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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一年整（1905年），后大套起烟尘。众明公稳坐下，听我表分明。”这是二人台传统小戏《打后套》的开场唱词。这出传唱一百多年的小戏可谓家喻户晓，但在小戏的背后却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这还要从闻名全国的“河神”王同春说起。
王同春（1851-1925），人称“瞎进财”，祖籍今河北邢台，电视连续剧《我叫王土地》讲述的就是他的故事。王同春年少时因与人斗殴致人死亡而逃到后套地区，同治十三年（1874年），在当地首富郭有元家打工。郭有元，四川人，在河套地区首倡修渠，并开挖了河套八大渠之一的通济渠（也称老郭渠）。王同春的吃苦耐劳很快得到郭有元的信任，不久便担任负责开挖渠道的“渠头”。此时后套地区的土地开发如火如荼，不少外地人纷至沓来，这其中就有一位叫陈四的人。陈四，原名陈锦秀，河南洛阳人，曾随左宗棠西征，收复新疆后，回师途中决定弃武从农，留住在河套，加入了垦地大军。此人行伍出身，豪侠仗义，拥有众多追随者，几年后，他就成为河套地区有名的大地商，并建起了豪宅大院，取名“锦绣堂”，成为和郭有元并驾齐驱的富户。但两家因灌溉问题常常发生纠纷，因为陈四的土地在渠的上游，郭家的土地在下游，陈四便在上游垒坝截水，致使郭有元的土地无法灌溉。一次，王同春趁着夜色，领人将大坝挖开，郭有元为感激王同春的仗义相助，赠送他不少土地，从此，王同春挖到人生的第一桶金。没有几年，王同春凭借自己的聪明能干兼并了郭有元的大部分家业，并亲自主持开挖新渠，在土地集中的地方起筑房屋，取名隆兴昌，这就是后来五原县城的雏形。据统计，到1904年，王同春开挖大渠5道，支渠270多条，可灌农田7000多顷，拥有土地上万顷，每年收粮20余万石，在晋冀察陕的大旱年份，他四次共调运粮食9.5万石用于赈灾，一跃成为河套地区的最大富商。但陈四并不示弱，与王同春争夺永和渠的水权，结果，王同春让杜福元等人暗中将陈四杀死。陈家到萨拉齐抚民同知厅告状，王同春被捕入狱，但不久便打通关系被释放，时任萨拉齐同知文均为此事被免职。陈四的拜把子兄弟刘天佑见此事处理不公，便领人造反，于是就有了二人台小戏《打后套》的剧情。
辫子一圪绺，那是大哥刘天佑。
辫子一圪捻，那是二哥李老仙。
辫子一大堆，那是三弟刘占魁。
辫子一不浪，那是耿天王。
上下一般胖，那是五弟塔木尔架。
二少爷生的勇，他是结拜第六名。
刘天佑，曹州府人（今山东菏泽地区），为人豪爽义气，爱打抱不平，他一直跟随陈四，陈四被害后，他聚拢自己的结拜兄弟为主人报仇。据二人台老艺人口口相传，刘天佑的五个兄弟中，有三个来自萨拉齐厅，两个来自托克托厅。《打后套》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暴动的全过程。刘天佑在锦绣楼起兵，歌词中唱到：刘天佑传下令，催马往南行，来到阿善地，刁了史商人。刘天佑抢了史商人后，将洋烟银子和“红糁糁”的小麦全部分给穷人，民众为此大力拥护，起义部队迅速达到近千人。“骑上状元红，催马往东行，火烧南牛犋，刁了西公中”。南牛犋和西公中都是王同春的主要牛犋地，王同春为此损失惨重。后起义队伍攻打王同春的居住地隆兴昌，因防备森严，没有成功。“南牛犋起了身，急忙往北行，来到黄脑楼，刁了郭商人”。郭商人就是王同春的东家郭有元。“黄脑楼起了身，众弟兄往西行，来在天德泰，刁了五原厅。看只看，洋枪快炮刁了几百根”。起义队伍直接抢了五原厅，军事实力大增。住在包头的五原厅同知姚学镜急忙向绥远城将军告急，而王同春也派人求救。此时的绥远城将军是贻谷，贻谷于1903年就任绥远城将军，强行放垦蒙地，引起地商和蒙民的强烈不满。贻谷接到报告后，以绥远城将军的名义开始调集大军，而此时的刘天佑又传下命令，“先打隆兴昌，后占西包头”。贻谷所调的大军迅速向后套集结，主要有驻防山西口外的巡防队、归化城的巡警营、绥远城的满州兵，甚至大同镇总兵孔庆塘也率部参与围剿。戏文中也唱到：先调万字队，后调常备军，新四旗，旧五旗，后跟马三营，车子炮，马拉上，后套镇反民。刘天佑与官军奋战五个多月，最后被围困在三盛公教堂以南的大滩上，其时里无粮草，外无救兵，万般无奈的刘天佑接受了孔庆塘的诱降，结果他和他的弟兄们被一网打尽。
故事应该到此结束，但民间传说的结果却是，五位兄长全部被杀，只留了老六被捕后，装疯卖傻，昼夜谩骂，屎尿失禁，官府对其无可奈何，重打四十大板一放了之。出狱后的老六将自己的经历告诉了二人台的艺人们，于是编出了《打后套》一戏，只是在唱词中隐去自己的名字。
历史的风云早已烟消云散，但小戏却让我们记住那些鲜活的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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