委後，他的書銷量大漲，連校園門口的書攤上都可見到。
在《文化苦旅 道士塔》中，餘秋雨這樣描述：王道士，大號王圓籙。他原是湖北麻城的農民，穿著土布棉衣，目光呆滯，畏畏縮縮，逃荒到了甘肅，做了道士。行文中對王道士頗多指責。這篇被收入學生課本的文章，發揮了作者時任戲劇學院院長的想象力，對王道士的“愚昧”進行了誇張演繹，也對國內輿論進行了錯誤的引導。
老實巴交的王圓籙道士
千年莫高窟的合格守護者
王道士自己不知後人的評價，他在兵荒馬亂年代苦心孤詣守護著一片佛窟，直至1931年謝世，享年81歲高壽。他的道士塔就在莫高窟外河灘上，仍像他生前一樣守護著莫高窟，也承受著不明所以的遊客們的謾罵嘲諷。
大約在1892年左右，這位已近不惑之年的王道士漂泊到莫高窟，看到神聖寶窟一片殘破，受到自然和人為的雙重破壞，就自覺自願地擔當起莫高窟的“守護者”。千年莫高窟就此結束了沒人管理的撂荒日子。
他四處奔波化緣，苦口婆心勸人募捐，省吃儉用集攢錢財，僅第16窟淤沙的清理就花費了近兩年，一心要在洞窟口搭上木架。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斯坦因西域考古記》記載：“他（王道士）將全部的心智都投入到這個已經傾頹的廟宇的修復工程中，力圖使它恢復他心目中這個大殿的輝煌……他將全部募捐所得全都用在了修繕廟宇之上，個人從未花費過這裡面的一分一銀。”
敦煌莫高窟外河灘上的道士塔
曾盡最大努力爭取官方管理
“白包很多，充塞其間，設備極整齊，每一個白布包裹經卷十卷。復有佛幀繡像等則平鋪在白布包之下”。這是王道士最初發現藏經洞的景象。隨即，他以一個半文盲之身，立刻覺悟到藏經洞的驚世價值，從不與官府打交道的他，也認定只有官方有能力處置藏經洞。
他不敢怠慢，徒步五十里去找敦煌縣令嚴澤，並奉上兩卷敦煌經書為證，期望引起重視。然而讓人失望的是，嚴大人對文物的認知水平並不比現在的縣長高，壓根不拿文化事業當回事兒。
1902年，敦煌迎來一名進士出身新知縣汪宗翰，接到王道士報告後，馬上帶人到莫高窟察看，並順手揀得幾卷經文帶走。但也沒提供任何人財物的幫助，只撂下話讓王道士就地保存，看好藏經洞，就此了事。
王道士不甘心，把希望投向上級政府，他選兩箱經卷，趕著毛驢奔赴800多里外的肅州(酒泉)，風餐露宿，單槍匹馬，冒著狼吃匪搶的危險，找到時任安肅兵備道的道臺廷棟。這位日常喜歡練書法的大人瀏覽了王道士帶來的文物，結論是經卷上的字不如他寫的好。王道士又碰了一鼻子灰。
又過了兩年，到了1904年，時任甘肅學政的蘇州籍金石學家葉昌熾聽說了敦煌卷子的事兒，他通過汪知縣索取了部分文物，以專家眼光認定其價值不可估量。但遺憾的是，滿清官僚體制下，官員以中飽私囊為主，遇事推諉為輔，沒人對國家和民族負責，他只是向省政府提了建議，政府的意見和汪知縣一樣：就地保存。既不撥款，也不派人。
作為一個大字不識幾個的窮道士，王道士幾乎沒有什麼辦法可想了。最後，他斗膽請人寫了一封發往紫禁城的“人民來信”。當時，辮子王朝大廈將傾，四面楚歌，外有八國聯軍，內有義和團，慈禧老太婆焦頭爛額，哪管得到幾千裡之外一個叫什麼敦煌地方的道士的什麼請求
1910年代清末民初的莫高窟千佛洞
“貨賣識貨人”的樸素道理
1906年，歷史學者、英國探險家斯坦因的到來，給了孤苦無告的王道士以知遇之感。斯坦因自述：“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國話向王道士述說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著他的足跡，從印度橫越峻嶺荒漠，以至於此的經過，他顯然是為我所感動了。”他感慨於老外不遠萬里的文化苦旅，對這些被棄的故紙堆的孜孜以求。但又充滿矛盾，沒有為了一大筆錢把這五萬卷文物悉數賣掉，而只允許他購買一部分。
“牆裡開花牆外香”，這是中國特有的古訓。置國內百姓多方呼籲於不顧，當斯坦因著文把敦煌文物宣告全世界之時，滿清大員們這才認識到敦煌文物的價值。但他們不是考慮如何有效保護，而是千萬百計竊為己有。一時間偷竊成風，敦煌卷子流失嚴重。1910年清政府作出決定，把剩餘的敦煌文物全部運往北京。押運途中且走且丟，幾乎每到一處都失竊一部分。這是敦煌文物發現後最大的劫難，流失之後下落不明，還不如賣到國外那些好歹能進入博物館。
作為藏經洞的發現者，大量經卷的散失，使王道士感到非常痛心。在他保管期間，從未發生過無故大量散失的事。而官員們如此掠奪，令他極為憤慨和沉痛。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來到莫高窟時，王道士說了一番令人深思的話。
據《斯坦因西域考古記》記載：“說到官府搬運他所鍾愛的中文卷子致受損傷，他表示後悔當時沒有勇氣和膽識，聽從蔣師爺的話，受了我那一筆大款子，將整個藏書全讓給我。受了這次官府的騷擾之後，他怕極了。於是，將他所視為特別有價值的中文寫本另外藏在一所安全的地方。”這大概就是王道士私藏的那批文物，後來陸陸續續賣給了外國人。貨賣識貨人，也許在王道士眼裡，與國人的漫不經心比，外國人才是真正珍惜敦煌文物價值的
受僱於外國探險家的農夫
我們會比王道士做得更好嗎
王道士自己大字不識幾個，卻歷時數年，一而再地求告官府，從縣到州再到省最後到京城，以他的見識和膽識，已經做了所有他該做的事情。就對待文物的認知與處置而言，即使到了21世紀王道士也強於好多大學畢業的縣太爺太多太多。在嘲笑王道士愚昧的參觀者中，如果把自己放在當年他那個位置，能否比他做得更好？
在那個昏聵無能的滿清統治下，民不聊生內外交困，政權尚且岌岌可危，哪兒有精力和興趣去發掘、保護和弘揚東方文化呢。大清海關形同虛設，地方軍政形同虛設，西方人帶走文物時，都持有官方簽證和許可證，身為“洋大人”甚至還一路受到官兵的保護。王道士單憑一己之力，哪有能力拒絕他們。
作為20世紀國際上最巨大的考古發現之一，敦煌文物的大量丟失是中華文明史上的一場浩劫。由於滿清王朝對敦煌文化遺產保護的失職，是對全體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因為這種劫難是不可逆轉的，按照各種版本的國際公約，這些已列入各國公共博物館和圖書館的文物，都是很難追回的！如今中國學者研究敦煌學，還要從國外買回這些文物的膠片用放大鏡來看。
在那樣特定的歷史時期，販賣文物的，即便沒有王道士，也會有張道士李道士。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敦煌文物的流失不應歸咎於任何個人，這出民族悲劇是歷史對整個中國的嘲諷！
從國外買回來的敦煌卷子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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