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站在改革开放前线的第一代农民工已经从当年的青壮步入老年。但农民工群体中，购买养老保险的比例偏低,2017年，全国购买养老保险的农民工只有不到22%。当第一代农民工老去，他们中很多人发现,生活的重担还没有完全从他们肩上卸下，缺乏保障的晚年更是很难算得上安稳。
1991年，刚满20岁的李木平跟着同乡离开家乡重庆忠县。先是坐轮船，然后坐火车，最后从广州坐汽车。因为买不起卧铺或座位，他连睡觉都得站着，颠簸五天四夜，最终到达了这个陌生的南方城市——深圳。
到深圳后，李木平先后在两个印刷厂干了九年。在印刷厂，李木平经常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加班加点工作到午夜是家常便饭，加班费是5块钱。他当时的工资只有200元，深圳平均工资的一半都不到。“每天累得要死，还吃不饱。但谁也不敢抱怨抗议。那时候工人多得是，你不干老板转头就找别人来干。”
李木平在印刷厂的九年，没有签过一次劳动合同，更不用说社保医保。但这是当时社会普遍的情况，大多数农民工根本没有听说过社保。
1999年,深圳成为全国第一个承认农民工购买城镇职工社保的城市，李木平这时才第一次开始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早年依靠大量廉价劳动力,深圳的企业迅猛发展。而工人往往是议价弱势的一方。1999年的新政策出台后，深圳的企业开始陆陆续续给管理层人员买社保、养老保险，但很多企业都又推迟了好几年才给普通工人买社保。
印刷厂的工作太辛苦太危险,李木平听人说当厨师挺好的，便回到家乡学厨。出师之后，觉得还是深圳机会多，又回来了。工厂、餐馆，李木平都当过后厨，干两年，老板不给加工资，就跳去下一家。除了2008、2009两年的老板同意给李木平买社保，在后来的工作中仍然没有雇主给他买过社保。但那时，比起这些看似遥不可及的保障，李木平更计较的是到手的工资高低。
很多人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在此长住。当时政策也不明确，很多工人都担心钱放进了社保，以后又到别的地方，钱拿不回来。由于当时社保地区之间转移困难，农民工参保的热情不高，甚至有些农民工一旦换工作，就会去退保。
2011年，李木平40岁了。整个家庭基本上没什么积蓄，夫妻两人什么保障都没有，儿子还没上大学。李木平开始担心，如果有一天，他们找不到工作了怎么办？
在深圳工作了20年,李木平只有两年的社保记录，但他需要在60岁退休年龄前缴满15年社保，才能享受深圳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待遇。于是，李木平开始去找以前工作过的雇主。按照深圳市的规定，对雇主只能强制追缴两年社保。
李木平的动力，除了来自夫妻俩养老的问题，更急迫的原因是他儿子上学的问题。儿子要在深圳上公办高中，需要父母缴满三年社保。一年跑下来，李木平东磕西碰，总算凑足了一共七年的社保。如果他60岁前保持缴纳社保，他就能够拿到养老金，但他现在的雇主仍然没有给他买社保。
对于未来，李木平还没有来得及细想，走一步算一步。
对于很多第一代农民工而言，即便在城市生活多年，心理上的“家”始终是农村的家乡。许多人在深圳辛苦奋斗了大半辈子，临老了，希望能落叶归根。但他们年纪越大，很多人开始发现，回乡并不像想象得那么简单。
52岁的杨秀凤到深圳22年,要拿到深圳的职工退休金，对她而言似乎已经不可能了。而压在她身上的，还有沉重的房贷。“儿子房子的房贷还要还20年，我们只能继续工作了。”
杨秀凤在同一个塑胶厂干了20多年，直到2013年，公司才开始给她们买社保。但按照深圳目前执行的情况，女工40岁以后第一次买社保的，退休的时候买不足十年，便不能拿到深圳的职工养老保险。
深圳平均职工养老保险是每月4400元，由于农民工一般交的都是最低档的，他们一般拿到的是1300元。如果杨秀凤不能领到深圳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她只能回乡拿农村的居民养老金，每个月只能领到约90元。
杨秀凤50岁的时候,工厂跟她终止了合同，算她从工厂退休了。但她一分钱的保险都没有，甚至连医保也随之结束了。可是，杨秀凤不甘心就此回乡，她也不能回乡。
2011年的时候，为了以后给儿子找老婆，杨秀凤和丈夫决定咬牙为儿子在他工作的湖北枣阳市买房。他们一口气把他们存款里的14万全给儿子付了首付。但杨秀凤一家现在每个月还要还3000块的房贷。儿子是在网上做汽车配件销售的，收入很不稳定，一个人还不起房贷，夫妇二人只能每个月帮他付三分之二。
杨秀凤去年回湖北老家的时候询问过年纪相仿的嫂子，都说找工作难。因而，工厂终止了合同之后，杨秀凤仍留在深圳继续找工作。几个月后，她通过朋友的关系，找了一个打扫房间的工作，每个月赚2900元。但是，社保、医保仍然一样都没有，她也没想过让儿子为自己养老。
北京大学社会学副教授卢晖临在农村调研时发现，第一代农民工真正能靠“养儿防老”的并不多，因为农民工二代大部分的经济条件并不好，很多甚至还在靠父母供养。第一代农民工回乡后，很多人因为要帮儿子买房、付彩礼，不得不重新出来打工。
2013年，63岁的陈世芳跟工厂结束了合同。经过四年的努力，2017年时，她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了深圳职工的养老金,回到了老家河南。陈世芳跟老伴身体都不好，老伴有糖尿病，她也有高血压，但他们还是每天在家一边干农活，一边带着三个孙子。
现在年近70的陈世芳仍然每日承受着生活的重负。“欠外债，还不清。”儿子结婚的彩礼钱还没还上，儿子又生了孩子。
陈世芳抱怨，现在农村种地赚不到钱，成本太高，农产品售价低，有时候天气不好收成差，还亏本。陈世芳的儿子现在在浙江打工。他学历不高，找到了一个保安的工作，每个月仅三千多块的工资。
虽然回乡有种种问题，但城市生活成本的高涨，让回乡成为了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无法避免的选择。
武汉大学社会学教授贺雪峰认为，回归到土地是第一代农民工老了之后的一个退路。但是目前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是，一旦这些农民工身体出现问题了，甚至生活无法自理之后，该怎么办？
对李木平和许多第一代农民工来说，他们并没有感到深圳是他们的家。
杨秀凤来了深圳22年,离家这么些年，她觉得自己有责任要回家照顾家里的老人。但回乡将来怎么办，她不知道。李木平也觉得，回乡是他最终的归宿。“深圳这个地方越来越生活不下去了。”
来深圳二十几年，李木平从未搬离过坪山区，不过，家倒是搬了四次，每一次都住了好几年，房东要涨房租了,或者要把房子收回去了，才不得已搬走。现在看来，离开深圳在将来已经难以避免了。
李木平去年又搬了一次家，因为房东要把房子收回去。“像我们原来那边的房子，翻新一下再租出去，租金涨了一倍，”李木平说。
李木平现在工作的工地是坪山的新地标，占了整整一个街区，将来要作为商住两用的小区。虽然坪山区相对地处偏远，但近几年房地产飞速发展，坪山区中心地带的房价已经从四千多涨到了三万多一平米。
李木平住的那一片旧房子地处中心，正在大面积地拆迁改造，要建成更多的摩登高楼。“我们现在只能租得起老房子，但老房子现在越来越难找了。十年以后可能都没有了。以后租房子都要两三千，我们工资就那么一点，怎么生活得下去？”
李木平现在常常懊悔当年眼光短浅,没有拿钱买地盖房。“如果那时候有眼光，咬咬牙投资几万买地，现在就是百万富翁了。但我们那时候也没什么眼界，下了班就知道找女朋友，白白混了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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