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開洞庭湖塵封已久的閘門，聚合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力量
湖南青年勇立五四潮頭
王文珍
一百年前，新青年高舉“外爭主權，內除國賊”旗幟，迎風飄展；一百年前，民主科學的新思潮匯聚成滔滔巨流，推開了洞庭湖塵封已久的閘門。1919年，一群心懷憂患、擔當奮鬥的湖南青年“憑舟衡國變，意志鼓黎元”，勇立五四運動的潮頭，吹響了“與境遇奮鬥，與時代奮鬥，與經驗奮鬥”的戰鬥號角。為了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他們前赴後繼、自強不息，以青春之我、奮鬥之我，推動了中華民族自新文化運動開始的偉大覺醒，一步一個腳印邁向1921年的偉大開端。
湖湘文化孕育湖南青年偉大的覺醒
常懷憂患之思，常存進取之志，是“頑石赭土，地質剛堅，而民性多流於倔強”的湖湘血脈最鮮明烙印。身處“八分山水二分田”的逆境，倔強的湖南人為了謀求發展和出路，曾無數次披荊斬棘，戰天鬥地。正如晚清名臣左宗棠所言:“吾湘之人，厭聲華而耐堅苦，數千年古風未改。惟其厭聲華，故樸；惟其耐堅苦，故強。”在他們奮力寫下湖南發展史的同時，也將憂患意識一代代傳承下來。
1910年的長沙，一曲悲愴豪邁的歌曲響徹全城學生運動會的會場：“大哉湖南，衡嶽齊天，洞庭雲夢廣。沅有芷兮澧有蘭，無限發群芬。風強俗勁，人才斗量，百戰聲威壯。湘軍英武安天下，我輩是豪強。聽軍歌淋漓悲壯，旌旗盡飛揚。宛然是，槍林彈雨，血戰沙場樣。軍國精神，湖湘子弟，文明新氣象……”或許，正是從這一刻開始，生於憂患、長於憂患的湖南子弟，一步步遵循著內心的召喚，走向近代中國歷史舞臺的中央。
二十世紀初的湖南教育界，活躍著一大批天然帶著湖湘文化憂患意識烙印、矢志“教育救國”的中堅學者。他們篳路藍縷、磨血興學，甚至不惜毀家從教，斷指明志。面對“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的現實，他們衝破重重阻礙，向湖南青年發出泣血號召：“往事已矣，來日大難，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況在青年可不焦思嘗膽，求為最後正當之防禦與根本上之解決乎！”
1915年5月，北洋政府簽字認可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消息傳到湖南，社會一片譁然。在強烈的憂患意識驅使下，這一年夏天，省立第一師範全體學生自發行動起來，集資刊印《明恥篇》，進行反日反袁宣傳。青年毛澤東在書的封面上奮筆疾書16個大字：“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
有人說，“瀟湘雨，君山青，湘女多情貴如金”，五四時期湘女的多情，也傾注於對祖國命運的深切關注之中。一篇“嗚呼,虞唐之世,有堯舜,吾民恃之可以弛責也。乃者世界潮流之所趨,古之風不可復見於今矣”的悲嘆，一聲“嗚呼,我中華之前途,我卓爾之諸君不自負之,其孰負之？諸君,諸君,行矣勉旃”的疾呼，道盡了多情向警予“為國家大事,常常嚎啕大哭”的柔腸百轉。
1919年，風雲詭譎中，湖湘文化中的憂患意識和對祖國前途命運的深切關注在湖南青年學子身上激烈碰撞，最終迸發出“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時代強音。他們積極向上，熱情洋溢，更無所畏懼。他們認定：“我們生長在這個時候,假如毫沒犧牲,毫不能奮鬥,簡直不能立足了！”
偉大的思想指引湖南青年前行的道路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帝國主義用堅船利炮強行敲開了封閉的中國大門，從此陷泱泱中華於百年徘徊，屈辱無數。
湖南子弟很早就從“天朝上國”的迷夢中洞悉了危機的降臨。魏源“睜眼看世界”，力主“師夷長技以制夷”；譚嗣同“我自橫刀向天笑”；黃興“男兒當為天下奇”，為締造共和首興義幟；陳天華“一腔無限同舟痛”，為喚醒同胞不惜蹈海自絕……為了民族復興，湖南兒女們曾不屈不撓、前赴後繼進行了各式各樣的嘗試，卻終究未能改變舊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中國人民的悲慘命運。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為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也給苦苦探尋救亡圖存出路的湖南青年指明瞭前進方向，提供了全新選擇。
在法國的蒙達爾紀，25歲的蔡和森，僅僅靠著一本字典，“滷猛看報”“猛看猛譯”，研究俄國十月革命的經驗，很快就成為堅定的馬克思主義者。他與毛澤東、陳獨秀進行了深入的交流，通過書信，向他們全面介紹歐洲共產主義運動，系統闡明瞭自己關於創建共產黨的理論，成為黨內較早明確提出建立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家。
在日本東京，30歲的李達, 經過苦苦求索，最終受馬克思主義這個普遍真理的感召，成為一名“普羅米修斯式的播火者”。他在日本憑藉著頑強毅力，翻譯出《馬克思經濟學說》《社會問題總覽》《唯物史觀解說》三本著作，寄回國內出版，為促進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推動中國共產黨的建立和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北京，就讀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20歲湘女繆伯英，通過參加北京大學的湖南學生同鄉會，結識了鄧中夏、何孟雄等人，逐漸進入到這個探討如何改造社會的“小圈子”，參與到研討改造社會等問題的活動中來。她曾發表文章，用馬克思主義觀點，闡述家庭的演變和婦女解放的關係，號召中國廣大婦女：“順著人類進化的趨勢，大家努力，向光明的路上走。”
在長沙，27歲的毛澤東通過總結自己領導民主活動的經驗和長時間的思考，完成了自身由民主主義者向共產主義者的轉變。在與蔡和森、蕭子升、李維漢等朋友的深入探討交流中，他最終認定：現在“無產者既已覺悟到自己應該有產，而現在受無產的痛苦是不應該；因無產的不安，而發生共產的要求，已經成了一種事實，事實是當前的，是不能消滅的，是知了就要行的”……
湖南青年的奮鬥聚合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力量
“破碎嘆金甌，煙瘴誰收？獨將大論正沉浮。要挽湘江千丈水，盪滌神州。”1919年的湘江兩岸，在“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吶喊聲中，無數湖南青年聽從歷史和使命的召喚，聚合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力量，融入了時代的鐵流……
1919年5月，北京學生愛國運動的消息衝破北洋軍閥政府和湖南當局的新聞封鎖傳到長沙，湖南學生群情激奮，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軍閥的群眾運動由此拉開大幕，長沙市區高校、中學、小學都行動起來。沒收日貨，提倡國貨，學生演講團、演劇隊走向街頭，演出《亡國鑑》《青島風雲》、演唱《朝鮮亡國慘痛史》，“時機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閘門動了，且開了！浩浩蕩蕩的新思潮業已奔騰澎湃於湘江兩岸了……”
毛澤東曾說過：“我們同志，應該散於世界各處去考察，天涯海角都要去人，不應該堆積在一處。最好是一個人或幾個人擔任去開闢一個方面。各方面的‘陣’，都要打開。各方面都應該去打先鋒的人。”五四時期的湖湘兒女，走到哪裡，就把革命的風暴帶到了哪裡。
在北京，湖南青年鄧中夏與何孟雄這對志趣相投的戰友，一起參加了天安門遊行集會和火燒趙家樓的行動。後來，又一同接受李大釗的教育指導，走上了探求根本改造社會方法的革命道路。他們曾受李大釗的教育影響，發起組織了旨在“增進平民知識，喚起平民之自覺心”的北京大學平民教育講演團，帶領講演團的同志深入街頭，深入工廠礦山，進行講演教育。他們一起在長辛店創辦勞動補習學校和工人俱樂部，為北方工人運動培養了大批骨幹力量，長辛店工人俱樂部後來成為北方工人運動的搖籃。
在全國第一大都市和工商業中心——上海，湖南青年李啟漢和李中接受陳獨秀委派並肩作戰，共同領導這裡的工人運動。他們中，一個是為工人運動“坐獄最早最苦的同志”，另一個則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工人黨員；一個親手創辦了我黨歷史上最早的一所工人學校——小沙渡工人半日學校，另一個曾出任中國工會史上由共產黨在產業工人中建立的第一個工會組織——上海機器工會主席。他們二人作為上海工人運動開拓者的高大形象，永遠定格在上海工運的史冊上。
歷史會記住，在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中，有一個名叫匡互生的湖南青年。天安門前，他走在遊行隊伍最前面高喊口號；趙家樓上，他第一個衝進曹宅，痛打章宗祥，用熊熊火焰喚醒民眾的覺醒；面對軍閥政府的高壓，他拍案而起說：“如此下去，以壯烈始，而以畏懼終，於國事無益，宜衝破網羅，繼續運動，與軍警決鬥，獲最後之成功！不成，則以死繼之！”
馬克思曾說過：“歷史承認那些為共同目標勞動因而自己變得高尚的人是偉大人物；經驗讚美那些為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1919年的湖南，群英薈萃：第一個明確提出“中國共產黨”概念的建黨理論家——湖南青年蔡和森；第一個強調“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的建黨創始人——湖南青年毛澤東；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位女黨員——湘女繆伯英；中共中央第一位女中央委員——湘女向警予。而回首中國共產黨創建史，中國共產黨第一批黨員中，湖南青年曾佔據其中的五分之二！五四百年，無數湖南青年前仆後繼，憑著敢於赴湯蹈火，臨深淵、履薄冰的奮鬥勇氣，在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下，挺起脊樑、奮起抗爭，用熱血放飛青春的夢想，為實現民族獨立、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譜寫了一曲曲驚天動地的革命壯歌。
習近平總書記曾說過：“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從積貧積弱一步步走到今天的發展繁榮，靠的就是一代又一代人的頑強拼搏，靠的就是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回首五四百年，夢在前方，路在腳下，每一個湖南青年都是追夢人。奔跑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追夢路上，自勝者強，自強者勝，讓我們變憂患意識為遠航的動力，化使命擔當為青春搏擊的能量，努力讓青春的夢想，在為國家為人民的奉獻中繼續煥發出絢麗的光華！
（作者系中共湖南省委黨史研究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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