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或許正在變成一件擰巴的事情。封面可以被包裝，閱讀成了拍照的pose，讀後感是炫耀學識的談資，長度是書單的主要衡量標準，腰封成了書商爭奇鬥豔的舞臺，唯獨距離讀書本身越來越遙遠。
比如今天，世界讀書日，在各種各樣的熱鬧過後，我們能勻多少時間給閱讀和思索呢？
幾天前，湖南圖書館發佈的報告顯示，女性讀者借閱量佔比64.6%，男性讀者借閱量佔比35.4%。不出意料，微博上的男同胞倒起了苦水：生活累，男人苦，回到家就想躺在沙發上刷刷手機，讀書少情有可原。“書中自有千鍾粟”，在我們的傳統裡，讀書很多時候不是一種享受，而是向上攀登的繩索。堅持讀書，不足以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反倒需要苦行僧式的恆心。
在空泛地談論讀書之前，首先應該消解掉讀書背後沉重的意義，讀書就是讀書 ，一個人得以超越自身空間和時間的侷限，看到關於這個世界更多細節的窗戶。
由此，我們新週刊新媒體內容團隊組成了一個“硬核讀書會”，將通過定期的讀書、分享活動，試圖為大家尋找那些有趣、有智、有料的好書。
不破不立，吹沙見金，首先，我們要挑出幾本牛皮癬一般長期盤踞於各大書單的平庸之書，提醒諸位不要人云亦云，謹防踩坑。
《菊與刀》
一幅過時的日本地圖
譯者: 呂萬和 / 熊達雲 / 王智新
出版社: 商務印書館，出版年: 1990-6
日本人是一群怎樣的人？
這個沒頭沒腦的問題，聽上去實在有些突兀。就像問中國人/美國人/法國人/意大利人各自都有什麼特點，初聽讓人表達欲爆表，但七嘴八舌下來，總歸是一團亂麻，沒有頭緒。
上世紀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局勢基本明朗，日本戰敗，美國成為獲勝一方。美國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寫出這本《菊與刀》，用“菊”和“刀”來指代日本國民性格中矛盾的兩面，向美國人乃至整個西方世界回答了上述問題：日本人到底是怎樣一群人。
魯思·本尼迪克特（1887－1948），1937年攝。
在書的開篇，作者這樣解釋菊花和刀各自的含義：日本人好鬥又溫和，黷武又愛美，驕傲又有禮，頑固又善變，馴服又不願受擺佈，忠貞又多變，勇敢又怯懦，保守又開明……圍繞以上種種矛盾，她展開研究和論述，並在結尾處針對美國的戰後對日政策，給出了自己的見解。
先呈現國民性中的矛盾，然後對這些矛盾進行歸因分析，最後迴歸現實，把研究成果與戰後政策相結合，這一條清晰的脈絡，歷來被《菊與刀》的擁躉津津樂道。但如果仔細審視，就不免要懷疑：一開始所謂“菊”與“刀”的對立真的成立嗎？
那一連串的“既……又……”看上去就像今天流行的性格測試，含混模糊，似是而非，存在巨大的解讀空間，如果用手遮住前面的主體，所有選項都能讓人輕易地對號入座。比如，我們把這些描述套用在任何一國的國民身上，看上去都有那麼一點道理：保守又開通的中國人，驕傲又有禮的英國人，黷武又愛美的美國人，頑固又善變的俄羅斯人等等。你當然可以就此提出許多反例，但“日本人”三個字，又何嘗不是一個包羅眾生的概念？
1945年9月2日，在美軍中將理查德·薩瑟蘭的監督下，日本外務大臣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簽署《降伏文書》。圖/LT. Stephen&E. Korpanty
事實上，國民性批判很容易陷入這種難於證明、易於證偽的境地。無論是林語堂的《吾國與吾民》還是柏楊的《醜陋的中國人》，都受到過扣帽子、貼標籤、泛泛而談、一概而論的指責。
當然，對於本尼迪克特的努力和成就仍應保持尊重。她在沒有到過日本的情況下，僅憑西方人的遊記、日本的文藝作品、日軍的筆記和對日本戰俘的訪談，就寫出這樣一本在當時具有相當洞察力的作品，甚至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引起日本國內的共鳴。
但是，在閱讀《菊與刀》一類書時，我們也要時刻警惕，不要走入某種刻板、單一、簡單對立的認知，而這又尤其容易通向偏見。
2019年5月1日，日本正式改元“令和”。
剛剛過去的四月一日，日本公佈了新年號“令和”。戰後的半個多世紀裡，日本人相繼經歷了昭和、平成兩個年號，這個島國的社會生活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經濟騰飛到泡沫破裂，城市化水平前所未有之高，少子化和原子化並存，二次元文化席捲全球，成為上世紀末到本世紀初日本最重要的文化輸出……種種舊事物湮滅，種種新事物萌生，今天再用菊和刀的比喻去解讀當代日本人，似乎更加缺乏力度。
著名旅日作家李長聲曾經評價：“就《菊與刀》來說，情感上未必是客觀的。此書出版於半個世紀以前，其後日本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事實上，早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就有日本本土學者批評
該書“缺乏歷史層面的考察，把日本人當成了同質性人群，忽略了階層以及職業上的差異”，而且把“日本軍方的想法誤解為是全體日本人的想法”。從中學到大學再到走入社會，《菊與刀》幾乎一直是中國人必讀書目的上榜之作，而一衣帶水的日本，也一直是從學界到大眾的關注重點。可如果到了今天，還指望用一本薄薄的《菊與刀》去了解日本、認識日本人，多少有點像拿著古代長安的地圖去尋訪今天的西安，按圖索驥之下，註定是一無所獲——更何況，那份幾十年前的長安的地圖，也許壓根就畫歪了。
《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
勒龐寫的是《殭屍世界大戰》嗎？
作者: （法）古斯塔夫·勒龐 譯者: 馮克利
出版社: 中央編譯出版社 出版年: 2011-5-1
“群眾就像女人……寧願屈從堅強的男人，而不願統治儒弱的男人。……他們更容易被一個不寬容對手的學說折服，而不大容易滿足於慷慨大方的高貴自由，他們對用這種高貴自由能做些什麼茫然不解。”
上面這段話，如果說是摘錄自古斯塔夫·勒龐的《烏合之眾》，相信很多人不會覺得異常，因為它精準地概括了《烏合之眾》的要義——大眾是愚蠢的，連遣詞造句都那麼像勒龐。可惜的是，說這段話的人叫阿道夫·希特勒。
中文版譯者馮克利為勒龐喊冤，認為勒龐只是被希特勒利用了，他骨子裡還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但不知是巧合還是必然，法西斯主義的創始人墨索里尼也“利用“了勒龐的思想。
古斯塔夫·勒龐（1841 – 1931）。
1926年6月，在接受《新發現（Science et Vie）》雜誌採訪時，墨索里尼曾表示：“我讀過古斯塔夫·勒龐的所有作品，我都不知道自己重讀了多少遍他的《烏合之眾》。這是一件重要的工作，即使到今天，我依然會經常拿出來重讀。”
早在1903年，墨索里尼就讀過勒龐的書。20多年來沉浸其中，勒龐的群體思想已經成為墨索里尼構建其法西斯主義美學的重要理論基礎。
有人說，法西斯主義者如何解讀《烏合之眾》，與勒龐本人何干？事實上，墨索里尼反覆研讀的勒龐著作，扉頁上很可能有作者的親筆簽名——一戰後，勒龐將自己的大作寄給了墨索里尼，至少寄了四本。
墨索里尼與希特勒。
當然，墨索里尼也喜歡看，不能說明《烏合之眾》就不是一本好書。關鍵是，這本完成於100多年前的社會心理學著作，早已被證明是錯漏百出，對社會大眾充滿了傲慢與偏見，既不能幫助讀者理解大眾心理，更無法解釋複雜多變的社會運動。
比如說，勒龐開宗明義地提出：“構成這個群體的個人不管是誰，他們的生活方式、職業、性格或智力不管相同還是不同，他們變成了一個群體這個事實，便使他們獲得了一種集體心理。”這個轉變是極其簡單粗暴的，就像電影《殭屍世界大戰》裡的喪屍一樣，迅速喪失人性，變成無腦而暴力的“群氓“。
電影《殭屍世界大戰》中的喪屍。
歷史上有沒有出現過這樣的群體？半個多世紀前，哲學家漢娜·阿倫特發現，很多納粹戰犯正是以集體行為、工作職責來為個人開脫，因為當所有人都有罪的時候，個人便沒有罪。但這些人並不符合勒龐對“烏合之眾”的定義（如智力低於個人，滿腦子熱血），他們是如此冷靜地犯下反人類罪，又是那麼聰明地逃避責任。
《烏合之眾》批判的對象，不是別的什麼群體，就是“人民”。所以勒龐的“群體”是一個脫離了社會環境的偽群體，他們彷彿不用面對任何其他群體，媒體、政府機構以及所有社會組織都消失了，只有一個抽象的“群體”在那裡躺槍。
那麼，勒龐所謂的個人加入群體後自動獲得的“集體心理”是什麼？你能想到的惡劣品質都在其中：衝動、多變、急躁、愚昧、輕信、盲從、極端、偏執、專橫、保守、對強人卑躬屈膝、對弱者仗勢欺人，等等。把這個邏輯鏈條推到極致，要麼解散群體，要麼讓一個高度理性的人來統領群體，墨索里尼或希特勒顯然不會錯過這個機會。
加布裡埃爾·塔爾德在這本書裡提出“公眾與群眾”的區分。
與勒龐相反的是，同時代的另一位社會學家加布裡埃爾·塔爾德( Gabriel Tarde)那裡，這些人有另一個名字叫“公眾”。現代社會學已經有大量研究可以表明，“烏合之眾”的出現不是因為群體本身，而是因為社會環境不夠開放，缺乏信息公開，缺乏對話機制，人們自然容易受到別有用心者的蠱惑或擺佈。而當人類歷史進入逐漸開放的現代社會，群眾便轉化為公眾，成為人類文明的推動器。
《五月花號公約》，誕生於一個由流民、農民、商人、逃犯組成的群體；1960年代開始逐漸實現的平權運動，背後有無數群體的協作和對話；哪怕是網絡上的“鍵盤俠”群體，也可能對社會建設有作用，因為他們增加了信息的曝光度，讓新聞事件更容易被搜索引擎發現，從而吸引更多權威媒體和個人的關注。
如果你想研究社會心理學，《烏合之眾》已經不值得一讀了 ；但如果你想研究社會心理學的歷史，《烏合之眾》還是有不可替代的文本意義的。
《大秦帝國》
稍有常識，就能洞徹《大秦帝國》的荒唐
出版社: 河南文藝出版社
出版年: 2008-5-1
“大秦帝國是中國文明的正源”，這是孫皓暉的長篇歷史小說《大秦帝國》開篇序言的第一句話。
“文明”的概念有上百種，但說千道萬，這“文明”必須要能夠讓民眾過上好日子（最不濟也必須是走在通往好日子的正確方向上），才有資格被歸入“文明”。
可惜的是，因為“對大秦帝國有著一種神聖的崇拜”，《大秦帝國》違背常識、拋棄邏輯，虛構了一種不存在的“大秦文明”。
比如，書中著力宣揚秦帝國“崇尚法制”，並以出土秦簡載有內容細緻、並不嚴苛的法律條文為證，卻忘了秦的“法制”並未讓民眾過上更好的生活。相反，秦民在這種“法制”的束縛中痛苦不堪，所以劉邦入咸陽，乾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別的，是廢除秦法，與父老約法三章：
“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大秦帝國之裂變》劇照，根據孫皓暉同名小說的第一部改編。
為什麼內容細緻、並不嚴苛的法律條文，反不如簡單粗暴的“約法三章”更受民眾歡迎？這問題看似詭異，其實只需要一點點常識就可以理解：
秦帝國的識字率極低，繁雜細密的法律條文對秦民而言等同於巨大的知識屏障；且秦帝國自上而下是一個專制政府，並無獨立的監查制度可以約束秦吏用法律“治理”秦民，秦民也不可能如現代人一般尋找律師獲取法律援助。
所以，秦帝國的法律條文越是繁雜細密（哪怕每一條在字面含義上都切近事理人情），秦民越是會陷入一種動輒觸犯法律的困境。
《大秦帝國之天下》講述的是秦皇一統天下的過程。
當然，秦帝國也並非完全沒有針對秦吏的監督機制。《商君書》曾提供過這樣一種制度設計：
民眾向主管法令的官吏詢問法律條文，官吏須如實解答，並留存檔案（符）。檔案裡要寫明詢問日期及所詢問的法律條文，然後將檔案（符）的左片交給詢問者，檔案（符）的右片由官府歸檔保存，作為日後抽檢吏民執法、守法情況的依據。
但這種制度設計不可能產生任何效果。理由也只是很簡單的常識——秦律規定，民眾“不得族居”；“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目的是打散聚族而居的家族勢力，讓底層民眾趨向原子化，以保證由吏組成的秦帝國基層政權對底層民眾的統治優勢。一面將民眾原子化，一面自己監督自己，秦民自然只剩下被秦法狠狠“治理”的命運。
秦皇嬴政開啟了中國兩千餘年的皇權專制統治。圖/電影《英雄》
這也正是秦帝國真正的殘暴之處。所謂“天下苦秦久矣”，重點並不在焚書坑儒這種突發性暴行，而在於“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這種制度化傷害。
遺憾的是，目前並無專著論述秦民在秦帝國的具體生存狀態，不過，工藤元男的《睡虎地秦簡所見秦代國家與社會》側重勾勒了秦帝國風俗與法治的衝突變化，很值得一讀。
至於《大秦帝國》，它的作者可以在序言裡讚美秦趙長平血戰，說什麼“雙方參戰兵力總數超過一百萬，秦殲滅趙主力大軍五十餘萬（坑殺二十萬）！如此戰爭規模，即或在當代也仍然放射著炫目的光彩而難以逾越”，嗜血若此，也就沒什麼可說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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