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日贊，字克臣、號東淇，揭陽桃山都洋淇里人（今屬揭陽市登崗鎮洋淇村橋南人）。其父楊瑄（1466——1541），字良瑜，號潛庵。當時是揭陽一帶有名的諸生，俗稱秀才。以累“試弗售，輒棄去儒衣”，在家講學授徒。潮陽人郭廷序說他“講明經義，朱旨時宗”，顯然是一名朱子的信徒。也因此受到同縣御史鄭一初的稱讚，鄭是明代著名理學家王守仁的弟子。
一、求學中離山及與薛侃師生情誼
明代是一個理學盛行的時代，揭陽雖僻在嶺外，多少受到這種風氣的影響。明嘉靖四年（1525），著名理學家王守仁高弟——薛侃，世稱薛中離先生，因守母喪，在中離山廬墓講學。中離山原名虎山，址在揭陽龍溪都（今隸潮安庵埠鎮）。據《薛中離行狀》載，當日“四省同志，聞風遠來，至不能容，各自架屋以居。會文考德，興發有益多”，其時講學的盛貌，由此可窺一斑。上面提到，楊瑄是朱熹的信徒——也即理學信徒，楊日贊沐浴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下，其求知、接受理學的念頭，自然視他人更具趨向性。因此，當薛侃講學於中離山日，楊日贊便加入這個“四省同志”龐大求學隊伍中，成為薛侃門下弟子的一員。香山人黃佐所作的《中離山記》，也說“當時名宦若季彭山、劉晴川諸君，日詣離山，互相講論；鄉士大夫若黃子國卿、成子子學、郭子維藩、林子光祖、楊子日贊、楊子惟執，處士若陳明德、鄭萬化，罔不離山是遊”。回憶薛侃的教誨之功，楊日贊更是深嘆道：“日贊遊先生之門有年，荷先生之教益深，理欲關界，時頻於啟迪；而提醒檢點，有愧於冉衷。”至嘉靖七年（1528），薛侃守喪期滿，入京補官，楊日贊也在這一年赴省秋試，旋中戊子科王希文榜舉人。其後，師生各因遊宦契闊，然其情誼歷歲彌深。如楊日贊在衢州府時，為弘揚師門學說，“公餘與士講學不倦”，這一點頗似薛侃對陽明學的傳播；嘉靖二十四年（1545），薛侃在東莞講學，楊日贊適“以府佐起”，赴官徽州，特地迂道看望薛侃。及薛侃卒之明年（1546），楊日贊在徽州官邸設位祭奠，哭之以文，悲傷至極。
楊日贊傳世之文罕見，加以文不長，全錄如下：
祭中離薛先生文
嘉靖二十五年丙午十二月口日，門下生徽州府同知楊日贊謹以香帛之儀，望哭於先師行人司司正中離薛老先生之靈曰：
吁嗟！先生具明敏之資，而擴之以良知之學；秉剛方之操，而濟之以溫和之德。心跡皎如日星，志氣塞於天地。故出而策名清時也，則抗節致忠，直聲振於朝廷；退而養高林壑也，則樂道安貧，清風流於海宇。研幾有錄，明聖學之宗；圖書有疑，破諸儒之見。以至體認真切，屢挫而益精；克欲最難，歷老而自信。其內外合一之旨，易簡久大之訓，格物致知之說，斯皆先生溯陽明夫子之傳而以授之吾徒者也。嗚呼！陽明之學得先生而益顯，吾人之蒙口先生而始發。則先生之生也，為吾道重明；而今之逝也，為吾道傷。嗚呼痛哉！日贊遊先生之門有年，荷先生之教益深，理欲關界，時頻於啟迪；而提醒檢點，有愧於冉衷。尚冀立雪質疑，以洗沉痾之習；豈期奄忽九泉，遂快吾道之宗？嗚呼痛哉！梁木其痿，吾道誰依？泰山其頹，與吾其誰歸？先生之逝，與不復回，小子之興思，與對吾黨而增悲。
二、歷宦及治績
上面說，楊日贊在嘉靖七年（1528）中舉，大約到嘉靖二十一年（1542），“以銓試第一人，授衢州府同知”。但在去年（1541）年底，其父楊瑄壽終於家。按照禮制，楊日贊理當回籍守喪，為期三年。從楊日贊同知衢州府的時間來說，勉強也就一年，要想在如此倉促的任期內有所作為，似乎不太可能。所以，天啟《衢州府志》在楊日贊本傳中，側重說其“謙虛下士，公餘與士講學不倦”，他則不及。雖然如此，楊日贊去官後，《衢州府志》將其列入名宦傳，也足見其官操為時所重。
到嘉靖二十五年（1546），楊日贊補官徽州府同知，其繼任者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此據嘉靖《徽州府志》所載。又據雍正《揭陽縣誌》和《芹山集》記載，大約在嘉靖三十二年（1553）——嘉靖三十五年（1556）間，楊日贊內遷，任南京刑部、戶部員外郎、郎中。
嘉靖三十六年（1557），楊日贊擢知雲南姚安府。楊日贊對姚安的治績，大要可歸納為四個方面。
一文教。姚安是一個少數民族聚居密集的地方，“其民往往弄牧垂水，未諳文教”。自入大明帝國版圖後，也和其他漢族地方一樣設有學校，培育人材。楊日贊到任時，姚安的“黌校日圯，士人或滯自昔”。為政之先，重在育材，睹此，席未暇暖的楊日贊即“銳意修葺”姚安府學。“舉廟廡之頹敝者一新易之”，如修“堂齋、肄舍”、改移欞星門方位、鑿泮池等。明年（1558）竣工。士民“鼓舞加額”，都不約而同發出這樣的感喟：“豈昔之姚安哉？”
此外，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楊日贊還曾和時任雲南學道的陳善議在姚安建文峰塔，以培植文風。陳善在其《文峰塔記》回憶這件事，如是說：
前守揭陽楊君日贊，以南山大石淜之崗，此可以人力培也。議建塔於此山，則文筆插天，南北輝映，裁成輔相，庶有裨益。
但後因楊日贊遷官，建塔的事，遂成美於他人之手了。建塔以培植一方文風，自古皆有，今天看來，說是迷信，但藉此可窺當日楊日贊力圖改變姚安“或滯自昔”的迫切和苦心。
二治安。嘉靖三十六年（1557），姚安的苴卻蠻作亂，造成“百里之內，居民騷然，以死傷告急者百餘家，失業流徙者不可勝數”。所謂苴卻蠻者，即雲南彝族八種之一。對此，楊日贊怎能安於寢食？馬上“白之當道，調兵剿平諸蠻”。因此，朝廷派雲南副使沈橋赴姚安與楊日贊會合，同提舉王樸、通判張翊、指揮王經綸督兵合剿，最終平息這場局部叛亂，而“流徙復業，民乃安堵”。
叛亂之後，為了姚安的長治久安，或說是避免叛亂的重蹈，楊日贊又建議朝廷在苴卻一帶“設守備，督營兵”。朝廷也採納了他的建議，在苴卻設立督捕營，並“設守備指揮一員，千、百戶各一員，官軍一百一十名，勇夫九十名”，在此防控。其設立始末，詳大理人李元陽的《苴卻督捕營設官記》，這裡略作介紹而已。
在治姚的十年裡，對於社會治安的穩定，引用姚安教授陳生的話說——“狐鼠豪右，屏跡脅息”，楊日贊也可謂恪盡其職了。
三司法。對這一方面，天啟《滇志》在楊日贊本傳說他“斷獄明允”，僅是而已，沒有列舉一二。反而從他的斷獄上，誇楊日贊為人“剛方廉潔”，如對犯人的罰金，“盡登公籍，毫無染指”。有點顧此失彼了。
四建設。城牆方面。如嘉靖三十九年（1560），對府治南門外的土城進行加築，使其“高一丈二尺，廣一百三十丈”，又在土城的“左右建敵樓，設四關門，繚以土垣”。名勝方面。如嘉靖三十八年（1559），重修德豐寺；嘉靖四十二年（1563），重修武侯祠。
到了嘉靖四十四年（1565），楊日贊“以家遭倭夷之變”，不得不辭職回家。姚安人民為“頌其功”，請李元陽為作《遮留碑》，立石以作紀念。
著名理學家李贄也繼楊日贊之武，出任姚安知府，曾說：先是，楊東淇為郡，南充陳君實守是州，與別駕張馬平、博士陳名山，皆卓然一時，可謂盛矣！
對楊日贊主政姚安時的建樹，很是推崇。
不久，楊日贊遷秩雲南按察司副使。
——孫道平.撰寫
——楊經寧.提供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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