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的源头有很多，其中《宋江三十六赞》和《宣和遗事》都提到了太行和太行山，让研究者大惑不解，梁山泊和太行山相距千里，二者如何融合？杜老师的泰山又名太行山的说法解决了这个问题。
《宋江三十六赞》中的“太行”
南宋末周密《癸辛杂识续集》所录龚圣与《宋江三十六赞》(以下简称《赞》)，是今存最早记载宋江三十六人姓名、绰号及主要特征的文献。《赞》中涉及宋江等人活动区域的地名不多，除赞阮小二有“灌口少年……清源庙食”和赞雷横有“生入玉关”等语，提及“灌口”、“清源”、“玉关”三处其实无关大体的地名之外，其他称“大行”即“太行”亦即“太行山”者，共有五处，分别是：赞卢俊义云：“白玉麒麟，见之可爱，风尘大行，皮毛终坏。”赞燕青云：“平康巷陌，岂知汝名，大行春色，有一丈青。”赞张横云：“大行好汉，三十有六，无此伙儿，其数不足。”赞戴宗云：“不疾而速，故神无方，汝行何之，敢离大行。”赞穆横云：“出没太行，茫无涯岸，虽没遮拦，难离火伴。”诸赞中五称“太行”，除严敦易先生认为“这里面当是龚氏有意的用太行来影射，隐寓寄希望于中原俊杰草莽英雄的说法”，而非实指太行山，与本文将要得出的认识有一定契合之外，其他论者无不以为就是指太行山，唯是进一步的推论有所不同。如何心先生还止于说：“可见当时认为宋江等三十六人聚集在太行山。”孙述宇先生就不仅以“这卅六人的活动范围与大本营所在地都是太行山”，还把《赞》中“太行好汉”故事作为“水浒”故事的一个“分枝”，“标作‘山林故事’，以别于讲梁山泊的‘水浒故事”；王利器先生则更明确说《水浒传》成书的基础之一是讲宋江等人故事的“太行山系统本”。现在看来，这很可能都是错误的，溯源即在对《赞》中“太行”为太行山的误判。笔者这样认为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综观史载宋江等活动的大范围，实际是以京东梁山泊为中心包括泰山在内的广大地域，倘以《赞》文五称之“太行”为太行山，则于史不合，所以当有别解。按宋人记宋江事，或称“淮南盗”(《宋史·徽宗本纪》)，或称“陷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宋江寇京东，[侯]蒙上书言：‘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东都事略》。“河朔”，《宋史·侯蒙传》作“齐、魏”)，或称“河北剧贼宋江……转掠京东，径趋沭阳”(汪应辰《文定集》卷二三《显谟阁学士王公墓志铭》)，或称“宋江……剽掠山东一路”(张守《毗陵集》卷一三《左中奉大夫充秘阁修撰蒋公墓志铭》)，或说“京东贼宋江等出入青、齐、单、濮间”、“宋江扰京东”(方勺《泊宅编》)，或曰“盗宋江犯淮阳及京西、河北，至是入海州界”(李焘《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卷一八)，或曰“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宋史·张叔夜传》)，或曰“山东盗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路，入楚州界”(李埴《皇宋十朝纲要》卷一八)等等[45]，今见除《赞》之外所有宋人关于宋江活动区域的记载，涉及不过“淮南”即“淮阳”、“京西”、“京东”即“山东”、“河北”即“河朔”、“齐、魏”、“青、齐、单、濮”、海州等地。这些称说中虽然都不直接涉及泰山或太行山，但综合其所构成之宋江活动的大范围，明显是汴京(今河南开封)周围偏重京东的广大区域。这一区域实际的中心是京东的梁山泊，正是远不及太行山，而与泰山为紧邻。
这尤其可以从《东都事略》与《宋史》同是记“(侯)蒙上书言”称宋江等，一作“横行河朔、京东”，一作“横行齐、魏”的不同而相通处看得出来。其中“河朔”与“京东”并列，可以认为是指河北路。“齐”即齐州，今山东济南，宋属京东路；“魏”即“安史之乱”前的魏州，后改置为“河朔三镇”之一的魏博，入宋称大名府，后改北京，即今河北大名，宋属河北路。由此可知，“横行河朔、京东”，一作“横行齐、魏”的不同，实是前者以路一级范围称，后者以府一级范围称，其相通处在其所指具体都为宋河北路毗连京东路之今河北大名与济南东西相望间梁山泊与泰山毗连一带地区。这一地区的重镇为郓州(治须城即今东平)，而郓州于宣和元年(1119)升为东平府，所以才会有《宋史·侯蒙传》载蒙因上书言“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而被“命知东平府”之事。否则，若以宋江“横行河朔”为在河北近太行山一带活动的话，朝廷还会命侯蒙“知东平府”吗？徽宗虽昏，亦不至如此。
第二，史载宋江事虽涉及“京西”与“河北”即“河朔”两路，因此不排除宋江等偶尔一至太行山的可能，但并不能得出宋江“这卅六人的活动范围与大本营所在地都是太行山”的结论。按宋之“京西”、“河北”两路各地域甚广，不便一说到“京西”、“河北”就一定是到了太行山。按《宋史·地理志》载：“京西南、北路，本京西路，盖《禹贡》冀、豫、荆、兖、梁五州之域，而豫州之壤为多……东暨汝、颍，西被陕服，南略鄢、郢，北抵河津。”又载：“河北路，盖《禹贡》兖、冀、青三州之域，而冀、兖为多……南滨大河，北际幽、朔，东濒海岱，西压上党。”这两路属今河南、河北、山西的部分地方如上党(今山西长治)近太行山或在太行山，但这些地方分别为宋京西之北界、河北之西界，而上引“宋江犯淮阳及京西、河北，至是人海州界”等涉及京西、河北的记载中，其征战运动的路向，一致是京东、沭阳、楚海州界等偏于汴京东南之京东东路、淮南东路一带去处。这一路向，倘非有意作大宽转至京西路北界和河北路西界的太行山，然后折回以去京东等地，那么其绕行京西、河北两路的取道，一般说应是京西、河北两路近汴京之地，便于去京东以至沭阳、楚海州的地方。这条以汴京为向心点绕行的路线，在京西、河北境内，总体上为背太行山而趋向于京东梁山泊，而后归于淮南东路的海州。这一条路线，如果说其上半段自淮阳绕京西以至河北的部分言，尚不排除偶尔一至太行山的可能，但也绝不会到可以称“太行好汉，三十有六”的地步，那么其下半段自河北走京东入淮南的部分，不仅与太行山为渐行渐远，而且中经八百里梁山泊，主要是水道，即如余嘉锡先生所说：“江所以能驰骋十郡，纵横于京东、河北、淮南之间者，以梁山泊水路可通故也。”更是完全没有一至太行山的可能。从而《赞》中五称之“太行”，必非太行山。又自古举事者，胜则攻城入据，败则退保山林，宋江这支队伍的流动性与战斗力极强，其且战且行，既“转掠十郡，官军莫敢撄其锋”，所向无敌，也就没有在京西、河北遁入无可“掠”之太行山的必要，从而以《赞》之“太行”为太行山，情理上也是说不通的。
第三，《赞》中所透露地理特色亦与太行山不合，而更合于别称“太行山”的泰山。按《赞》中既称“太行好汉，三十有六”，则诸赞中涉及地域的用语，除如上引“清源”、“玉关”等仅关乎个别人物来历始末者之外，其他都应该与“太行”有关。倘以“太行”为太行山，而太行山虽临黄河，却在河之中上游并无水域广大的湖泊，那么《赞》中如“出没太行，茫无涯岸”所凭之湖山相倚之态，和相应写有“伙儿”、“火伴”等水上英雄的内容便无所着落。而京东“八百里梁山泊”东与泰山毗连一带，却正是这样一个可以水陆两栖作战的大舞台。孙述宇先生因于余嘉锡等人的考证，仅执于“靖康”之后“太行忠义”活动的史实对水浒故事的影响，而不顾《赞》辞隐写有水上英雄与广大水域的事实，所做《赞》中所说是一个“活动范围与大本营所在地都是太行山”的“山林故事”[48]的结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第四，从元陆友仁《题〈宋江三十六人画赞〉》对《赞》辞的理解看，此“太行”也不会是太行山，而是泰山。陆诗一面诚如余嘉锡先生所论云：“友仁诗作于有元中叶，去宋亡未远，典籍具在，故老犹存，故所言与史传正合。”确有诗史的价值；另一面陆诗就《赞》而作，也是理解《赞》之内容的可靠参考。而正是这首诗称“京东宋江”，而无一言及于《赞》中五出之“太行”，反而若为《赞》中写有水域和“出没太行，茫无涯岸”之说作注似的，明确写出了“宋江三十六”活动过的地域有“梁山泊”、“石碣村”。这使我们一面不能不认为，陆友仁是以《赞》所五称之“太行”并非太行山，宋江等活动的中心是“京东”毗邻泰山的梁山泊；另一面推测他也许还知道此“太行”为泰山避讳之不甚流行的别称，不便承《赞》之五称以“太行”言宋江事，遂舍“太行”而仅言“梁山泊”、“石碣村”。
第五，从《水浒传》的描写看，其作者或写定者也以《赞》之“太行”为隐指泰山。《水浒传》虽作年颇有争议，但其写宋江三十六人与《赞》中所记多相一致，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对后者的承衍。从而《水浒传》对宋江三十六人形象的处理，可以看作对《赞》辞记叙的理解。以此而论，《赞》称戴宗云：“不疾而速，故神无方，汝行何之，敢离太行。”但《水浒传》写戴宗并未著明为山东人进而泰安人，却最后到泰山归神。倘若《水浒传》的作者以为《赞》之“太行”为太行山，则不难写他去彼终老，却一定把《赞》中戴宗所不“敢离”之“太行”写作泰山，这在泰山有别称“太行山”之俗的情况之下，应是表明《水浒传》作者知道而且认可此“太行”实为泰山之别称，从而在写及戴宗归神这一不同于《赞》之写“群盗之靡”的褒扬性情节时，能断然不用《赞》中容易引起误会的别称“太行”，而直书揭明为泰山了。
综上所论，我们宁肯相信《宋史》、《东都事略》等书完全不及“太行山”的记载，相信陆友仁诗与《水浒传》以不同形式所表达对《赞》之内容的诠释，而决不应该只据诗体的《赞》辞字面所显示内容上亦不无自相矛盾的说法，相信其所谓“太行”是太行山并进而想入非非；反而是从乱中有序的历史记载和泰山别称“太行山”之俗，以及《赞》之并写山水的特点中深窥其所写“太行”，绝不会是“天下之脊”的太行山，而应当是毗邻梁山泊之别称“太行山”的东岳泰山。对《赞》中“太行”称名的这一揭蔽，将有利于澄清宋元如《宣和遗事》等小说戏曲中称“太行山梁山泊”等的读误。
《宣和遗事》等小说戏曲中的“太行山”
除上引陆友仁诗之外，宋元明文献中把宋江三十六人与梁山泊联系起来的小说戏曲，有宋或元佚名《宣和遗事》(以下简称《遗事》)写晁盖、宋江等“同往太行山落草为寇去也”、“前往太行山梁山泊去落草为寇”；元末明初杨景贤《马丹阳度脱刘行首》杂剧中有云：“你怎不察知就里？这总是你家门贼。怎将蓼儿洼强猜做蓝桥驿？梁山泊权当做武陵溪？太行山错认做桃源内？”把蓼儿洼、梁山泊与太行山并举；又晚明冯梦龙编著《古今小说·沈小霞相会出曱师曱表》中有“明日是济宁府界，过了府去便是太行山梁山泊”，与“前途太行梁山等处”等语。此外，《水浒传》中虽无“太行山梁山泊”的称说，但百回本第十六回写黄泥冈的赋赞中仍有“休道西川蜀道险，须知此是太行山”的句子，明确提及“太行山”。
以往有关如上表述的研究中，学者对“太行”、“太行山”与“梁山”、“梁山泊”之关系，或避而不谈，如余嘉锡《宋江三十六人考实》、马幼垣《〈宣和遗事〉中水浒故事考释》；或以为“太行”为虚拟，如严敦易先生认为：“我们不必要去想象明万历以后，太行梁山连在一处，还有其特殊的解释，或济宁一带，真有另外一个太行的山名。太行和梁山并称，是传说故事中对于草莽英雄，特别是抗金义军的一种概括，太行梁山混用，是传说故事在民间流传弄不清空间与地理上的距离间隔的艺术现实，太行梁山，都是一种象征。”或认为是叙事中的地理错误，如何心说：“太行山在东京之西，梁山泊在东京之东，把两处地方牵扯在一起，这是《宣和遗事》编者的粗疏”；或以为虽非地理错误，但当别解，如王曱利器把“太行山梁山泊”断句作“太行山、梁山泊”，进而认为《遗事》中“同往”、“前往”云云的两句话，表明“《水浒》故事有太行山、梁山泊两个系统的本子”，这两个本子“一经传开，后人便以太行山、梁山泊相提并论”。
如上问题的关键在于“太行山梁山泊”之称，其“太行山”、“梁山泊”在宋一属京西，一属京东，绝不可能连属称同一区域。对此，除余嘉锡先生等持阙疑的态度可以不论之外，严敦易先生的解释虽在小说美学上是说得通的，但出发点却是“眼前无路想回头”(《红楼梦》第二回)。至于王曱利器先生由此生出“太行山系统本”的推想，当是由于不敢相信“太行山梁山泊”间为连属关系而不可以点断，又在点断作两处地方以后，还忽略小说中“明日是济宁府界上，过了府去”，不当先到“太行山”而后到“梁山泊”，从而失去了发现自己读误的可能。又何心先生以为“编者的粗疏”，虽常识常情，但也应该知道《遗事》虽为野史，其有关晁盖、宋江故事一节叙事，却并无多明显地理错误。所以，这个问题并不能至诸先生之说而了断，还有必要寻求“特殊的解释”。
于是上论泰山别称“太行”即“太行山”成为释此百年疑惑的关键。因为除了常识可知的比较太行山，别称“太行山”之泰山才真正与八百里梁山水泊为山水相连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上实已论及，宋人文献载宋江活动区域中，已包括了泰山一带。余嘉锡论《泊宅编》言“京东盗宋江出青、齐、单、濮间”说：
青、齐、单、濮皆京东路滨梁山泊之地也。元陆友仁诗云：“京东宋江三十六，悬赏招之使擒贼。”不曰河北，不曰淮南，并不曰郓城(小说言江为郓州郓城县人)，而曰京东者，因梁山泊弥漫京东诸州郡，故举其根据地之所在以称之也。
虽然余说也未及于泰山，但北宋泰山为齐州(后称济南府)南界，而地连梁山水泊，宋江等当年活动区域包括泰山，实可以意会得之。进而以泰山之别名称“太行山梁山泊”，实在于无可无不可之间，恰是小说家叙事可取之境。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不愿意相信《遗事》作者等必是犯了东拉西扯的低级的地理知识错误，就应该相信“太行山梁山泊”之称“太行山”，实是用了泰山的一个不够广为人知的别名，所指乃泰山与梁山泊相连一大片地域。
至于《遗事》作者别称泰山为“太行山”而不直称泰山之故，除上论泰山避讳的原因之外，一方面还当由于其既写宋江等“落草为寇”，就不能不说他们有山寨凭依，就只好用了泰山的别称“太行山”并时或简称“太行”；另一方面太行山不仅与泰山一样自古“多盗”，还如泰山与梁山泊相连地域一样，是靖康之后抗金忠义军活动的两大主要区域之一，使二者确有严敦易先生所说“很悠久的精神联络”，实也有便于作者作此以“太行山”隐指泰山的安排。
关于《遗事》之“太行山”不是太行山，而是隐指泰山，从其叙事中也可窥见一斑。按《遗事》写“太行山”或与“梁山泊”缀为一体，故应与后者联系起来一并考察。而相关文字，除写杨曱志卖刀杀人被捕发配卫州的途中，李进义等“兄弟十一人往黄河岸上，等待杨曱志过来，将防送军人杀了，同往太行山落草为寇去也”，和“且说那晁盖八个，劫了蔡太师生日礼物……不免邀约杨曱志等十二人……前往太行山梁山泊落草为寇”之外，其他有四处都作“梁山泊”。由此可见者有三：
一是杨曱志等十二人“同往太行山落草为寇去”的“太行山”，也就是“不免邀约杨曱志等十二人”前往落草的“太行山梁山泊”的“太行山”，同是与“梁山泊”山水相倚的一座山。而由于“梁山泊”只在山东，所以此“太行山”不会是太行山；
二是《遗事》写得清楚：杨曱志卖刀杀人是在颍州(今安徽阜阳)，获罪刺配卫州(今河南汲县)，途经汴京(今河南开封)。卫州虽近太行山，但杨曱志尚未至卫州，到了“黄河岸上”，就被孙立等杀公差救了。当时黄河流经汴京城北，这救了杨曱志的“黄河岸上”在汴京的郊区，北距卫州尚有约三百里。所以，孙述宇先生说“他的义兄弟孙立等在卫州黄河边上，把防送公差杀了……从卫州上太行山”，又注说“杨曱志等人上太行，是从太行山区边上的卫州去的”云云是错误的。杨曱志等人是从流经汴京城北的黄河舟行而下，去了京东梁山泊毗邻的“太行山”，所以才有下文“不免邀约杨曱志等十二人……前往太行山梁山泊落草为寇”之说。由此也可见上列“太行山落草”与“太行山梁山泊去落草”的一致性，在于其所谓“太行山”都不是太行山，而是近“梁山泊”的同一座山，为别称“太行山”的泰山；
三是进一步联系《遗事》此节写晁盖、宋江诸事，凡涉及地理，除郓州等之外，如晁盖八个“劫了蔡太师生日礼物”的地方是“南洛县”“五花营”也实有其地，即今河南濮阳南乐县五花村，南距郓城、梁山都在二百华里以内。倘以“太行山”为太行山，那么一位叙事在“五花营”这种小地名都准确(合理)无误的作者，会同时发生“太行山梁山泊”的所谓“粗疏”吗？此外，还如严敦易先生所论：“《宣和遗事》记宋江攻夺的州县，作‘淮扬、京西、河北三路’，独无京东，当因梁山泊本在京东之故；否则既在太行山，又何必再特提河北呢？”种种迹象，可见其“太行山”必非太行山；而且从《遗事》中极少虚拟地名看，这“太行山”也不便遽以为仅是“一个象征”，而与八百里水泊相倚的泰山别称“太行山”，正可以备为“特殊的解释”。
《遗事》写晁、宋故事以“太行山”隐指泰山的秘密，从其写“太行山”、“太行山梁山泊”等同时写及泰山也可见端倪。按《遗事》写及泰山的文字，除九天玄女实为泰山神之外，还写了吴加亮向宋江说及晁盖“政和年间，朝东岳烧香”，又写宋江与吴加亮商量“休要忘了东岳保护之恩，须索去烧香赛还心愿则个”，并“择日起行……往朝东岳，赛取金炉心愿”。如此等等，“太行山梁山泊去落草为寇”的“宋江三十六”受到的是“东岳保护之恩”，晁、宋曾先后率众朝拜的是泰山。倘以此“太行山梁山泊”之“太行山”为太行山，那么太行有北岳恒山，“东岳保护”岂非越俎代庖了吗？而且晁、宋等既在此“太行山梁山泊”，则太行山才是其最大保障，怎么可以不感恩太行山或北岳的保护，而“往朝东岳”呢？这些矛盾的唯一解释，就是以其“太行山”只是东岳泰山的一个别称，从而感恩“东岳”也就是感恩“太行山”。唯是《遗事》作者在他视为是正面描写涉及泰山时直写称“东岳”，视为是负面描写时则曲笔作“太行山”。后世刘景贤、冯梦龙等当因深悉此义，故能以不同方式袭用之。而今人一切有关“太行山梁山泊”为“编者的粗疏”或奇特解会，皆是因不明此“太行山”为泰山别称之故，而误入了歧途。
至于《水浒传》中只说梁山泊，仅一见“太行山”，当是由于《水浒传》的作者或编订者虽知泰山有别称“太行山”之俗，但也知其流行未广，故从众之常识而有意避免牵合太行山以言梁山泊，并不见得就是为补《遗事》“粗疏”。否则，尽管其笔下要略加斟酌，但并不难“只说梁山泊，绝不提太行山”的。
综上所考论，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一、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一方面自古就有“泰山”别称“太山”之说，而唐宋元明诸代又有“太行山”、“泰行山”之俗；另一方面“太行山”之“太行”又自古音训“泰行”或“泰杭”，后世或称“泰行山”。两山各称名多歧与交叉共名的现象，导致唐宋金元明长时期中主要是泰山别称“太行山”的混淆，并时或进入某些文献的应用。
二、泰山别称“太行山”在官书与正统诗文中较少，各类通俗文学特别是小说戏曲中时见。一般说来，泰山被作为褒扬的对象或与这类对象相联系时，往往直写为“泰山”、“东岳”或“太山”等，而在说唱有修辞上的需要如《二郎宝卷》、《泰山宝卷》及《水浒传》之例中，和涉及“盗贼”等负面因素时如在《赞》、《遗事》、《残唐》等有关黄巢、宋江故事的作品中，往往因讳言泰山而代之以别称“太行”、“太行山”等。这时的“太行”、“太行山”等，不是太行山，而是东岳泰山。明乎此，则知以往学者于“太行”、“太行山梁山泊”等的判读及其推测中的所谓“太行好汉”的“山林故事”与“太行山系统本”，基本上都是错误的。
三、泰山别称“太行山”只是一定范围的小传统。其始偶见于唐代小说，宋代及其以后文献中迤逦有较突出的表现，并形成一个演变的过程，即宋人史籍涉“盗”记载的讳言泰山——宋元杂著及小说戏曲涉“盗”描写的泰山别称“太行山”——元明《水浒传》的有意避言“太行山”。这同时是“梁山泊”在水浒故事中从无到有被突出为中心的过程。但至明代，泰山别称“太行山”之俗及其对说唱文学与小说的影响，仍不绝如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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