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亢元，江蘇無錫人，民國時期上海灘鼎鼎有名的實業家王禹卿的獨子，著名收藏家。
晚年王亢元
無錫王家
無錫太湖邊的蠡園以蠡湖得名，蠡湖又以范蠡得名。始建於1927年的蠡園，它的建造者是王禹卿、王亢元父子。在無錫，除了蠡園，還有梅園和錦園，它們的建造者是榮宗敬、榮德生（榮毅仁之父）兄弟。王家和榮家是無錫走出的兩大家族，他們同在上海灘發跡，一起經營福新麵粉廠、申新紗廠等。
王堯臣（1876~1965）和小三歲的弟弟王禹卿（1879~1965）出生在無錫一個默默無聞的小村莊——青祁村，王堯臣16歲外出討生活，在無錫城裡做染坊的學徒，23歲經人介紹到了上海做衣服當鋪的夥計。1904年，王堯臣從當鋪跳槽到了順全隆洋行管賬務，遂認識了同鄉怡和洋行總買辦祝大椿，這位上海灘數得上的商人把他挖到自己的華興麵粉廠當會計。
王堯臣
王禹卿14歲拎起鋪蓋上路，背井離鄉也去了上海，也去店鋪裡當學徒。這是家遠親開的煤鐵油麻店，他乾的是體力活，工作無非就是在搬運和堆碼，學徒活很苦，收入卻非常有限，一年幹到底也省不下1000文錢。1902年，王禹卿正在北方推銷煤鐵油麻，遇到正為榮家茂新麵粉廠談麵粉生意的同鄉。在同鄉的引薦下，王禹卿兼職為榮家推銷起了麵粉。後來索性跳槽到茂新麵粉廠，也專職做起了麵粉生意。於是，王堯臣、王禹卿兄弟倆不約而同地進入了相同的行業。
那是麵粉行業的黃金年代，辛亥革命前後，政局動盪，反而造就麵粉的巨大需求，上海灘上開面粉廠的企業個個都賺了大錢。在榮家茂新麵粉廠當銷售主任的王禹卿不甘心只拿月薪過小康生活，他想到了創業，也去開面粉廠。於是，33歲的王禹卿就與茂新另一個主管採購的同事浦文汀偷偷準備開辦自己的麵粉廠。員工幹私活的事情最終還是讓榮家大老闆榮宗敬知道了，他不想員工變成自己的競爭對手，又不想失去這兩位大將，榮宗敬的選擇是參股他們的麵粉廠，於是就有了福新麵粉廠，榮家依然佔大頭。王禹卿想到了也在麵粉行業的哥哥王堯臣，就把他挖了過來管理福新。
王禹卿
4萬元起家的福新(榮氏兄弟2萬元，浦氏兄弟1.2萬元，王禹卿0.8萬元)只用了8年就建立了龐大的麵粉帝國。到了1921年，福新已經開到了八廠，使用的機器是美國最新式的麵粉機，整個上海莫干山路都是福新的廠子。到了1928年，茂新、福新和申新公司紀念三十週年的時候，福新的麵粉加工量佔到了全國民族麵粉工業的31.4%，榮家兄弟也戴上了“麵粉大王”的帽子，而王堯臣和王禹卿兄弟也為福新麵粉公司工作了一輩子。榮宗敬擔任茂新、福新和申新總公司的總經理，兼任各廠的總經理，榮德生專管無錫的申新三廠和茂新，因此福新麵粉公司實際上主要由王氏兄弟主持。
中國民族工業的黃金時代止於抗戰全面爆發。1937年松滬抗戰，榮家和王家在上海的產業幾乎半數盡毀。福新的一廠、三廠和六廠地處閘北，首當其衝，不是被炸燬就是被日軍佔領。接著申新一廠和八廠也被炸燬，五、六、七廠的機器和原料被劫掠一空。最後，龐大的產業只剩下在租界的福新二廠、七廠、八廠尚能繼續開工。一直到珍珠港事件前，留在租界的福新諸廠一直維持著運營，並因市場對面粉的巨大需求，也能獲取鉅額利潤。
王家和榮家的麵粉和紡織產業苦撐過了8年抗戰，戰爭一結束，榮家和王家都雄心勃勃地希望復興當年的產業，但真的只是一個“復興夢”。局勢動盪、經濟崩潰、戰事緊逼，到了1948年底眼看政治局勢不可逆轉，榮家、王家和滬上許多資本家一樣，抽調資金去了香港。王堯臣留在了上海，王禹卿則去了香港。雞蛋放在兩個籃子裡，這不只是王家的打算。當時上海幾乎所有大家族都做了這樣的部署。王堯臣於1965年4月在上海去世，得知哥哥去世的消息，身在香港的王禹卿不久也撒手歸天。老哥倆一前一後歸西，相隔僅1個月。
老爹王禹卿離滬赴港，但獨子王亢元卻選擇了留守上海。這是什麼原因呢？
王家祖孫三代，左為王亢元，中為王禹卿，右為王祖蔭
吝嗇的「小開」
王亢元，因為其性格乖僻，人送外號「王妖怪」。他是王禹卿的獨子，王禹卿名下資產難以計數，光是當時留給王亢元的房產就有152處，從上海靜安寺旁的久光百貨公司開始延伸到常德路一帶，沿路上的房產都是屬於王家的。
王亢元曾說，他一生出來家裡就請算命先生給他算過命，說他是一輩子也不會賺一塊錢的人。王亢元這一輩子確實沒賺過任何錢，他家裡有工廠，有房產，夠他吃一輩子的。
雖然當時王亢元有152處房產，但是他為人極其簡樸，簡樸到被別人看來就是“吝嗇”，不可理解。比如王亢元家是上海最早裝電話的人家之一，但是他竟然把電話裝在一個盒子裡，外面再上了把鎖，家裡人要打電話都要先付錢給他，然後他才給兒子女兒開鎖。
他的吝嗇也體現在平時自己的生活上，例如乘電車，為了省幾分錢，他會走一站再乘，他住在衡山路，每次從淮海中路重慶路站上坐車回去，一般車票是7分錢，他卻只買4分錢的車票，這是因為他都是先走到思南路站，這樣可省3分錢，然後再從這裡乘車回家。譬如他還有一怪，他到大世界乘車辦事要花1毛錢車錢，而這1毛錢又是可以乘到外灘的，那他就一定要乘到外灘，然後再走回大世界……
他從不抽好的香菸，這個大款只買市面上最最蹩腳的香菸，勞動牌。他穿衣服也不講究，隨隨便便的。頭髮從來不到理髮店裡打理，而是自己拿一根香菸一小撮一小撮“燜”的，所以他的頭髮總是呈不規則的“波浪型”。
王亢元80歲生日照（1986年）
大方、好學的收藏家
50年代初期，王亢元開始收藏中國近代金銀幣，後慕名來馬定祥（詳情參閱：【收藏大家】馬定祥：嗜錢如命）開在重慶中路靠近淮海中路的「祥和泉幣社」，在那裡與馬相識。由於銀幣交易，因此他與馬定祥的交往變得頻繁起來，經常來泉幣社坐坐，也會到馬家店堂上面的家中吃飯，之後更與馬家人成為了知己好友，由此馬傳德（馬定祥之子，著名錢幣收藏家）也對這位說話風趣的富人“王家伯伯”有了極深刻的印象。
王亢元性格雖然古怪，對自己刻薄，但是他極其好學，馬傳德曾經在他三樓臥房看到他睡覺那張大床，床的一半堆的滿滿的都是碑帖古籍書冊，馬傳德問：“王家伯伯，你怎麼睡覺啊？”他回答：“我只要困一小半就足矣。”在昭通路這條街上，整街的古籍店鋪及攤販店主都認識他，都稱其為“王先生”、“王老闆”。對那些喜愛的破舊的古籍版本以及碑帖他是從不討價還價的，以重價購買。
後來，王家經濟掌控在了王亢元繼母的手裡。王亢元為了能繼續收集銀幣，不惜變賣了家中一些高檔值錢的傢俱。一次馬傳德去他家，看見他正在搬一個很大很大的美國製造的「GE」牌冰箱(馬傳德以前從沒看到過這麼大的冰箱)，在上海灘這麼大的冰箱可能也就僅僅幾臺，他就拿這些變賣傢俱的錢買了大量的珍貴錢幣。
王亢元托馬定祥代收金銀幣，都是根據施嘉幹先生的《中國近代鑄幣匯考》來配的。每買到一枚，就在書上將這枚銀幣的圖片上做個記號，畫個圈，表示已經買到了，日積月累，看的多了，研究的透了，甚至他看出施嘉幹先生所著圖冊中居然將一枚改刻過的銀幣列在其內，馬定祥對他說：“王先生，你現在研究到家了。”他很為得意。
民國二十五年蔣介石七分臉憲政紀念銀幣（資料圖）
有一次，王亢元從戴葆庭（詳情參閱：大收藏家352期：戴葆庭，善把人脈經營成錢脈的古泉大師）開設的古玩店那裡得知，馬定祥藏有一枚直徑32毫米的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蔣介石七分臉憲政紀念銀幣，他知道這枚與一般常見的蔣介石憲政紀念幣版式完全不同（該幣至今國內外只見2至3枚的存世記錄，遠比聞名的大清短鬚龍銀幣少六至八倍），就跟馬定祥商量，表示願意拿自家的一處房產換這枚錢幣，雖然馬定祥當時不願割愛相讓，但王亢元還是在馬定祥手中購去不少珍稀金銀幣。（此幣現已捐贈上海博物館珍藏）
在50年代末期，馬定祥讓給王亢元整套的廣東七二、七三銀幣，另外還有一枚廣東光緒壽字一兩銀幣，這枚精美絕倫的銀幣當時馬定祥給他的價格僅僅為500元人民幣，而現在這枚銀幣市場價應該會在800萬人民幣以上。
廣東壽字一兩銀幣，上海博物館藏，王亢元捐贈（資料圖）
此外，據說王亢元為追尋另―牧民國二十五年壹圓大字版帆船銀幣，許諾以十幢洋房的代價交換，但平生終究還是沒有如願以嘗。
“抄家不符合憲法”
1966年6月“文革”開始後，紅衛兵的批鬥、抄家等所謂的“革命行動”籠罩了全上海的每個角落，王亢元這樣的大資本家自然也在劫難逃。
據王亢元的外孫女王淵遠說，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一次王亢元被廠裡造反派拉去廠裡批鬥，他雙腿跪在洗衣板上，頭上頂著十幾斤重的古代花瓶，頭頸上掛著一長串厚重的古錢，自己雙手捏著“打倒反動資本家王亢元”的牌子，造反派批判他是一個吸血鬼、發動資本家。當時有一位參加批鬥會的老職工說：“這個吸血鬼我們卻從來沒見過，也從來沒有剝削過我們。”原來王亢元他從來不過問公司的大小事務，公司的經營和管理皆委託他人，以至於工廠裡的工人大都不認識他。這番話卻激怒了在場的造反派頭頭，當時老職工不僅遭到一頓拳打腳踢的“待遇”，甚至被拉到王亢元旁邊當做“陪鬥”。王亢元后來一直對這位老職工感到歉意，由於他之故，使這位老職工受了罪。那天被造反派拉來揭發王亢元的傭人阿金、阿三都說，“我們的主人是個好人，他對我們傭人很厚道！”所以這次所謂的批鬥大會因缺乏火力而不了了之。
王亢元家裡曾多次被抄家，被紅衛兵抄走的各種文物不計其數，僅歷代書畫就有1000餘件！還有瓷器、玉器無數。
王亢元住在東平路10號，後門是衡山路1號，對面東平路9號是蔣介石和宋美齡的「愛廬」。王亢元共娶了3房太太，每房都養了5個子女，一共6個兒子9個女兒。有時候在扶梯上碰到一個孩子突然叫他一聲“爸爸”。他居然回問：“你叫什麼名字？”他連自己孩子的名字都記不得了。有一次他對馬傳德說:“我看過《十美圖》，我真想十個老婆”……到了文革，他的家裡人一股腦統統跟他這個資本階級分子劃清了界線，以至於他一個人孤零零的搬到車庫居住，最後乾脆就被掃地出門，境況甚是悽慘。
東平路10號衡山路口，王家花園私宅(無田攝於2011年9月)
從家裡出來之後，王亢元在延安路附近租了一間小屋，據當時一位管理這一地段的戶籍警說，他接到群眾舉報，說有一個老頭，獨自居住，終日閉門在家，窗戶都被窗簾遮的密密嚴嚴，懷疑他是個潛伏的特務，在暗地裡搞破壞活動。
“文革”期間大家落難的時候，汪可強、王亢元、馬定祥三人經常偷偷聚會。據汪可強說：在“文革”期間，有一天馬定祥邀請他和王亢元兩人在淮海中路瑞金路口的遠香居小餐館吃飯。在席間，王亢元說起，“抄家以後我什麼都沒有了，我現在只留下一樣東西，一條從香港帶來的用鱷魚皮做的皮帶了。”當時馬定祥看到了王亢元這種身無分文、相當落魄的狀態後，非常難過，從口袋中摸出50元偷偷地塞給了他，汪可強看到這種場面也非常感動。實際上，那時馬定祥一個月的工資也已減扣到僅有70多元，由此可見他們的感情可謂深厚珍貴。
過了一段時間，馬定祥還是不放心，於是就叫馬傳德去看看他。到了他的住處，只見四周窗戶緊閉，窗簾拉的密實，室內光線昏暗，並且屋內香菸煙霧瀰漫。他見馬傳德來甚是高興，簡單幾句問候之後，他突然跟馬說：“霖兒（馬的乳名），我給毛主席寫了封信。”馬傳德當時一聽，瞬間全身汗毛都豎了起來，一下子緊張起來。遂急忙問：“王伯伯，你寫了些什麼？”他說：“反對抄家！抄家不符合憲法！”然後馬再問：“信呢？”他說寄了，昨天就在思南路郵局用掛號信寄了，嚇得馬傳德趕忙告辭出來，心裡想：要命哦，都什麼時候了，還敢用掛號信寫這些東西。
一顆永遠的愛國心
王亢元一生愛國，終生未穿過一件洋裝，只穿中式服裝和中山裝。解放後曾有機會去香港見了父親，也是去了就回來，沒有留在香港。
1979年，國家落實政策返還抄家物資，王亢元並沒有因為文革中遭受的待遇而有什麼不滿，他把他所收藏的歷代書法1000多件，碑帖不計其數，以及錢幣精品悉數捐給了上海博物館。
王亢元（前排左一）參加上海博物館捐贈儀式
他是先後兩次向上海博物館捐獻他心愛的錢幣藏品。
第一次捐獻了98枚，其中金幣12枚，銀幣83枚，都是珍稀之品（捐獻中的有些金幣、銀幣，現在的市場價都在100萬以上）。
第二次他捐獻了湖南、鄂豫皖、川陝省蘇維埃政府造的革命根據地的貨幣，皆為極其珍貴的革命歷史文物。他說，只要國家需要，博物館所缺的錢幣，他都願意無償捐獻。
另外，王亢元還從發還的錢中，拿出大部分捐給了蠡園，作為該園的修繕之經費。以上這些，充分顯示了他那顆捨己為公的赤誠之心。
“文革”以後，王亢元移居無錫。王亢元在那裡過著比較淡泊清靜的生活，甚至連榮毅仁要安排一個職位給他，也被婉拒了。
蠡園春色
無錫有兩大私家名園，一是榮家的梅園，再一個就是王家的蠡園。蠡園是由王亢元親自設計建造的，就連那園裡的一花一草，一木一石，都是經他自己精心挑選的，蠡園長廊牆壁上有100多個門窗，全用黑色瓦片築成各不相同的窗飾圖案，這些圖案也都是王亢元自己精心設計的。新中國成立後，王亢元原先曾設想將蠡園送給梅蘭芳，梅蘭芳因覺得維護園林的費用甚巨而婉言謝絕。於是後來王亢元便把蠡園及王禹卿故居——梁溪飯店（現為無錫市政府專門對外接待的賓館）都一一捐獻給國家。如今蠡園已是聞名中外的遊覽勝地，王亢元認為這是他一生中做的最有意義的事。
另一件有意義的事情是王亢元寫了一部關於曆法的著作，雖然薄薄一冊，但那都是他的觀點和設計，藍色封面，印製考究，曾送到聯合國，亦受到一致讚揚。
王亢元《世界最新曆案》（1948年）
1986年江蘇省無錫市政協專門為王亢元80歲祝壽，那天王亢元穿的卻是一件破了領口的襯衫。因為晚上祝壽會有無錫市領導來參加，外孫女特地去街上為外公買了一件新襯衫，豈知她外公反而不高興，認為這是浪費。外孫女有時從美國回來探親，送上幾條美國香菸孝敬外公，他卻反對抽外菸、抽好煙。王亢元甚至將外孫女原來的名字“淵遠”改為“淵元”，因為他是個極其愛國的中國人，所以他反對她以及子女後代，遠離中國去國外。
王亢元晚年一直心繫家鄉的發展，將所有值錢的東西都捐獻給國家，並立下遺願，要將自己的骨灰也灑在太湖中。1990年6月5日王亢元逝世後，他家人按其生前所囑，將他的骨灰輕灑在蠡園的蠡湖中。
馬傳德《收藏大家王亢元：上海故事館的“王妖怪”》
王淵遠、宋路霞《商界奇才王禹卿》
曹可凡《蠡園驚夢》
上海電視臺《小開王亢元》
上海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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