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70年前的4月23日，
南京城迎來了解放，
標誌著國民黨22年的反動統治的覆滅，
虎踞龍盤今勝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在這偉大勝利的背後，
飽含著廣大中華兒女，
包括雙塘兒女奮鬥的汗水。
雙塘印記，
今天帶您瞭解一位南京解放的先驅
中共第一位女市委書記——陳修良
南京解放前夕，在白色恐怖籠罩下的國民黨反動統治的中心，曾活躍著一支秘密力量，他們戰鬥在敵人的心臟裡，獲取情報、瓦解敵人、策動起義、策應人民解放軍渡江作戰……這就是由中共南京市委書記陳修良領導的地下情報組織。
磨盤街42號
南京解放前夕的市委根據地
中共南京市委成立第一次會議地位於江蘇省南京市秦淮區雙塘街道磨盤街42號。該房屋建於民國，系張榮森老先生的故居。張榮森，字耕耘，祖籍南京。早年在湖南常德法政學堂畢業，先後在儀徵、阜寧、沛縣、江寧等地鹽務公署、菸酒公賣局、縣知事公署任職。1933年結識陳獨秀，受到進步思想影響，對共產黨有了新的認識。1937年12月，南京淪陷，張榮森大部分住房和物品被日寇焚燬，只有地處城南門西的磨盤街42號兩進平房倖免於難。日軍的暴行，激起張榮森的愛國熱情，受進步思想的影響，他認識到只有共產黨才能救國救民。他積極支持兩兒一女加入中國共產黨，配合他們的抗日工作。
1945年，抗戰勝利後期，新四軍六師派方休來南京開展工作。當時汪偽政府對南京實行戒嚴，規定“客棧無保不準住，民房無眷不準租”。張榮森長子張傑（魯平）將方休帶到磨盤街42號居住，並以此處為聯絡點，開展地下黨工作。
取自《秦淮滄桑》，房屋為中共南京市委成立第一次會議地
1946年4月，陳修良受中共華中分局委派，來南京組建中共南京市委，在方休引薦下，決定以磨盤街42號作為市委開會活動地點。市委成立的第一次會議就在此召開，市委書記陳修良、副書記劉峰、委員朱啟鑾、方休、王明遠等參加會議。自1946年至1948年，南京市委的各種主要會議均在此召開。
隱蔽精幹
南京解放前夕的紅色特工
自1927年國民黨“清黨”以來，中共南京地下黨連續遭到8次毀滅性打擊。尤其是在1930年7月的第六次大破壞中絕大部分都被捕被殺，200多人的地下黨只剩下了47人。1932年在王明路線危害下造成的第七次大破壞，更使得300多人被捕、100多人被殺，致使1934年2月之後，南京已經沒有了黨的組織。
自1946年5月南京市委建立伊始，陳修良就根據華中局的指示，在市委專門設立了以盧伯明為負責人的情報系統；1948年又專門設立了以沙廣威為首的策反系統。這兩個系統都由她單線聯絡，由她直接向上海局報告。要在國民黨配備有8000名職業特務的南京截取敵人的機密情報，其艱險程度不言自明。
陳修良靠著對黨和人民的忠誠，臨危不懼，膽大心細地深入敵人內部搞情報。有一天下午，她戴著一副墨鏡，來到市委委員方休的家中。方休當時的公開職業是小學教師，與陳修良單線聯繫。一見面，方休立即悄悄地告訴她：“我一個妻弟是國民黨的軍統特務，他剛從重慶回到南京，暫住我家，我們說話小心點兒。”出於職業習慣，陳修良當即詢問了那特務的具體工作情況。方休告訴她，妻弟好像是電臺機要人員，並且提出想把房子挪一挪，與一個特務長住一起總不大行，萬一出個破綻不是鬧著玩的。陳修良毫不猶豫就否定了方休的提議。幾天之後，陳修良再次造訪方休。見面伊始，方休就迫不及待地說：“妻弟出差去了，留下一個手提包，妻子打開一看，裡面有一包軍事密碼，這事該怎麼辦？”陳修良當即鄭重地說：“能不能拿出來給我看看？”方休自然允諾，讓妻子把提包拎了出來，一看，正是黨中央極其需要的國民黨軍事密碼！“方休同志，這份東西我需要借用一下，讓情報部門的同志抄一抄，你看行嗎？”“可以。不過只能用半天，下午他就要回來。”
南京市委負責情報的盧伯明在妻子和助手的幫助下，連續抄了3個小時才把密碼抄完。下午陳修良將密碼“完璧歸趙”的同時，盧伯明也跨上了南下上海的火車。
幾個月之後，黨中央給陳修良發來嘉獎令，中央高度評價這份密碼對掌握國民黨軍隊調動情況所起的重大作用。
策動起義
南京解放前夕的新增助力
1947年末，蔣介石策劃的重點進攻被粉碎之後，中共的領袖們把目光投向“策動國民黨黨政軍人員起義”這一戰略目標上。
1948年9月，上海局發佈了給南京市委的指示信，要求市委“積極進行策反工作”。南京市委立即建立了一個由沙文威負責的策反系統，並通知南京各情報人員，凡是在國民黨軍事機關有起義線索的，一律集中到策反系統。策反系統由市委聯繫，直接對上海局負責。一個個策反對象被篩選出來，而首先納入市委書記視野的，正是被人稱之為“天之驕子”的國民黨空軍轟炸機八大隊的一個飛行員俞渤。首先注意俞渤，併成為俞渤好朋友的是沙文威領導下的特工林誠。
策反空軍起義
林誠是國民黨空軍第四醫院中尉航空醫官。作為航空醫官，為駐守南京的空軍軍官們提供醫療保健服務，與飛行員談話聊家常，自然成為他的職責範圍。經過一段時間接觸，他發現轟炸機八大隊飛行員俞渤很可能成為策反對象。
俞渤是廣西人，少年時代是在桂林度過的，當時的桂林彙集了許多“左”傾的文化人，俞渤所在的中學就有好幾個，在這些進步文化人的影響下，俞渤對於國家和民族產生了強烈的責任感。當時的內戰戰場上，國民黨陸軍譁變者已屢見不鮮，但空軍系統駕機起義還不曾有過先例，如果策反成功，對於瓦解國民黨軍士氣定會產生巨大影響。幾經接觸，當林誠試探著把談話引入實質時，俞渤毫不猶豫地表示答應，並且告訴林誠，他這個機組共5個人，其它人平常都與他友好，完全可以爭取他們一起。林誠的喜悅可想而知。可是，當俞渤提出駕機起義前入黨的要求時，林誠沒有這個思想準備，也沒有這個權力。
問題提給了陳修良、沙文威。陳修良有點兒猶豫，不管怎麼說，考驗的時間到底短了一點兒；沙文威卻認為，俞渤準備起義，這是用行動表明他能經受考驗，有什麼不能入黨？
陳修良接受了沙文威的建議。不久，剛入黨的俞渤又發展飛行員郝桂橋、轟炸員周作舟參加了共產黨。同大隊的飛行員陳九英、領航員張祖禮平日就與俞渤關係密切，緊要關頭自然表態：跟著大哥一塊幹！俞渤等人駕機起義後，接著國民黨駐寧部隊先後又有4架最先進的B24轟炸機飛往河北解放區。
策反海軍起義
策反空軍起義成功後，陳修良、沙文威相信策動國民黨海軍起義的時機也已經成熟。經過研究，他們決定把策反目標鎖定為國民黨軍最先進的巡洋艦重慶號，同時，中共中央南方局、上海局等領導也介入策反工作。
重慶號巡洋艦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英國在地中海的旗艦，它是國民黨海軍中裝備最精良的軍艦，擁有各種先進的炮火裝置、無線電通訊設備及精密的航海儀器。重慶號艦長鄧兆祥為人正派，在士兵中頗有威信。在人民解放戰爭勝利發展的形勢下，中共中央上海局以及南京市委等情報策反部門多渠道積極工作。艦上的南京地下黨員畢重遠於1946年進入國民黨艦艇士兵訓練班。1948年8月重慶號回國後，南京的黨組織就派人與他聯繫，要他團結士兵，相機行事，策動起義。1949年2月17日，重慶號奉命離開上海，在吳淞口外停泊。當獲悉敵人要該艦逆江而上，到江陰與海軍第二艦隊配合，阻止解放軍渡江的消息後，艦上的“士兵解放委員會”主要成員決定拒航，把起義地點改在吳淞口。
1949年2月25日凌晨1時，“士兵解放委員會”拘禁了包括鄧兆祥在內的所有在艦軍官。鄧兆祥原有起義思想基礎，但不知下層士兵已在醞釀譁變，當他得知這是在中共南京市委、上海地下黨領導下進行時，毅然參加起義，軍艦順利駛向解放區。
細緻謀劃
南京解放前夕的點睛之筆
1949年3月，中共南京市委委員朱啟鑾和情報系統幹部白沙化裝成商人，冒著生命危險過江到達合肥人民解放軍前委司令部，送去國民黨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的《京滬、京杭沿線軍事佈置圖》、《長江北巖橋頭堡封港情況》、《江寧要塞彈藥數量表》等重要敵情資料，為配合解放軍解放南京作出了貢獻。
1949年
4.21
1949年4月21日，毛澤東、朱德向解放軍發佈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第二天下午，一向主張進行“京滬杭大決戰”的國民黨京滬杭警備總司令湯恩伯做出了棄守南京的決定；不過他同時又命令撤離前務必炸掉港口、火車站、機場和重要倉庫。
1949年
4.22
4月22日，敵工兵營長帶領爆破小組炸燬了下關火車站部分設施之後，又去破壞老江口火車輪渡棧橋。這個棧橋是南北交通的咽喉，棧橋工人竭力阻止，但手中沒有武器，情況危急。這時，在老江口水上警察局崗樓上守望的地下黨員潘逸舟一面喊話示警，一面用機槍掃射，阻止敵人破壞。分工負責保護棧橋的中共黨支部委員林大宗立即帶領起義警察奔向棧橋援助，敵人狼狽逃竄。從3月國民黨宣佈“封江”之後，長江上的大小船隻便統統被趕進了內河，解放軍在江北根本找不到任何船隻。百萬大軍，被滔滔江水阻隔，關鍵時刻南京市委顯露身手。
1949年
4.23
4月23日夜晚，下關電廠、下關機務段輪渡所工人駕駛著“京電號”、“凌平號”過江到達浦口；24日中午，被策反的水上警察局二號巡艇也開到浦口；緊接著，南京市委又組織民船和停泊在下關沿江一帶的公、私營輪船公司的大小機動船隻一齊出動(老江口的火車輪渡，一次能裝載一個團的部隊、戰車)。
1949年
4.24
24日凌晨到中午，經過輪渡往返不停地運輸，停留在浦口一帶的解放軍三十五軍全軍人馬順利過江。經過激烈戰鬥，懸掛在總統府上的青天白日旗被扯下來了。
勝利會師
這天下午，設立在勵志社的解放軍第八兵團第三十五軍軍部門前，一輛吉普車嘎然而止。一位中年婦女告訴哨兵，她要去見三十五軍何克希政委。
哨兵猶疑，他不知道這位穿著旗袍的人憑什麼資格要見軍首長。可是，當他把中年婦女的姓名報告值班室後，何克希卻立即跑了出來：“陳修良同志，我正在到處找你！我正在到處找你！好啊，我們勝利會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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