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八點，當《友誼地久天長》的曲聲迴盪在長沙雨季潮溼的空氣中，明陽山殯儀館二層最常見的一間悼念廳，姜書遠（化名）的葬禮正準備開始。
二十分鐘後，由司儀的帶領，人群緩緩向廳內移動，本也不算狹窄的空間勉強能容下這些前來看他最後一眼的同學與老師。如果你此時越過人群瞟上一眼，彩色遺像上，姜書遠正穿著學士服微笑，與那些前來悼念他的二十歲出頭的年輕人並無差異。
按照流程，追悼會的最後一個環節，姜書遠的遺體將由升降機從地下運送至悼念廳的玻璃棺內。
很難想象，一天前，姜書遠還不是這個模樣。
意外去世的他被送往位於明陽山殯儀館半地下室的裝殮班，因遺體受損較為嚴重，需要進行特整。用一種遇到液體可以黏貼得更加牢固的塑泥，塌陷的頭骨和麵部被撐起，隨後是如外科手術一樣的縫合。再之後，身體和頭髮被徹底清洗，穿上紅色唐裝，化妝。數小時後，姜書遠看上去已經和這裡躺著的其他正常死亡的遺體無異，只是也許更年輕，也因此更令人惋惜。
“讓兩個世界的人都滿意”，是裝殮部門口的編碼室外就可以看到的醒目大字。
在明陽山殯儀館，這樣受損嚴重的遺體每一、兩天就會送來一具。即便是不需要進行特整的遺體，平均下來，每天也有超過60具。他們有些是無人認領的無名屍體，有些被要求直接火化，剩下的一些，則經過一整道“工序”，穿衣、化妝、遺體告別，最終被推向火化車間熊熊燃燒的烈火之中。
模糊
“長沙個變態的天氣！”
一間能容納幾十人的教室最後一排，仍可聽見王丹丹不用話筒就高達九十分貝的聲音。
四月，長沙民政職業技術學院殯儀學院，正進行一堂有關遺體防腐的專業課程，而王丹丹正皺著眉頭，揚著腦袋，“咒罵”著長沙潮溼多雨的氣候——這裡的年平均降水量，幾乎是羅布泊地區的35倍。後者，是著名古屍樓蘭女屍的發現地。
關於王丹丹第一次看到遺體的故事，她已經跟人講了無數次。
這一天，王丹丹又一次把當時的照片打在比她高出幾頭的投影屏幕上，試圖回憶當時的情景。
“實習第一天，給我安排的工作就是在一間超大的房間裡巡查，房間裡停放了我數不清是幾百具的遺體，我的工作就是檢查他們是否有腐敗的跡象，當然打蒼蠅也是其中一項重要的工作內容……”王丹丹所形容的“超大房間”，實際上是上海龍華殯儀館一個恆溫在21℃至22℃的房間。
與明陽山殯儀館不同，龍華殯儀館採取的多是防腐劑防腐的方式，因此屍體全部停放於室內。“我的膽兒就是從這裡練出來的。”實習過後，十九歲的王丹丹得到了明陽山殯儀館遺體整容師的工作。
1985年出生的王丹丹自稱“民政小兵”。她的體型確實小，但工作時，體內的能量卻似取之不盡。
時間總是模糊的。
中午十二點和午夜十二點，對於王丹丹和她的同事們來說，並沒有太大分別。
本著“人屍分流”的原則，裝殮部的工作區域在半地下室。沒有陽光直射的整容化妝室，讓白天與夜晚只能靠牆上的鐘表分辨。雖然同事們覺得她這樣的描述有些誇張，但在王丹丹的形容裡，走出半地下室的那一刻，“眼睛都快睜不開了”。
殯儀館的任務多時，王丹丹需要凌晨四點就從家裡出發，開車半小時到殯儀館開工。
大概每一週的時間，她需要值一個通宵的班，和一起值班的一位同事輪流在員工休息室休息一會兒，但通常“還是能聽到‘哐當哐當’運送遺體的車的聲音”。
她很難閒下來——在與上午相比化妝任務較少的下午和晚上，她要麼在地下室入口處的編碼室等待遺體，要麼在休息區域打掃衛生，偶爾還會接到一些外派任務。這些時候，地下室到處都能聽到她洪亮的嗓音。哪怕在夜班的休息時間，她也寧可開著燈睡覺，這讓在補充四個小時睡眠之後的起床不會那麼吃力，會“警醒自己”。
也許正因如此，雖然十四個人的裝殮部有五位女性，只有“丹哥”的稱呼被叫得最為響亮。
在同事眼裡，她“不像個女人，就是個男人”，而這並不只因她利落的短髮，以及平時不化妝的習慣——酒桌上，一口一杯，王丹丹最愛的是熾烈的白酒；面對熟悉的人，她的急脾氣會表現得更加明顯，但誰都知道那是她的個性，其中包裹著出人意料的細膩心思。
“雷厲風行”，同事舒登高這樣形容她的工作風格。也因此大家各取所長，例如王丹丹“縫合做得厲害一些”，而像同班組的舒登高和周哲，更願意做花費時間的“細活兒”。
有時，對王丹丹來說，性別分界是模糊的。或者說，女性的性別概念在她的身上得以重塑。需要大量體力勞動的遺體整容工作，讓她自入行就時不時受到質疑——時光倒回十幾年前，那個從落後的內蒙古故鄉坐火車來到長沙的十幾歲小姑娘，回答民政職業技術學院老師帶著長沙口音的問話時，還略顯莽撞與生澀，卻已頗具膽量。
“你這麼瘦，以後能不能抬得動遺體哦？”
“行不行，做了再看。”
王丹丹的四口之家中，有三人曾和殯葬行業打過交道。
王丹丹的父親在單間冷藏區域工作。談起王丹丹，他吸了口煙，“丹丹很懂事......她很早就獨立了”。
界線
打出租車去明陽山殯儀館時，“到了門口我不進去喔！”這樣的話時常從司機口中冒出。甚至，只有少數司機願意載客到這樣的目的地。“這跟小時候村子裡死了人，父母不讓你進去是一樣的道理。”一位不得不拉活兒去殯儀館的司機一邊抱怨一邊這樣解釋。
因與死亡和隨之而來的恐懼深深聯繫在一起，殯儀館是一個許多人忌諱踏入的區域，甚至，人們忌諱談論它。
很少有人真正沒有芥蒂地踏入殯儀館。連帶著，很少有人可以正視殯儀行業的從業者。就像遺體整容師們往往無緣見到逝者家屬看到遺體的表情，悲痛中的家屬也很難想到和這些隱藏在半地下室中的工作者們打一個照面。
殯儀行業所帶來的神秘感，多半與從業者幕後工作的性質有關。
日本電影《入殮師》中，死亡被比喻成一道門，入殮師作為“看門人”，目送著逝者穿過它，走向每個人註定的下一程。
對於王丹丹與她的同事們來說，這道“門”雖在傳統意義上將“陰”“陽”分隔，卻剝離了抽象的含義，呈現得十分具體、赤裸和真實。
“生前的痕跡，在死後的臉上顯露無疑。”不同的死因與死前被對待的方式，造就了每一具遺體的不同容貌。針對這些特質，每一位遺體整容師在化妝時也帶著自己不同的理解。“例如針對有些老人的嘴部需不需要填充的問題，有些整容師可能認為她戴著假牙時嘴部是豐滿的，還有一些會認為本來老人家的牙口就有一些凹陷。”
對於王丹丹和她的同事們來說，與標準操作相比，遺體整容化妝的方法會根據長沙本地的氣候和環境等作出調整，例如傳統的粉妝被調整為油粉結合的方式。而他們的另一層“標準”，則針對社會上那些與他們有著競爭關係，卻有時並不專業，偶爾又缺少職業道德的殯葬服務機構——這些遺體整容師們要試圖做得更為專業，以表示對死者的尊重。從另一方面來說，這樣做也許也能打破關於這個行業的一些流言蜚語。
有時候，也並非只是這些機構會對他們產生威脅。
“我不認為手工會過時。也許大框架的製作流水線等操作會被機械化所代替，但溫情化的服務離不開人。”王丹丹對於手工作業的肯定，幾乎是面對新技術的“威脅”時的一種本能反應。
國內不少殯儀館開始嘗試3D打印技術，來用更精確的技術手段實現殘損遺體的修復。雖然高昂的成本，讓這樣的方式還未被大面積普及，但手工作業的極限，似乎在新技術的發展中漸漸被提出，被質疑。
長沙民政職業技術學院的殯儀專業在全國的知名度，使得當時十幾歲的王丹丹隻身一人來到長沙求學。現在，她又在母校擔任客座講師。與許多南方學校一樣，這裡的植被也十分茂盛。
而不會變化的是道德的界線。
這一點，在王丹丹看來，是十分清晰和堅定的。“為什麼要給遺體防腐？人的形體發生了變化....家人的告別就沒有了條件。......防腐是一種保存的概念。”在給殯儀學院的學生上課時，她反覆強調的自己的工作原則中，就提到防腐行為合理的前提，是它的目的性，例如為了在追悼會上讓生者見上最後一面，或是長途運輸的需要，以及醫學院對於教學樣本的需求。
“無論化妝還是防腐，接觸遺體必須堅守的是良心。”接著，“必須”又被她強調了一遍。
這樣的信念，在十年前，甚至足夠支撐王丹丹在工作中不小心被針扎到，都不在乎是否去醫院打破傷風針。像她自己驕傲地說的，“十年前的丹哥不怕死”。同樣，也是這樣的信念使她做了七年公務員後又甘願回到現在的崗位。
對於現在新一代殯儀專業的學生，王丹丹更願意形容他們擁有一種“模稜兩可的心態”——工作與自我的界線變得更為清晰，“更別提為了工作奉獻生命了”。
要進入裝殮部，所有的遺體都需要經過這一條帶有彩繪的通道。對於很多家屬來說，這裡是他們與親人分別的最後地點。
防護服是裝殮部工作時的標配。防護的重要性來源於，對於很多遺體來講，衛計部門並不會開具導致死亡的原始病因，包括一些感染性較強的病症，如肺結核、艾滋病、傳染性肝炎等。
“幕後工作”的性質，使得王丹丹和同事們很少得到家屬的反饋。偶爾，悼念廳裡的家屬如果對化妝效果不滿意，裝殮部的工作人員會“返工”補妝。
明陽山殯儀館的裝殮部團隊有著自己的審美標準，常常需要修正一些殯儀公司送來遺體臉上的妝容。油粉結合的化妝方式，更適應長沙本地的氣候。
化妝前，遺體整容師會在逝者脖頸處墊好毛巾。
穿衣之前，則要先為逝者擦拭身體。
整容化妝室旁，有一小間塑型室，其中陳列著裝殮部工作人員們的塑泥練習。
這些最基本的塑型練習，有些以工作人員自己為藍本，有些是倒模作品，都是為實操做的“預演”。
遺體整容師的整容化妝工具。針對較難清潔的狀況，化妝時遺體整容師有時不得不選擇清洗功能較強的化學制劑，長期使用，會有傷害呼吸道等的風險。
舒登高正為一具遺體進行特整。每一次特整，都需要遺體整容師持續站立幾個小時無法休息。
人數多時，整容化妝室會有三、四個人同時在場工作，這多出現在忙碌的上午。每天下午四點至第二天清晨，一般只有兩個人輪流值班。
由裝殮部所處的半地下向上望，偶爾能與好奇所以拉開玻璃棺遮布的家屬目光相會。當化好妝的遺體被升降機緩緩送上地面，伴隨著管絃樂演奏的樂曲，有時能聽到悲慼的哭聲，有時則很安靜。
死亡與鏡子
只需在明陽山殯儀館呆上幾天，便可目睹無數場生離死別。
發生的地點，對於裝殮部來說，大多是編碼室的玻璃門外。所有遺體都運送至此進行編碼和登記，再經由一條彎曲的走廊，被運送至特定的工作區域。
因各種原因死亡的遺體在此聚集——病故、意外、墜樓……在這些也許不願卻不得不死去的人們之外，也包括自殺和互相殘殺。
脫下送來時穿的衣服，你很難識別他們生前的身份與社會地位，而這些，在這裡，也不再重要。
對於許多家屬來說，那條繪製著藍天與山景的走廊入口，就是他們與親人或朋友最後分別的地方。生者只好被擋在這條看不見出口的通道之外。另一些親屬，則不得不更進一步，也更殘忍地，來到專門冷藏腐屍的冰櫃區域認領無名遺體。
明陽山殯儀館一間還未完全恢復原狀的悼念廳。幾天前，一場個性化的，被佈置成婚禮現場的葬禮在此舉行。
悼念廳外的臺階上，不小心掉落的小白花。
殯儀館是許多人的一堂課。
在巨大的悲痛中，包括一小部分為了不知什麼原因所“表演”出來的悲痛中，他人的死亡逼近，也似乎暗示著每個人都必將面臨的結局。
這結局並不只是死亡帶來的沉默，它像一面鏡子，總是能映射出關於“生”的影子。
王丹丹曾拒絕過一個任務。
那是一單“價值不菲”的活兒，家屬希望她用她能達到的最精湛的防腐技術，將一位死者的遺體保存至他的子孫後代都可以瞻仰的時間長度。家人抗拒自然力量的願望，似乎超出了王丹丹所做工作的範圍。而她拒絕的最直接理由，則是這樣做不符合自己的職業原則。另外，這樣的防腐項目需要她不停回去維護遺體，換句話說，她“不會成為他們的‘守陵人’”。
另一次，裝殮部收到一具遺體，是一個還未結婚的四十三歲女人。家屬為了實現她的願望，讓她穿上了玫瑰紅色的紗狀衣服，又化上了新娘妝。追悼廳被佈置成婚禮現場，佈滿紫色的氣球與紅色的玫瑰花。
這場十分個性化的葬禮，讓工作人員們都記憶深刻。
由死看向生，對於平常人來說，除了悲痛，恐懼有時帶來警示的作用。
對於王丹丹與她的同事們來說，上班時一天經手數十位逝者是常事，他們選擇用專業來克服死亡帶來的恐懼，“當然還有膽量，以及不斷自我說服、自我修復的能力”。在他們的雙手觸摸之下，無論逝者生前經歷過什麼，都最終以體面而有尊嚴的樣貌重新示人，告別世界。就像王丹丹所說，“尤其是見到意外過世的人，我會印象極其深刻。會感到活著很好，活著是幸運，好好珍惜生命和當下很重要”。
沒有人能夠記得自己出生時的樣子。但若你問王丹丹她是否想過自己死後的樣子，她會用混雜著長沙話與東北話的口音，不假思索地回答你——“沒什麼特別的”，或者，“就和這些躺著的人一樣吧”。但如果讓她想象自己葬禮的樣子，她會說，“希望少點悲痛，溫情、淡然的氣氛就好”。
半地下的工作區域，常能碰到這樣深邃、彎曲又潮溼的通道。遺體需要經由這裡，通往火化車間。
針對一些宗教信仰，冷藏間還配備了蓮花燈。
除去惠民服務，殯儀館還提供較為“高端”的“遺體SPA”服務，意味著親屬和朋友可以目睹逝者穿衣的全過程。
在裝殮部無陽光直射的工作區域，時間是模糊的，牆上的鐘表是黑夜與白天的唯一佐證。
整容化妝室外的一處辦公室，除了工作人員，很少有家屬涉足。偶爾，來認領無名遺體的家屬在此簽字，痛哭，互相商量，然後休息片刻。
塑型室裡的一面鏡子。
化妝任務不多時，王丹丹反覆拖著員工休息區的地面，每十分鐘就要來一遍：“怎麼老是不幹！”長期在潮溼的環境裡工作，讓王丹丹的風溼更加嚴重。
四月是長沙多雨的季節。清明之後，扎堆兒來採訪的記者明顯變少，但裝殮部的工作還如往常一樣繼續著。
下課了，王丹丹鑽進自己的車裡準備回家。2011年，她曾離開殯儀館，做了七年公務員，最終又回到了明陽山。夜色中，學生們組成的人群不知要走向怎樣的方向，這其中也包括殯儀學院的年輕人。曾經王丹丹也是他們的一員。她不願也不會再走向任何一條其他的岔路。
天色漸暗，明陽山殯儀館的一盞路燈亮起，準備迎接漫漫長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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