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俄門”是民主黨失敗的逃避藉口

《国家》杂志 | “通俄门”是民主党失败的逃避借口

圖為網站文章截圖

圖片來源:https://www.thenation.com

法意導言

2016年的美國大選可謂風波不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通俄門”:俄羅斯到底有沒有干預美國大選?本文作者亞倫·馬特(Aaron Maté)是真實新聞網的主持人及製片人。他認為,專家對於俄羅斯是否干預美國大選的判斷錯誤。新發布的兩份調查顯示,從各項指標來看,俄羅斯社交媒體活動都規模小且不專業,不符合“複雜的政治宣傳運動”的特點,最主要的是與2016年大選關係不大。本文2018年12月28日發表於《國家》雜誌(The Nation)。

“通俄門”是民主黨失敗的逃避藉口

作者:亞倫·馬特(Aaron Maté)

翻譯:張姍姍

《国家》杂志 | “通俄门”是民主党失败的逃避借口

圖為2017年11月1日,Facebook高管出面回應眾議院情報委員會審核之前展出的Facebook訂閱廣告,這些廣告與俄羅斯對美國的政治干預有關。

日前,美國參議院委託發佈的兩份報告引起了新一輪恐慌,報告涉及俄羅斯通過社交媒體操縱美國公眾等信息。新聞標題警告說,俄羅斯試圖利用網絡發帖、點擊誘餌等手段控制美國黑人群體的選票,以提升綠黨候選人吉爾·斯坦(Jill Stein)的票數。據傳,吉爾·斯坦通過在網頁插入成人玩具廣告和Pokémon Go遊戲來招募“資產”、“操縱”2016年大選。《華盛頓郵報》記者大衛·伊格納蒂烏斯報道稱:“……一股複雜的、多層次的俄羅斯勢力,正試圖利用開放社會的一切可用手段來製造怨恨、不信任和社會動盪……互聯網使俄羅斯的這種伎倆得到進一步完善。”《紐約時報》的米歇爾·戈德伯格認為,“俄羅斯的干預似乎的確改變了美國曆史的發展方向”,在雙方無顯著差距的2016年大選中,“俄羅斯的介入很容易產生影響。”

這兩份報告的作者是牛津大學計算機政治宣傳項目(The University of Oxfords Computational Propaganda Research Project)和一家名為 “新知”(New Knowledge)的公司,二者對俄羅斯社交媒體活動進行了全面考察。報告藉助大量的數據和表格,通過詳細的定性分析,對一家俄羅斯網絡“釣魚”網站公司——互聯網研究機構(Internet Research Agency,簡稱IRA)的發帖行為進行了全面審查。早在2018年2月,特別檢察官羅伯特·穆勒就對該機構“干預美國大選”的行為提起了訴訟。然而,這兩份報告得出的各項關鍵指標和數據,都與先前“俄羅斯干預大選”的論斷明顯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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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被質疑干預美國大選

發帖內容:數據結果中最突出的結論是,俄羅斯社交媒體活動與2016年大選的相關性非常弱。新知公司的報告稱,如果“純粹根據選舉結果的改變”來評估互聯網研究機構的發帖內容會太過狹隘,因為“與政治直接相關的帖子在總體內容中佔比較低”。確切地說,在互聯網研究機構(以下簡稱IRA)所發的帖子中,只有11%的內容與大選有關,且用戶的參與度只有33%。“大約6%的Twitter,18%的Instagram與7%的Facebook內容”直接提到了特朗普或克林頓的名字,相比之下,IRA發佈的內容與候選人的關聯程度也非常低。

活動規模:研究人員曾稱“俄羅斯此次的行動規模空前之大”,但這一結論並沒有確鑿的數據支撐。他們多次重申俄羅斯的帖子“在Facebook上的瀏覽量高達1.26億”,但這實際上只是Facebook的估計。Facebook的前副總裁科林·斯特雷奇曾在2017年10月向國會證明:“在2015至2017兩年間,我們估計約有1.26億人可能瀏覽到IRA的帖子”。斯特雷奇稱,在Facebook的新聞訂閱號中,由可疑的俄羅斯賬戶發佈的帖子“約為1/2300”。

活動支出:還有一項重要數據也間接表明俄羅斯沒有干預美國政治,即俄方的宣傳支出太少。牛津大學的報告顯示,2015年至2017年間,IRA在Facebook上的宣傳費僅有73711美元。2016年大選前,與俄羅斯有關的Facebook廣告支出也僅有46000美元,相當於克林頓和特朗普的Facebook廣告費(共8100萬美元)的0.05%。谷歌最近披露,2016年俄羅斯有關賬戶在谷歌上支出的廣告費用僅有4700美元。研究人員還聲稱,IRA“操縱美國政治”的預算超過2500萬美元,但這一數字事實上是錯誤的,IRA在全球範圍內的社交媒體宣傳預算是2500萬美元,這其中還包括俄羅斯國內的社交媒體活動。

複雜程度:對IRA發帖目的複雜性的質疑,簡單瀏覽帖子內容便可不攻自破。大選前,IRA被轉發最多的Facebook帖子是一幅山姆大叔持槍的漫畫,在Instagram上這幅漫畫也收穫了許多點贊。大選前,IRA發佈的Facebook帖子中,與希拉里·克林頓關聯度最高的是一篇有關選民欺詐的陰謀論性質的文章。報告指出,那些口口聲聲指責俄羅斯通過社交媒體操縱大選的人,從來沒有舉出確鑿的例子證明俄羅斯的干預。

秘密干預還是點擊誘餌?這兩份報告並沒有揭露一場複雜的宣傳活動,而是提供了更多的證據,表明俄羅斯實際上正利用點擊誘餌吸納資本:巧妙利用獨特的社會群體,如美國黑人或福音派教徒,以博取點擊率和瀏覽量,實現其商業目的。報道IRA的記者稱其為“一場社交媒體營銷活動”。穆勒在對IRA的控訴中披露,該機構在網頁上出售的“促銷和廣告”服務售價通常為25至50美元。牛津大學的報告指出:“這一策略並不涉及政治手段和外國陰謀,它只是一種數字營銷技術。”新知公司也指出,IRA還銷售許多其他“能為其提供收入的商品”,如T恤衫、LGBT成人玩具、以傳統而保守的愛國主題為核心的三聯畫等藝術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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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社交媒體應用程序

“資本招募”:推廣成人玩具如何影響資本招募?新知公司在報告中指出,利用“性行為”是IRA在美國進行廣泛人才資源招募戰略的關鍵。報告解釋說:“利用人性弱點牟利是一種永不過時的間諜活動。”以一個廣告為例:高高在上的耶穌對一個沮喪的年輕人說:“為自慰成癮而苦惱?伸出手來,我們一起打敗它。”這種特殊的策略是否會使人才陷入困境,目前仍未可知。但新知公司的報告稱,“這種方法在激勵人才的方面的確有成功之處”,這一結論是正確的。2016年間,IRA的帖子在美國的確引發了一些社會活動,比如佛羅里達州部分人組織了抗議,儘管報告補充說“最後可能根本就沒人到場”,其他抗議“要麼沒有人參加,要麼參與主體基本都處於社會底層”。網上一段視頻記錄了某次抗議活動,最終僅有8人參加。最成功的一次發生在休斯頓,報道稱,俄方的網絡言論導致了某伊斯蘭中心外的一次集會,12名白人至上主義者與數十名反示威者進行對峙。

基於以上數據,我們基本可以判斷:俄羅斯社交媒體活動與2016年大選基本無關,因為它範圍小、參與度低、宣傳費用少、內容幼稚荒謬。從中推斷出的結論,正如新知公司的報告所言,“俄羅斯社交媒體對選舉的關注僅佔其所有活動的一小部分”。或許,我們應該反思,一個對選舉關注如此之少且本身並不成熟的社交媒體活動,卻被專家們描述成一種對美國社會的巨大威脅,這可能才是影響了2016年大選的因素。

如此得出的結論是:俄羅斯社交媒體活動與美國大選無關,也沒有影響到選民的想法。誠然,發佈虛假信息試圖欺騙黑人用戶和社交媒體上其他群體的行為是可恥的,俄羅斯的這種做法也並不成功。但是,專家們卻說它成功控制了非裔公民的選票。比如,奧巴馬前任競選顧問大衛·阿克塞爾羅德評論說:“考慮到唐納德·特朗普贏得密歇根州和威斯康星州的微弱優勢,以及這兩個州少數族裔極低的投票率,不難發現,俄羅斯對選民的干預可能是決定性的。”《紐約時報》也醒目地指出:“2016年,黑人選民的投票率在20年來的總統選舉中首次下降,但無法確定這是否是俄羅斯干預競選的結果。”

專家們認為俄羅斯干預競選的行為影響了黑人選民的投票——這種觀念顯示出一種強烈的家長主義和對其的屈服。試想,一名《泰晤士報》記者,或者其他任何頭腦清醒的人,會認為自己的選票容易受到與選舉無關的社交媒體帖子的影響嗎?如果不會,那他們對那些會受到影響的人持什麼態度?

低估普通選民的政治素養,還不足以得出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的結論,這種斷言的背後是邏輯、概率和數學等基本思維的缺失。出乎意料的是,這種論調還得到了“專家”的證實。在新知公司的報告發布幾天後,《紐約時報》報道說,2017年,該公司在阿拉巴馬州參議院選舉中進行了“秘密實驗”。內部文件顯示,新知公司使用了一些“俄羅斯手段(這些手段在今天許多人看來,的確影響了2016大選)”,甚至上演了一場“精心策劃的‘假旗’行動”:宣稱共和黨候選人羅伊·摩爾通過俄方的網絡程序獲得選票支持。這一行動的後果是Facebook暫停了5人的賬戶,其中包括新知公司首席執行官喬納森·摩根(Jonathon Morgan)的賬戶。

《泰晤士報》披露,該項目的預算為10萬美元,但補充說,“(這麼少的預算)基本無法對競選產生重大影響。”一名民主黨偵查人員表示贊同,他告訴《泰晤士報》,“10萬美元的資金不可能產生影響。”

阿拉巴馬州的參議院競選共耗資5100萬美元。如果新知公司耗資10萬美元的實驗都不可能影響2017年的州選舉,那麼耗資更少的俄羅斯社交媒體活動怎麼可能影響到斥資24億美元的2016年總統大選呢?

除了過於輕信之外,人們對社交媒體內容的專注也淡化了許多更嚴重的問題。記者阿里·伯曼就曾多次指出,2016年大選是“50年來第一次沒有得到《選舉權法案》全面保護的總統大選”,“這是1965年《選舉權法案》通過以來最嚴重的歷史倒退”。通過採訪中西部非裔選民,記者們發現,比起俄羅斯的點擊誘餌騙局,由於工資停滯不前、社會地位不平等以及普遍存在的警察暴行帶來的政治幻滅感對他們的影響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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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現任總統唐納德·特朗普

這不禁讓我們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麼精英階層如此在意所謂的“來自俄羅斯的威脅”?因為它轉移了人們的視線,讓社會不再關注精英階層與賦予他們“精英”頭銜的社會制度的失敗。在競選期間,商業媒體給了唐納德·特朗普價值數十億美元的宣傳時長。因為,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前執行官萊斯·穆恩斯(Les Moonves)的話說:“這可能對美國影響不好,但對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卻大有裨益……為公司吸引了許多資金。”為了使資金源源不斷地流入,媒體有充分的動機讓人們聚精會神地關注“通俄門”,並將“通俄門”以及民主黨的“郵件門”與珍珠港事件、9/11事件、“水晶之夜”等相提並論,以增加人們的恐慌。

由於民主黨在總統大選中輸給了特朗普這位“不入流的電視真人秀主持人”,民主黨領袖無疑是最想利用“俄羅斯恐慌”的一批人,他們在這件事上可謂“恪盡職守”,如希拉里的前競選經理羅比·穆克就借題發揮,利用這兩份報告警告說“俄羅斯特工將在2020年的初選中再次分裂民主黨,使激進分子在無意中成為幫兇。”穆克說的“無意的幫兇”,應該指的是黨內的進步人士,他們反對民主黨領袖為了競選與希拉里勾結,反對黨內在2016年初選中對伯尼·桑德斯的偏見。穆克以及民主黨內部的統一口徑是:將黨內精英的行為和惡果全都歸咎於俄羅斯。

2018年初,幫助特朗普競選分析數據的劍橋分析公司陷入了用戶數據惡性洩漏醜聞,引起軒然大波,希拉里·克林頓藉機提出了“真正的問題”:“俄羅斯人民怎麼知道如何將信息精確地傳遞給還未決定的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和賓夕法尼亞州選民的?”

事實上,俄羅斯人在這三個州總共只花費了3102美元的宣傳費用,其中大部分還不是在大選期間,而是在初選期間,並且大部分廣告只關注社會問題,而與候選人無關。在威斯康星州(54次)、密歇根州(36次)、賓夕法尼亞州(25次)投放廣告的總次數少於在紐約州投放的廣告(152次)。其中,恰巧希拉里在威斯康星州和密歇根州並不受歡迎,且沒有來這兩個州宣傳。

但是,俄羅斯點擊誘餌的效用遠遠超出了精英們想轉移大眾視線以逃避責任的預想。最近,被黑客洩出的文件透露,英國政府下屬的一個慈善機構以“反俄羅斯造假”的名義開展了一項全球宣傳活動。這一名為 “誠信倡議(Integrity Initiative)”的行動由軍方情報人員主持,由英國外交部和其他政府部門出資支持,美國國防部和北約也參與其中。它與富有同情心的記者和學者組成的“群體”密切合作,並組織社交媒體運動以反對英國工黨領袖傑里米·科爾賓。該組織在推特上發表的文章將科爾賓描述成支持“克里姆林宮”的“有用的白痴”,批評他的通訊主管塞瑪斯·米恩“與克里姆林宮合作”,並揚言“是時候讓科爾賓下臺去處理俄羅斯問題了”。

科爾賓陣營不是唯一被這一組織誹謗的進步力量。由於該組織受到西方國家政府的支持,也不禁讓人重新反思對俄羅斯社會媒體活動的關注。其實並沒有跡象表明俄羅斯的虛假新聞對美國選民產生明顯的影響。與此相反,一連串的警告與指稱不過是失敗的政治精英、一部分私營企業、躲在暗處的情報官員和無良媒體的共謀而已,這些媒體向西方公眾灌輸“俄羅斯挑撥離間”的觀念,以引發社會恐慌。考慮到官方的說法與實際情況嚴重不符以及其帶來的惡果,我們不妨問問自己,到底是誰的“造假”更值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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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文章

文章鏈接:

Aaron Maté: Studies Show Pundits Are Wrong About Russian Social-Media Involvement in US Politics, The Nation, Dec 28, 2018.

網絡鏈接:

https://www.thenation.com/article/russiagate-elections-interference/

譯者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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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姍姍

北京大學法學院2018級法律碩士,法意讀書編譯組成員。翻譯的工作就是拆毀“巴別塔”,讓人們在聆聽世界不同聲音的過程中,變得更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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