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果被称为“法国的莎士比亚”。
其实，雨果的文风和莎士比亚区别还是很大的。莎士比亚作品更注重人物的性格和命运，其时代背景则是模糊的，雨果的作品，是恢弘的大时代，大事件下的小人物命运，这些人物的命运与当时的精神时尚和革命风潮是分不开的。
雨果出生于1802年，他经历了法国大革命、拿破仑时代、王朝几度复辟和共和政体的几度建立，他的时代，是革命激荡的时代，是风雨飘摇的时代，是多种思潮、多种势力角斗的血雨腥风时代。雨果的作品很难不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并成为时代的深刻纪录。这恰恰是他的作品的最大魅力。
这就决定了他的作品是冗长的，他有太多的东西要表达，如鲠在喉导致他经常在写作过程中会有离题万里的情况，可能每一章都可以成为一个独立戏剧，合起来的一部作品，一定不能是《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姆雷特》或者《威尼斯商人》，而是《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具有宏大的容纳量。这些厚重的作品，所折射出来的是雨果及其所代表阶层的关于政治、社会和宗教观念的变化。
雨果的作品，更深层次地呈现了人们，包括雨果自身在文化本层上发生的剧烈的思想斗争——对待宗教的态度。一方面人们憎恨罗马教会扶持的王朝及享有特权的教士阶层，另一方面人们对上帝仍然充满敬畏。
譬如在《巴黎圣母院》中，雨果对当时的教士特权及其荒谬行径做了描述：
红衣主教大人与国王路易十一是亲戚，与造反的查理公爵也是亲属，与生俱来的双重血缘关系让他虔诚的灵魂在人间的风浪中历经飘摇。不过，他是个不错的人，享受着红衣主教轻松愉快的日常生活，热衷于皇家葡萄园的美酒，只肯布施于美丽姑娘，拒绝施舍给老太婆。恰恰是这种行为，让他赢得巴黎小市民的好感，他出门的时候，如同众星捧月，身边环绕着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他们个个出身名门，风流放荡，吃喝玩乐，从心所欲。
而对于副主教克洛德，从一个博学、自律，愿意将终身托付给上帝的教士变成一个苦修、严厉、阴郁的神父，一方面难以抗拒对吉普赛女人埃斯美拉达的占有欲，一方面不惜置之于死地。
尽管如此，雨果还是把对上帝的希望寄托在敲钟人卡西莫多身上，这个发育不全、外表丑陋的人。“最能给与他幸福的是钟楼上那些大钟，他爱它们，抚摸它们，对它们说话，懂得它们的心思。这些钟好像他喂养的鸟儿，只为他一个人歌唱。卡西莫多的钟声为这座肃穆的建筑带来了呼吸。”
30年后，《悲惨世界》阐释了年过60的雨果对宗教的重新认识。
小说开篇重点描写的是小镇的主教米里哀，他将自己高大阔绰的主教公寓让出来做贫民医院，他把自己的家对所有人开放，包括穷途末路，因做过小偷而被镇上居民驱赶的冉阿让，他收留了他，给他提供丰盛的食物和舒适的卧室，可是冉阿让却偷走了主教唯一值钱的银制餐具，当冉阿让被警察抓回来时，主教却说：这些是我送给他的，另外还有两个烛台他忘了拿了。主教的这个举动点亮了冉阿让黑暗的世界，他在后来的旅途中，秉承了主教的怜悯和饶恕。他遇见了妓女芳汀，同情她的遭遇并竭尽全力把她的女儿从贪婪的旅馆老板家救了出来，从而走上了救赎之路。
冉阿让没有在斗争激烈大时代中站队，他在巷战中救出女儿的男朋友马洛斯，只因为他将是女儿珂赛特可以托付的人，他在起义阵营中看到被俘虏的旧王朝鹰犬沙威，不计前嫌救了他。他把受伤的马洛斯救出来，送到他那保皇派外公家里，革命失败，只有他的外公能庇护他。
临终，冉阿让把小镇主教米里哀送给他的银烛台留给了珂赛特，对她说：“虽然它只是银做的，但对我来说比黄金、钻石更宝贵。我不知道送我烛台的那个人对我的所作所为是否满意，但我已经尽力了。”
这个作品，就其本身的故事情节而言，其实简直就像教会的一次见证，一个改过自新的故事，却因气势磅礴的时代背景而显得尤为厚重，主教米里哀的饶恕，鹰犬沙威的穷追不舍；冉阿让的慷慨和宽容，旅馆老板的贪婪和诡诈……像一个被放大的寓言。雨果在这个阶段，超越了当时人们沉迷其中的革命浪潮，而追寻人性本身的意义，或许看惯秋风春风之后，雨果开始反省宗教的积极意义。
通过冉阿让，雨果的似乎想表达他的一个精神态度：无论是愚忠的保王派，还是激昂的革命志士，都应该从文化本源中去寻求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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