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倡議實施6年後，一些受援國出現了一種明顯的模式：受援國政府與中國政府簽署了基礎設施項目，但在社會上出現了反對的聲音。民間社會和反對派政黨抓住一帶一路中的問題，放大了民眾抵抗的情緒，並將其放大為一個選舉問題。2018年，馬爾代夫的Ibrahim Mohamed Solih，馬來西亞的Mahathir Mohamad和巴基斯坦的Imran Khan都在批評一帶一路中的問題和質疑“一帶一路”倡議的好處中當選。隨著政府的改變，馬爾代夫新任總統發誓要對中國項目重行做出審核，巴基斯坦的Orange Line Metro暫停，馬來西亞的馬哈蒂臨時取消中資東海岸鐵路。即使在政府沒有改變的情況下，民眾壓力仍然可以影響政府的政策。2017年底，尼泊爾和緬甸都取消或擱置了一帶一路中的主要水電項目。因此，在推動一帶一路的過程中，中國面臨著一個新的挑戰：如何應對地方性的抵抗？中國在應對國內地方性反抗中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是這些基於國內的經驗未必能運用到他國中，因此需要探索新的應對方法和策略。
目前，國內一些學者把上述地方抵抗歸咎於美國背後的搗亂。一帶一路目前已成為中美地緣政治中的一大問題。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任何出口基礎設施建設都會遇到地方的抵抗。日本在80至90年代就遇到了東南亞國家的抵抗。中國出口基礎設施在規模上遠遠超過了日本，在下述四個關鍵領域遇到了更強的阻力。
一、勞動力和抵抗的根源
粗略地閉眼一想，可以預期大規模的“一帶一路”基礎設施項目會在受援國產生許多直接的本地工作。然而，到目前為止，中國企業往往傾向於使用中國工人而不是當地僱員來完成大部分工作。比如，2015年中國海外建築工程僱用了45萬中國工人和72.9萬本地工人（2016為48萬中國工人和70萬本地工人）。僱用中國工人是有道理的。利用當地勞動力會增加成本，如職業培訓和解決語言和文化差異。僱用中國工人減少了成本，並提高了效率。即使英國和美國的石油公司也經常聘請各自國家的私人保安承包商。然而，對於一帶一路的受益國而言，這種傾向於僱傭中國工人的做法引發了當地人的不滿。老撾和土庫曼斯坦等國的反華情緒有所上升，越南和斯里蘭卡也發生了公開示威活動，以抗議這個問題。
斯里蘭卡南部高速公路延長線項目的斯方當地工人正在接受安全與職業技能培訓。
目前受援國政府加強了政治監管，實施當地勞動力配額和限制外國工人人數。例如，土庫曼斯坦規定，至少有70％的項目勞動力必須是當地的；而烏茲別克斯坦則限制中國公司僱用低於管理層的中國工人。然而，在實踐中，這些配額往往被忽視，這可能會延長對問題的解決並加強了對中國基礎設施出口模式的抵制。
二、資本和抵制
基礎設施項目需要大筆資金，通常是上億美元。鑑於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資金缺少問題，加上許多發展中國家希望避免西方融資的政治條件，不少國家尋求中國投資，通常中國提供了的商業貸款。從本質上講，這為中國資本跨國化提供了良機。然而，這個過程中會產生地方阻力。
中國和受援國的財富和權力的不對稱性反映在公司與公司的關係中。隨著中國國有企業與當地商業階層，政治精英和債務國的軍事人士發展了深入地合作關係，裙帶資本主義和大規模腐敗的可能性增加。裙帶資本主義，賄賂和其他形式的精英腐敗是當地抵抗的驅動因素。香港反腐監督專員Simon Peh Yun-lu認識到腐敗帶來的挑戰。他所領導的廉政公署一直在與一帶一路的國家就如何更好地打擊腐敗和貪汙進行磋商。中國共產黨在2018年宣佈成立國家監督委員會，這個反貪機構對所有在海外經營的國有企業和政府部門擁有管轄權，這意味著像中巴經濟走廊這樣的項目自動落在其職權範圍內。2017年9月，中國還與世界銀行聯合舉行了一次題為“加強透明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的研討會。
中國電建在老撾承建南歐江一級水電站項目，即支撐將老撾打造成“東南亞蓄電池”，同時又改善了老撾北部民生。圖為水電站附近的惠樓新村。
三、土地和抵抗
大部分的一帶一路項目發生在前殖民地的國家中，通常要使用大規模的土地，修一條鐵路涉及到上千公里的土地。可是外國對土地的所有權和控制權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都是一個微妙的話題，在後殖民社會中尤為敏感。中國企業一旦擁有鐵路建設中某些土地的使用權，即會引起當地民眾的反感，並上升為一個後殖民主義的話題。中國的基礎設施項目中使用大規模的土地已導致當地居民的搬遷和生計改變。柬埔寨的Lower Se san 2 Dam項目是中國國有企業華能瀾滄江水電有限公司，越南EVN International和柬埔寨皇家集團的合資企業。截至2018年9月，它已經使大約五千戶家庭搬遷，並影響了數萬人的生計。
四、原材料，技術依賴性和抵抗
在2011年至2013年的三年中，中國使用的水泥相當於美國在整個20世紀所使用的水泥。2016年11月至2018年4月期間中國鋼鐵生產數量相當於世界鋼鐵生產數量的總和。然而，隨著中國經濟增長放緩至“新常態”，一帶一路為中國提供瞭解決產能過剩問題的新途徑，不僅促進了工業材料的出口，而且提高了實際的生產能力。根據Farooki（2018.7）的說法，“外部市場的建立是中國經濟再平衡的基礎”。中國建築材料集團有限公司計劃到2020年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建立100家水泥廠。然而，中國原材料和原材料生產的外包可能會使受援國的當地產業邊緣化。對一帶一路的抵抗也可能源於那些希望避免技術過度依賴中國的反對者。筆者在馬來西亞和巴基斯坦採訪時，一些小型工廠的老闆表達過這種擔憂。中國的鋼鐵比馬來西亞生產的鋼鐵要便宜一半，中國廉價的電子產品使巴基斯坦本地類似產業無法生存。
五、中國的應對
中國從過去6年來在一帶一路項目實施中吸取了教訓經驗，發展了應對機制，更多地依賴於軟實力和法律途徑，這些是中國應對戰略的關鍵要素。多年來，北京一直在尋求增加其全球軟實力。David Shambaugh估計，中國每年花費大約100億美元用於增強影響力。相比之下，美國2014年僅花費了6.7億美元。中國“魅力攻勢”針對的是中亞和東南亞。根據筆者對巴基斯坦報刊的研究，有充分的證據說明中國在該國的軟實力影響在明顯上升。中國希望通過這些軟實力——企圖說服和吸引而不是脅迫，來減少公眾對一帶一路項目的反對，並減少他們成為選舉中政治化話題的可能性。然而，這只是一種預防性方法之一，中國應向日本學習，日本在化解東南亞國家的抵抗上已經發展了一套成功應對機制。特別是在化解日美經濟競爭的難題中，日本取得了成功的經驗。日本在當年海外經濟擴展中成功地避免了日美戰略猜疑的難題，這正是中國需要學習的。
作者：何包鋼，察哈爾學會高級研究員，澳大利亞迪肯大學教授
來源：大國策智庫，2019-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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