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夕，在北大紅樓前舉辦的主題團日活動
4月23日，由北京魯迅博物館（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主辦的“五四現場”展覽在北大紅樓開幕。
一大早，北大紅樓內就擠滿熙熙攘攘的參觀者。作為五四運動最重要的見證地，又恰逢五四運動百年，今年以來這裡一直處於客流超限狀態。去年全年，這裡迎來參觀者12萬多人次，今年截至目前已經迎接了8萬多參觀者。
“今天帶著老伴過來一起看展覽是為了瞭解當時的中國是什麼樣的”，80歲的郝大爺說，“看了展覽感受很深，過去的中國落後虛弱，現在我們國家強大了，更要熱愛自己的國家。”
“我是來學習紅色精神”，一位北大附小學生隨學校組織參觀，他說，“以前在歷史教科書上學了五四運動，沒有太大感觸，這次看了文物，親身體驗當時的感覺，更激勵我們要好好學習，報效祖國。”
今年五四前夕，香港康樂及文化事務署聯手北京魯迅博物館（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在香港舉辦“動與醒”五四新文化運動展覽，北京大學舉辦 “新文化的曙光：五四時期北大學人群像”專題展覽，天津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舉辦“時代先鋒──周恩來鄧穎超與五四運動”展覽，4月26日一天，五四運動與青島陳列館就迎來近千名觀眾……
再現紅樓原貌
四月，在如茵綠樹、繁花似錦的映襯下，北大紅樓莊重典雅，煥發生機。
北大紅樓，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五四運動的發源地、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地、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發源地。這個具有百年曆史的建築現在得到妥善的保護，成為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基地和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北京魯迅博物館（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新文化運動紀念館館區是依託北大紅樓建立的舊址類博物館，是全國唯一一家全面展示五四新文化運動歷史的綜合性博物館。
1916年，北大紅樓開始修建，1918年建成。樓的主體建築為紅磚紅瓦，故稱紅樓，原為北大文科、圖書館和校部所在地。這裡有李大釗的辦公室、胡適的講堂、毛澤東做助理員時的圖書館。百年前，眾多影響中國現代史的人物齊聚一堂。
北大紅樓是五四運動最重要的見證地。1919年5月3日，在紅樓一層的新潮社，北大學生為第二天的遊行準備了大量旗子。5月4日上午，北大學生羅家倫在新潮社撰寫了五四當天唯一的印刷品《北京全體學界通告》。下午，北大學生從紅樓北邊的操場出發，走向天安門集會。5月5日、6日，北大校長蔡元培等14所北京大專學校校長在紅樓開會，討論營救被捕學生問題。5月7日，北大全體師生在紅樓北邊操場慰問釋放回來的被捕學生。
新中國成立後，1950年，北大在紅樓開闢了“李大釗先生紀念堂”和“毛澤東在校工作室”。1961年，紅樓被國務院公佈為第一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72年至2001年，由國家文物局局機關等單位使用。2002年至今，紅樓開闢為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對外開放。
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當時北大紅樓出現牆體、基礎開裂現象，建築整體基本完整，但抗震加固工作擺在眼前。國務院專門為搶修工程立項並撥專款，工程持續了3年，完工後的紅樓室內外原狀和整個色調沒有任何改變。
為更好地保護這座光輝歷史建築，國家文物局決定啟動紅樓保護維修工程。工程於2008年9月開工，2009年5月竣工。此次維修放棄了用鋼板對鋼筋混凝土柱加固的辦法，而採用了更為先進的碳纖維加固方法。對於牆體出現的裂紋及酥鹼，採用挖補技術，把殘缺的磚替換出來，並將裂縫填平。一些糟朽嚴重，不能進行加固的木樑，用原材料、原工藝進行施工替換。加強了紅樓的安全性並進行了全面養護，使其達到了古建築的最高防火級別。
在遵循“修舊如舊”的原則下， 北大紅樓內部配套設施經過了全面養護或更新，但紅樓地上四層、半地下室一層室內的暖氣片仍舊保留當時的德國貨，不作更換，紅樓所有的門窗也都沒有改動，甚至樓道里的老式吊燈也依然保留。國家文物局古建築專家組組長羅哲文和古建專家杜仙洲也加盟到大修團隊之中。 “修繕古建築就是要‘復古’，‘復’得越徹底越好。”羅哲文說。
維修工程完工後，為再現北大紅樓歷史原貌，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下了不少工夫。如何打造舊址的陳設，通過現場來還原歷史，該館陳列展覽部主任陳翔回憶說，“我們在陳設蔡元培的辦公室時，拜訪了蔡元培的女兒、學生等，最終還原出一個較為接近的場景。”
如今的紀念館已恢復了原五四時期北大紅樓歷史面貌，並輔以陳列展覽，恢復了圖書館主任室、登錄室、第二閱覽室、第十四書庫以及新潮雜誌社、學生大教室、紅樓大門等的歷史原貌，比較全面地展示了陳獨秀、蔡元培、毛澤東、李大釗等先驅在紅樓工作時的情景，突顯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的紅樓歷史氛圍。
天津是在李大釗親自指導下在全國最早響應五四運動的城市，周恩來為首的覺悟社是運動的中堅。天津教育史專家張紹祖介紹，天津五四運動革命遺址目前保存有9處，分別是廣東會館、南開中學、北洋大學、直隸公立工業專門學校、直隸女師、省立一中、河北公園、覺悟社紀念館、新生社舊址；亟待保護 1處，是直隸公立法政專門學校禮堂，目前正在申報市文保單位。
回到五四現場
在五四百年即將到來之際，各地相關文博單位紛紛舉辦展覽等紀念活動。北京的“五四現場”和上海的“偉大覺醒”兩大展覽是其中的重頭戲。
由北京魯迅博物館（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主辦的“五四現場”展覽，利用北大紅樓一層5個展廳，佈置了180幅圖片、11件展品。展覽分成“五四事件” “運動擴大”“學生大逮捕”“運動高潮”“拒籤和約”五部分，以時間發展為線索，敘述五四運動全過程，著力打造“現場感”，再現了自1919年5月4日學生遊行始至1919年6月28日中國代表拒籤對德和約的全過程。
其中，在“五四事件”部分，由美國人約翰·詹布魯恩拍攝的1919年5月4日當天學生遊行的4張老照片非常珍貴。從照片中可以看到，每位學生手中都舉著用中文和英文寫的宣傳標語。當看到外國攝影師拍照時，學生特地把英文標語“青島是我們的”展開，希望攝影師可以拍攝清楚。同時展出的遊行行進路線上的老北京照片，把觀眾帶回到當時現場。在“學生大逮捕”部分，完整展出了西德尼·甘博拍攝的18張相關照片，為觀眾呈現出更加完整的歷史樣貌。
“今年年初，我們決定在五四前夕推出紀念五四運動百年的展覽，考慮可從當時媒體入手，策劃一個‘媒體眼中的五四’展覽”。作為策展人之一的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副研究館員秦素銀說，這些年做過的五四主題展覽，多把目光放在五四運動爆發的背景或者五四運動的影響上，沒有對這場運動本身做過細緻的梳理，“我們考慮利用1919年的報紙及相關資料敘述這段歷史，最後決定把展覽名稱定為‘五四現場’”。
最直接的“現場感”是再現五四遊行現場。策展人員重走了五四學生遊行路線，研究了當年的北京地理，找到了照片上那些已經拆除多年的學生遊行路線上的老北京建築的照片，如長安街上的東三座門、東長安街牌樓、東單牌樓等，讓觀眾可以看到100年前北京的樣貌，從而感受學生們遊行時所處的環境。秦素銀介紹，在搜尋老照片的過程中，發現約翰·詹布魯恩拍攝的4張五四當天學生遊行的照片，在以往的五四相關展覽中從未使用過。通過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當時學生們手持標語街頭遊行的形象。
“五四現場”所有展品均與“五四”同齡。其中北京學生聯合會出版的《救國》報，創刊號出版於1919年5月14日，5月23日停刊，一共出版5期，此次展覽展出了第3、4期。由《新青年》同人編輯的《每週評論》是五四運動期間非常重要的刊物，對五四遊行和六三學生大逮捕均有詳細報道，對五四運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本次展覽展出5期。
而展覽在北大紅樓裡舉辦，“相信沒有任何其他地方比在紅樓展出五四運動更有現場感了”，秦素銀說。
4月13日，由中國魯迅研究會和北京魯迅博物館（ 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共同主辦的“在文學與歷史之間”——紀念五四運動100週年學術研討會在北京舉行，來自國內高校、科研院所等學術研究單位的專家學者一百多人匯聚一堂，緬懷新文化先賢，梳理百年曆史變遷的脈絡。
北京魯迅博物館（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常務副館長黃喬生表示，為紀念五四運動一百週年，該館正計劃舉辦系列紀念活動。《五四現場》展覽後，還要推出《國民：1919》展覽，挑選近百件文物，全景掃描和重點聚焦相結合，表現五四運動發生那一年國際國內形勢和中國各階層人民的思想和生活狀態。《五四現場》展示現場細節，《國民：1919》展示時代背景。該館還將從新文化運動中選出八個傑出人物，製作《中國的文藝復興：新文化八大家》展覽，緬懷發動和推動五四運動，並對中國現代思想建設做出巨大貢獻的文化偉人。
從“偉大覺醒”到“偉大開端”
4月18日，“偉大覺醒：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文物史料展”在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開幕。“這是黨的誕生地首次以展覽形式深入展示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之間的歷史關聯”，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副館長徐明表示。
展覽分為“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反帝愛國之大風雷”“開天闢地之大事變”三個部分，見證五四新文化運動如何影響中國歷史，如何推動中國共產黨的創建。
“如果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偉大的覺醒，那麼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就是偉大開端。”徐明說，“從偉大覺醒到偉大開端，五四新文化時期的中國社會有三個層次的遞進變化，反映了我們對於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中國共產黨創建歷史關聯邏輯的一種理解。”
126件珍貴的館藏文物，其中不少是首次對外展出，成為展覽的一大亮點。
貫穿展覽始終的6本《新青年》格外引人注意，它們不僅是新文化運動的開始，也見證了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在第一部分擺著1915年《青年雜誌》創刊號、1916年《新青年》第2卷第1號和對中國文壇產生重要影響的《新青年》易卜生號。在第三部分有三本《新青年》雜誌。1919年9月，《新青年》第6卷第5號出版，由李大釗主編，他把這期編成“馬克思研究專號”。《新青年》第7卷第6號於1920年5月出版，陳獨秀編輯成“勞動節紀念號”，集中反映各地工人運動及各國勞動組織的狀況。標誌著《新青年》雜誌正式轉變為馬克思主義傳播陣地的《新青年》第8卷第1號出版於1920年9月，從這期開始，《新青年》成為上海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領導下的馬克思主義刊物。126件珍貴文物、6本《新青年》雜誌，像一顆顆珍珠串起了五四和建黨時期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思想轉變的歷史圖景。
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收藏的
1915年《青年雜誌》創刊號
展覽集中展示了五四運動後大量新思潮湧現、諸多學說流派爭鳴鬥勝的各類刊物，反映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各類思潮中脫穎而出的一批珍貴文物。這些珍貴文物真實印記著五四運動與中國共產黨創建之間的緊密關聯。
展覽開幕當天，由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等單位共同主辦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學術研討會舉行。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副主任嚴愛雲認為，“交流的論文充分反映了近年來國內外中共創建史研究的最新成果”。
為後人留下歷史記憶
新中國成立後，對於五四運動史料和文物的收集、整理、保護和研究一直為黨和國家高度重視，也是文博單位的重點工作之一。這些工作是為給後人繼承和發揚五四精神留下歷史記憶。
中國國家博物館從20世紀50年代就把徵集珍貴的近現代文物作為首要任務，其中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開端的五四運動的文物自在其中。有陳獨秀、李大釗等人編輯的《新青年》雜誌、《每週評論》，1919年5月4日北京學生在天安門集會手執的“誓死力爭 還我青島”標語，五四運動中北京大學講演隊第九組布旗，1920年5月1日李大釗在北京大學主持紀念大會的《五月一日北京勞工宣言》，1920年毛澤東等新民學會會員合影，1920年6月因抵制日貨愛國運動被非法拘留的周恩來編寫的《警廳拘留記》手稿，1920年8月陳望道翻譯的國內最早中文全譯本《共產黨宣言》……
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2002年開館，成立時間晚，但是經過努力，短短几年內就收集到4000多件（套）藏品，其中國家一級文物59件。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保管部副主任劉靜說，這些館藏文物最主要的來源還是五四運動文化名人的家屬和後人的捐贈。北京魯迅博物館和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合併之後，原魯博的館藏文物中也有大量五四新文化運動的藏品，除了魯迅在五四時期的手稿和藏書，還有許壽裳、江紹原、錢玄同等同時代人的遺物，這些也都是其家屬和後人捐贈的。上級領導部門移交的文物，如2008年國家文物局機關服務中心移交的100多件紅樓相關文物資料中就有李大釗的原版照片和手稿原件，還有兩份唯物史觀的試卷等。這些都成為今天研究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珍貴史料。
最珍貴的五四運動文物就是北大紅樓，從2003年3月“北大紅樓歷史沿革考證”課題被列入國家科研課題項目，新文化運紀念館研究人員展開了廣泛深入的調研，採訪北大老校友，蒐羅從1917年紅樓開始建造到2008年建成九十週年的各種資料，2012年出版的《北大紅樓歷史沿革考論》一書，詳細考證了北大紅樓在各個時期的使用情況和相關歷史情況。
為了加強對館藏文物的研究，從2013年起，北京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啟動館藏文物研究系列叢書，至今已經出版3冊，從不同角度解讀文物的歷史背景、闡述研究發現，並通過研究成果，策劃相關展覽，形成從藏品到研究到展覽的路線圖。還有3冊將在深入研究後結集出版。
“上海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1952年正式建館，幾十年來，一直非常注重文物的徵集、保護、運用和研究”。徐明介紹，紀念館現有館藏文物12萬多件，大部分是在上世紀50年代開展的上海革命歷史文物大徵集中徵集到的。1992年出版的《館藏革命文物選編》， 2002年出版的《館藏文物精華》，就是對館藏文物進行全面梳理研究之後的初步成果。
“文物不能為研究而研究，要挖掘出它的時代價值，讓文物來講故事，才能夠讓觀眾讀懂文物，這種研究的成果更能讓觀眾感受。”徐明說。
2018年6月20日，為紀念馬克思誕辰200週年，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利用館藏120多件文物，推出《點亮中國：馬克思主義在中國早期傳播文物史料展》。2018年11月，以改革開放 40 週年為契機，利用館藏100多件文物，推出專題展《日出東方：近代上海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闡釋上海為什麼會成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
“‘偉大覺醒：五四新文化運動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文物史料展’與去年的兩個展覽是成系列的，關聯的。希望通過這一系列展覽，把與中國共產黨創建相關的重要歷史邏輯梳理得更加清晰透徹”，徐明說。
講清楚為什麼五四運動對當代中國發展進步具有如此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講清楚為什麼馬克思主義能夠成為中國革命、建設、改革事業的指導思想，講清楚為什麼中國共產黨能夠擔負起領導人民實現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的歷史重任，講清楚為什麼社會主義能夠在中國落地生根並不斷完善發展。徐明表示，“這一系列展覽，都在一定程度上朝這個方向上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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