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辛辣的笔写尽知识分子的不堪
《围城》是钱钟书的长篇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
小说中的一群知识分子游离于当时的抗日烽火之外，虽然都是留学归来，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但他们没有远大的理想，又缺乏同传统势力和思想斗争的勇气，甚至无法把握自己命运。
方鸿渐不学无术，懦弱无能，总是依附于别人。在爱情婚姻方面，他始终采取应付、逢场作戏的游戏态度。他自视颇高，品位不凡，愤世嫉俗，实际却做不成具体的工作，“心比天高，身为下贱”，这正是许多小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
苏文纨虚荣，工于心计，条件再优秀也是让人厌的；
李梅亭自私自利不学无术，就是一个庸俗贪财的学术骗子；孙柔嘉柔顺之下深藏心机……
钱钟书用一支辛辣的笔，以机智的幽默和温情的讽刺，剖析了这群知识分子的个性与道德上的弱点，揭示了他们的精神困境，所以有人评论《围城》是“现代的《儒林外史》”。
钱钟书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这成了他的一大风格。生性耿直狂狷的钱钟书在《围城》里涉及到许多同辈中人，也伤了很多现实生活中的人。
然而，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有一天也会进入别人的笔下，成为别人讽刺的对象，而这本书就是大哲学家冯友兰的女儿宗璞所写的《东藏记》。
宗璞笔下：刻薄巷一号的刻薄夫妇
抗战爆发后，当时年仅9岁的宗璞和全家随父亲冯友兰从清华大学南赴西南联大，在那里度过了长达8年的青春岁月。早在20世纪50年代，宗璞就想写一部反映中国读书人抗日战争生活的长篇小说，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动笔。
1990年11月，父亲冯友兰去世。1993年下半年，宗璞才动手写作《东藏记》，由于病痛的折磨，到2000年，《东藏记》的主体才成型，这本书断断续续写了7年。总的来说，该书是宗璞根据自己在西南联大的经历和生活体验而创作的一部具有真实性的作品。
在《东藏记》中，宗璞生动形象地描写了一对留洋归来的青年教授夫妇尤甲仁和姚秋尔，他们虽然是海归，但是实际的学问并不怎样，姚秋尔甚至都没拿到学位。
初来明伦大学应聘的时候，夫妇二人互相吹捧，姚秋尔说：“甲仁在英国说英文，英国人听不出是外国人，有一次演讲，人山人海，窗子都挤破了。”尤甲仁说：“内人的文章登在《泰晤士报》上，火车上都有人拿着看。”
当有人问及司空图《诗品》清奇一节时，尤甲仁便吟着“娟娟群松，下有漪流”，把这节文字从头到尾背了一遍。此后，尤甲仁还举出几家不同的看法。对方又问：“这几家的见解听说过，尤先生怎样看法？”尤甲仁说出来仍是清朝一位学者的看法
对方甚为失望，然而抗战时期，人才难得，他们二人还是留下了。
尤甲仁到明伦上课，很受欢迎。他虽是中文系教授，却开了十八世纪英国小说选读和翻译等，再加上本系的古典文学课，真显得学贯中西。他上起课来旁征博引，古今中外，名著或非名著，有人提起无不倒背如流。
一次，中文系安排尤甲仁演讲，他讲的是《莎士比亚和汤显祖》。他讲了莎士比亚几个重要剧作的梗概，大段背诵，抑扬顿挫，声调铿锵，很有戏剧效果。又把《牡丹亭》中几段著名唱词，一字不落背了下来。
虽然整个演讲内容丰富生动，却没有说出比较的是什么，思想上有什么同异，艺术上有什么差别。同学们听了，有人赞叹，有人茫然，有人说，这些留学回来的没有自己的见解思想。
除此之外，这对夫妇还非常热衷于飞短流长，对别人的故事添油加醋，到处转述。一般的事情，经过了尤、姚之手，越来越丰满，真成了一部言情小说。他们以造谣生事为乐，并不知道给别人来带巨大的伤害和打击。
宗璞说他们住在“刻薄巷”一号，“以刻薄人取乐，他们这样做时，只觉得自己异常聪明，凌驾于凡人之上，不免飘飘然，而毫不考虑对别人的伤害。”
无论是工作也好，还是业余闲暇也好，这对夫妇渐渐地，无法在明伦大学呆下去了，人们都已经看穿了他们。终于有一天，尤甲仁道：“我讨厌系里这些人，他们对我有看法。也许下学期会解聘我。”
然后，他们就这样离开了明伦大学。
刻薄夫妇究竟是不是钱钟书杨绛？
有人说宗璞在《东藏记》中描写的尤甲仁、姚秋尔夫妇，就是以钱钟书、杨绛夫妇为原型的，就是影射钱钟书、杨绛夫妇。
在《东藏记》中，宗璞笔下的尤甲仁有两大特点，其一是学而无术，广而不深。其二是为人刻薄，喜欢飞短流长。关于第二点，《围城》便是明证，关于第一点，有许多人曾经谈及。
李泽厚对钱钟书的评论概括起来是“买椟还珠”四个字：具体来讲，就是“我问过推崇他的人，钱钟书到底提出了什么东西？解决了什么问题？有长久价值的。大家大都讲不出来。我认为这就是问题所在。
好像这个‘杯子’，他可以讲出许多英文的、德文的、西班牙文的、意大利文的、拉丁文的典故。‘杯子’在宋代、明代、中国、外国怎么讲，那是很多。不过这个工作，到电脑出来，就可以代替，电脑记得更全。所以博闻强记就不能成为一种标准。他读了那么多书，却只得了些零碎成果，所以我说他买椟还珠，没有擦出一些灿烂的明珠来永照千古，太可惜了”。
曾在西南联大求学过的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则认为：“《南渡记》、《东藏记》里面的很多人物都有原型，像我的两位老师冯友兰、钱钟书，以及杨振宁等等。”
钱钟书研究专家范叙仑说：“《东藏记》中写到家住‘刻薄巷’的尤甲仁、姚秋尔教授夫妇，我认为原型就是钱钟书和杨绛，因为钱先生很博学，以照片式的记忆力而著称，同时，他又很爱批评人，连他父亲都批评过。这些特点和尤甲仁很相似。”
苏州大学方汉文也认为，尤甲仁姚秋尔就是暗指钱钟书杨绛，或者说是以二人为原型，因为尤甲仁的生活经历、学术轨迹和性格特征都与钱钟书一致。然而，方汉文对宗璞用此种手法黑化钱钟书表示遗憾。
另外，从时间节点上来看，钱钟书在1998年12月去世，而《东藏记》则是在2000年出版的，这两个时间非常微妙。此书宗璞一直写了七、八年，直到钱钟书去世才出版，时间非常凑巧。
由此看来，刻薄夫妇影射钱钟书夫妇是既成事实，那么宗璞为什么这么做呢？是实录生活，还是别有用意？这背后又有一段说来话长的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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