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根據賈康先生在第20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國際投資論壇上的發言整理）
謝謝主持人裴書記！尊敬的全國人大曹建明副委員長，毛里塔尼亞阿奇茲總統，在座各位領導人，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女士們，先生們，大家好！我以經濟學和社會科學研究者的定位，做一個簡要的交流發言。
今年正值中國以改革開放推動鄧小平謀劃的“三步走”現代化進程迎來40週年，我由此想到孫中山先生當年面對滿目瘡痍、內憂外患的中國，提出了“振興中華”的宏偉願景，那就是實現現代化偉大民族復興的取向，而如何實現呢？孫先生在辛亥革命後於浙江海寧觀錢塘江大潮而題詞“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其中蘊含著這位偉大領袖人物對於人類文明發展提升的客觀規律的深刻理解與認同。我作為多年從事理論研究的工作者，試圖具體提煉一下這種只能順應、不能違拗的世界潮流：我認為它是由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全球化、高科技化和民主化、法治化匯合而成的文明發展大勢，人類各個民族國家無論有什麼樣的個性，必須認同這種共性。那麼我們這次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的視角，首先就是開放型世界經濟在全球化、國際化軌道上的發展，而且註定是要對應全球大市場尋求包容性的、各個經濟體互惠互利追求共贏的和平發展。這方面的關鍵詞除了“全球化”意味著要反對孤立主義、單邊主義、不當的貿易保護主義之外，還應該提到“結構性改革”，這已經作為主題詞寫入在杭州舉行的G20峰會的共同宣言，以及我們要探討如何優化結構，化解貿易衝突等干擾因素，形成有效供給體系，追求習近平主席所多次表述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式的發展。我願意借這個發言機會簡要勾畫一下對於近期各方高度關注的美中貿易衝突的認識思路。
首先，我以研究者定位，認為應該說清楚貿易層面互惠互利的原理，是基於不同的資源稟賦等的比較優勢而互通有無、優勢互補，這個共贏取向上沒有打貿易戰的理由。但為什麼不可避免地會出現貿易保護訴求？對貿易保護並不能完全否定，比如弱勢的發展中國家要求減少短期對本國幼稚產業的衝擊，所以，世貿組織條款是給予一些特殊的處理的。另外，如貿易的一方感受到不公平的時候，摩擦也必然出現。我們認為理論上要承認：比較優勢戰略會碰到天花板。比如到了一定的臨界點以後，你出多高的價錢也買不來那邊高端的供給物的時候，這時候共贏因素就不起作用了，摩擦因素就體現出來了——美中貿易上，就不必諱言這一點。在所謂當今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美中關係的簡要回顧之後，我們看到前些年曾經已經發展可觀的“一高一低”的互補和被稱為“中美國”之後，現在又有了貿易摩擦因素的明顯上升，這個衝突被稱為“貿易戰”也是一種形容吧。美國方面曾經做過財長的薩默斯，他提出了“悖論”式解說：本來美國方面對於中國方面感受到的不良的心情和對自己發展空間的擔心，不是中國的錯，但是確實又在美國構成了負面影響和貿易戰的推動，同時也指出，中國方面一方面在強調自己是發展中國家，另外一方面外界的一些感受上是魚與熊掌都想兼得，加大了美方的不滿等等。這方面體現出悖論和摩擦的升級。在這方面我們需要實事求是地認同，中國在努力的開放過程中，開放還不夠，大家如果平心靜氣地討論，我們還有一些開放的空間，大的方向是要進一步開放，而且在開放過程中間，中國早已承諾要進一步做好知識產權的保護等等，並努力化解一些不滿。另外，我想比較直言不諱地說，從人類文明提高過程來說，並沒有完全擺脫叢林法則。現在為什麼人們會提到“貿易霸凌主義”呢，有的時候你講多少道理都沒有用了，老大打壓老二：美國早晚要遏制中國，這也是一個必然發生的現象，中美所謂貿易戰只是雙方關係全景圖這座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如果從中美的實力對比來看，我們遠遠還沒有進入可以跟美國對決的平臺，而且未來也要力求避免雙方落入“修昔底德陷阱”。這方面就要作更多理性的討論。現在顯然中美貿易衝突已經升級，那麼可能要準備持久戰了，學者一般認為這一個新的階段會長期化，這裡面它可能產生的影響有巨大的不確定性，但是實際可能的影響和當下的心理壓力相比，心理層面的不良預期我覺得已經有誇大的特點。如果只說對中國年度GDP的影響，對於今年測算來測算去，一般人認為可能不超出0.3%，明年、後年是不是會進一步擴大影響呢？能擴大到多少，不確定性就更明顯了。但如果今年下半年影響0.3，咱們再放大一倍，年化為0.6，對中國經濟增長也會僅是把上半年已經報出的6.8%的增長速度，拉到6.5%，仍然符合中國今年兩會上宣佈的引導性的6.5%左右增長速度的前景。實質的問題，是要更多討論從短期到中長期的問題。在所謂對決這方面，我有相對樂觀的看法，最後我還要勾畫一下怎麼避免這個所謂的最終對決。在雙邊關係的處理來說，對美國顯然我們需要作出反制的博弈，也還要進一步加強交流。
我們在歷史上曾經有過中美矛盾摩擦上升的階段，鄧小平提出要冷靜觀察，善於守拙，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等等這樣的戰略思維。我們現在仍然要體會這裡面高水平的戰略思維邏輯。我們要爭取的是中國的和平發展，必要的妥協和權衡是不可避免的，有理有利有節的處理，非常需要理性，但是我們在被動接招的時候，我們還可以並應該變壓力為動力，變壞事為好事，堅定不移地做好中國方面可以選擇的“自己的事情”，就是中國的改革要攻堅克難，中國的開放要進一步全面展開，這樣將進一步釋放中國巨大的發展潛力。我們也要注意有多邊的互動——我們不光跟美國打交道，我們還要跟歐洲、日本、全世界其他方方面面的經濟體，共同尋求更多交流，更多的共識的提煉和互惠互利關係的形成。對美國，我們要防止最壞的所謂冷戰的情況，我們更要爭取最好的達成一定妥協的新平衡的情況。和其他的經濟體，更要加強合作，在共贏的趨向之下我們要爭取按照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邏輯來尋求大家更美好的前景。
接著我就要強調一下應該在不確定性的旁邊認識到確定性：如果從歷史長河來看，我們可認為在時間朋友的幫助之下，中國的和平發展是大概率。人類歷史上永遠不會說誰當老大的永遠是老大，歷史上英國通過追趕後來趕超了荷蘭，美國通過追趕後來趕超了英國。現在中國的發展是人本主義立場上希望對於整個世界做出更大貢獻的發展，是造福於中國和全世界人民，而中國的現代化其實已經有了一個“蓄之既久、其發必速”的基本的大趨勢，這是我們在歷史上曾經有古老文明、曾經輝煌過之後，在工業革命以後落伍了，落伍之後又求振興中華而出現的一個“波浪式”、“馬鞍型”軌跡。如果從上個世紀1900年開始，看美國的發展曲線，它的GDP代表的經濟增長速度這條曲線和中國改革開放以後把1987年為起點畫出的中國GDP增長曲線放在一起，都是36倍，居然高度重合，但時間軸上是中國和美國相比、出現了1：3.9的比例，這就是我說的蓄之必久其發必速——中國找對了改革開放的現代化之路之後，它這個發展過程有明顯的後發優勢。當然我們還要克服困擾和應對未來新的一些挑戰，還要努力形成中國“供給側改革”的先發優勢，但是總體來說中國是在走上坡路，時間在走上坡路這個意義上來說，是最好的朋友，於是我們要把握的確定性，就是和全世界作更好的交流，更好地凝聚共識。我們的開放也是倒逼我們改革，當年入世就是變法，我們中國廣受尊敬的杜潤生老前輩說，入世要清理文件櫃，政府所有和國際規則不吻合的這些文件都要作廢，這就是“變法”，而變法就是圖強，就是要創新。我們仍然是有這樣的一個邏輯和我們應有的這樣一種定力，就是把握著中國最高決策層所說的“兩個沒有變”，我們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上還要走很長很長的時間，另外，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我們有一種歷史長河通盤考慮下的戰略耐心和戰略定力，要和全球更好交流，爭取更積極地互通有無、互惠互利之後、實現造福於全人類的和平發展、和平崛起。
我認為中國人應該秉持的戰略思維有若干要點，時間關係不一一講下來了。我們總體的要求，就是要繼續做好自己可選擇的改革攻堅克難、繼續擴大開放，這些要融合在一起，尋求中美之間、各國之間在共享經濟大趨勢上可得到的發展，在這個人類發展規律已經可以揭示的包容共享的正面推動作用下，還有實際上也是創新而造成的核威懾的負面約束之下，我們是有希望走出一箇中國擁抱“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和平發展之路的。
如果做一個結語來說，我們認為就是應該堅持中國共產黨十九大指出的兩個“沒有變”，我們在追求現代化的思維方面，要更加註重實事求是，面對貿易戰討論我們現在實際聯繫到的中國現代化過程的推進，如果戰略思維上力求高水平，那麼我認為不在於它的鋒芒，而在於它的厚重，不在於表達得怎麼絢麗奪目和一時聽著特別令人鼓舞帶來一些叫好聲，而在於實事求是、高瞻遠矚，不看重鄧小平說的一時的“小風波”，而要看清和正確把握“順之則昌，逆之則亡”的人類文明發展的主潮流。我相信在這個追求過程中，中國和其他的經濟體一定能夠共同把握我們的發展機遇和光明的未來。謝謝大家！
賈康介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多次受朱鎔基、溫家寶、胡錦濤和李克強等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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