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袁行霈在《陶渊明与魏晋风流》中解释说：“所谓‘魏晋风流’是在魏晋这个特定的时期形成的人物审美的范畴，它伴随着魏晋玄学而兴起，与玄学所倡导的玄远精神相表里，是精神上臻于玄远之境的士人气质的外观……更多地表现为言谈、举止、趣味、习尚，是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人生准则。”
提到魏晋文学，自然不能不提“魏晋风流’。简单地说，“魏晋风流’是指魏晋那一代名士们所追求的一种极具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其形成条件是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其本质是追求艺术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的人生。
这种“风流”不仅仅是个人文化素质与精神状态在言谈与仪表上的反应，对于一定的社会阶层来说，也体现出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世界观，集中塑造了他们的社会形象。它不仅是一种政治和文化现象，而且深深影响着人们的心理与行为，从而构成了这一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现象。
魏晋的“风流文人”
鲁迅曾经将魏晋风度归结为药与酒、姿容、神韵，李泽厚则补充说：“还必须加上华丽好看的文彩词章。”的确，无论是正始名士，还是竹林七贤等，都是以文才见长，各有其风采。可以说魏晋两朝期间诞生的文人志士绝对不在少数。
下面我们便来看看这些文人的代表。
建安文学的代表——“建安七子”
建安九年，曹操占据邺城（今邯郸临漳）后，在中国北部开创了一个以邺城为中心的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曹操倡导“尚刑名”“尚通脱’，又善属文、爱文士。许多文士在饱经战乱之苦后，如百川赴海，相继奔往邺城，归附到曹氏周围。在这里形成了以“三曹”为领袖，以“七子”即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为代表的，庞大的“邺下文人集团”。
他们战时大多随军，归来习文作诗，探讨文学，歌功颂德，抒发情怀，写征战之苦，述社会之乱，相互批评、磋商，共同提高写作水平，发展并繁荣了建安文学，给后人留下了“建安风骨”这一宝贵的精神财富。
哲学思想的代表——“正始名士”
建安文学主要的内容是对建立不朽功业的渴望和自信。但是，由于哲学思考的盛行，到了正始时期（魏废帝曹芳的年号），许多文人已经很少再直接针对政治现状发表意见，而是避开现实，以哲学的眼光，把从现实生活中所得到的感受，推广为对整个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的思考。也可以说，这个时候正始文学已经呈现出浓厚的哲理色彩。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是何晏、王弼、夏侯玄。
“最早裸奔的名人”——“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是中国魏晋时代七位名士―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的合称，他们的成名年代比“建安七子”晚一些。七人的政治思想和生活态度不同于建安七子，他们大都“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
因为当时社会处于司马氏和曹氏争夺政权时期，此刻政局动荡不安，民不聊生。文士们不仅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性命安全，因此崇尚老庄哲学，从虚无缥缈的神仙境界中去寻找精神寄托，以此来排遣苦闷的心情。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时常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也因此时常被人笑称为“最早裸奔的名人”。
魏晋新浪潮卷起的成就有哪些
魏晋时期，不仅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文学家，在科学发展和其他文化万面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而且这些突出的成就促进了魏晋新浪潮的诞生。
首先，从学术成就上来看。
数学上，魏晋时期的刘徽提出了计算圆周率的正确方法，南朝祖冲之算出圆周率的小数点之后七位，这个成就是个世界之最。
农学上，贾思勰写了《齐民要术》，提出重农抑商，云：“舍本逐末，贤者所非。日富岁贫，饥寒之渐。故商贾之事，阙而不录。”
地理学上，著名的地理学家郦道元通过对自然环境和地理环境的观察和研究，写出了我国古代最为完整的一部以记载河道水系为主的综合性地理著作——《水经注》。这是一部历史、地理、文学价值都很高的综合性地理著作。另外，西晋的裴秀也写出了《禹贡地域图》。
其次，各民族进一步融合。
魏晋时期，中国社会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下，不同的地域文化带有不同的特点，具有明显的差别，尤其是南北文化差异很大。然而，体现不同民族特色和不同的民族风格的文化和成就却在此时期慢慢融合在一起。各民族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同时也为隋唐时期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魏晋风流
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具有独特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艺术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这是在魏晋玄学的大背景下出现的，魏晋玄学的形成改变着士大夫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时尚、价值观念。
构成魏晋风流的条件有：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其外在特点为：颖悟、旷达、真率；代表人物为：陶渊明、王羲之以及“竹林七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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