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文化人你会想到什么？是穿着长衫在柜台上排出九文大钱的孔乙己，总是裹着制服，连伞都要装进套子里的别里科夫，还是总着西装，戴巨大黑框眼镜，其貌不扬的唯野教授？然而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文化人当然也可以是很潮的。
风衣是矮个男孩的痛，但不算高大且头身比有些奇怪的加缪除外。不穿风衣和穿风衣的加缪，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前者的头颅显得大了一圈，颈椎前倾，看上去像一个被生活压弯了的老父亲。但在深秋出现在街头的加缪，穿着大码、宽肩、阔领的风衣，叼着半支香烟，踏着满地的梧桐叶款款走来，则是男神无疑了。
这个阿尔及利亚人知道自己的缺憾和魅力所在。他说应该把关于妻子的章节题为《绊脚石》，关于孩子的章节题为《小绊脚石》。他四处播撒魅力，增加关于爱情的阅历，根据他的爱情理论——“越是去爱，荒诞就越是坚固”，他可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越挫越勇的西西弗斯了。
萨特的双排扣风衣总是合身的，非常考究，前肩覆防雨设计既强调了功能性，又颇为复古，可以出席新中国成立 6 周年庆典这样的正式场合。加缪的oversize大衣则显得落拓、不羁，夸张的垫肩还造成了拳击手体格的假象。苏珊•桑塔格在《反对阐释》中将加缪归为“作为受难者之典范的艺术家”，这当然部分要归功于他的穿衣风格。一个行动派，一个工人阶级领导人，一个忧郁的乐观主义者，一个有颜有品的公子哥儿，一个被大衣包裹起来的宝藏男孩，你们品一品。
旅美期间，加缪和《时尚》产生了联系，但似乎和时尚一点关系都没有。加缪进入美国大众视野的契机，是萨特向《时尚》美国版的记者大谈特谈他的这位朋友，《时尚》杂志主编杰西卡·戴夫也亲自给他介绍了女朋友。但他的衣着——据《纽约客》记者利布灵（A. J. Liebling）说——是 “荒谬的” ，翻领和裁剪似乎是大萧条之前的款式，但这不影响美国人将加缪视为高卢版的亨弗莱·鲍嘉。对于1946年的美国人来说，旧世界的一切怕都是过时的。
塞缪尔·贝克特是个天生的硬汉，一个魁梧的运动员，标准的衣服架子。和这个爱尔兰板球手相比，加缪的力比多也难免逊色。贝克特太硬了，或许比海明威要硬二十个杰克·伦敦。他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加入过巴黎的地下反纳粹组织，躲避过盖世太保的追捕，无拘无束，可以在海边的破船下蜗居，只因为他愿意。
他的分寸感是种blessing，这使他足以成为任何意义上的文化偶像和文坛领袖，事实也是如此，他玩戏剧、搞电影、写小说、用非母语写作，无所不能。200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哈罗德·品特评价贝克特：“他不向我灌输疗救的办法、前进的道路、上天的启示……不过，我乐意买他的货……他催生了美的事物。”
贝克特尤其钟爱Gucci的包和Clarks的Wallabee鞋。他的不朽的形象之一，就是1971年的某一天，他走在热那亚的街道上，肩上背着Gucci的Hobo包。Gucci和Clarks，贝克特是混搭的，关于他有个趣事儿。据评委会秘书说，当年贝克特连续多年从诺贝尔文学奖短名单里拿下来，是因为评委会中有人觉得贝克特身上的法国知识分子风气太浓了，他很不喜欢。而贝克特坚持用法语写作，部分因为他觉得用母语盖尔语写作太轻巧了。一个拿法语写作的爱尔兰人身上的法国知识分子气太重，你们再品一品。而大洋彼岸的另一位硬汉海明威则干脆带火了老兵外套。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至少是从50年代的垮掉运动开始，大西洋彼岸的作者们就不热衷于时尚，他们穿最平价的普通衣物，极端如金斯堡，则干脆在朗诵时把它们统统甩掉。另一位旗手——杰克·凯鲁亚克当然也不是多爱穿衣服的主儿。但也有学者认为，垮掉的一代这种非时尚（Non-Fashion）的穿衣风格，实际是30年代开始的社会主义劳动运动中涌现诸位时尚领袖风格的延续，主要是皮埃尔·巴尔曼、克里斯蒂安·迪奥和诺曼·诺瑞尔。这也使他们和曾经一身白西装、一双白色尖头皮鞋的马克·吐温等前辈拉开了距离。有这样一段历史，美国作家中出现史蒂芬·金和琼·迪迪安这样的简约穿搭（Normcore）先锋似乎也不足为奇。
上世纪90年代，未名湖畔的一群年轻人经常聚集在一起，捧读、讨论一个法国思想家的作品。他们几乎都成长为中国社科界的中流砥柱，每一个名字都掷地有声，李猛、强世功、郑戈、赵晓力、应星、周飞舟等等。他们学到了规训和惩罚、机构立场与权力关系、知识考古学，但显然这位思想家的穿衣风格并不是他们学习的重点。
福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法国公共知识分子，他对一切公开的社会政治生活的话语和行动保持警惕，而沉迷于个人生活丰富的身体性。他的穿着多少有些gay里gay气——当然他的确是。他有不知道多少件高领衫，纯色的，质地轻薄的平纹针织衫，或是厚实的高领毛衣，颜色通常是白色、米黄、天蓝或黑色，外面搭配条纹西装、机车夹克或者大衣。
在福柯之前，高领衫不是男性知识分子必选的穿着，它是骑士、劳动者、运动员用来防止受伤的打底。它有体力劳动者的气息，自带边缘属性。20世纪普遍的精神迷茫和身份认同障碍让男性知识分子们发现了它。对于福柯这样对自身的小资产阶级属性和“社会生成”过程感到痛苦的思想者来说，这样一件简单，脱离中产阶级穿衣规范，包裹性很好的高领衫，意味着一种态度，拒绝被归类、定义，并保持强烈的自我坚持和界限感的态度。看看福柯，再看看乔布斯。福柯说：“美学的生活，就是要把自己的身体、行为、感觉……把自己不折不扣的存在都变成一件艺术品”。看看我国广大中老年男性知识分子的标准穿衣风格，他们显然没有福柯式的焦虑和福柯式的兴趣。
左派的衣柜里找不到品位，但能轻易找到大量趣味，不信请看齐泽克。齐泽克挥舞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手术刀，从电影、电视剧、小说，甚至段子等大众文化中找寻线索。但他对待穿衣显然没有学术上的耐心，这位被称为“乔姆斯基和 Lady Gaga 混合体”的哲学家，最喜欢的是文化衫，上面印着各式各样无产阶级标语和意识形态调侃。他不是唯一一个这么干的，美国当代文学“双璧”之一的大卫·福斯特·华莱士也是如此。从80年代开始，女文化人们越来越时尚和精英化了，男文化人们倒是越来越“自暴自弃”了。
从王尔德到福斯特·华莱士，有很多人对时尚界产生了影响，但教父是谁？谁是源头的源头？伦敦创意艺术大学的时尚新闻学讲师特里·纽曼（Terry Newman）写了一本《传奇作家和他们身上的衣服》（Legendary Authors and the Clothes they wore）。她看了五十个文化界的时尚偶像的衣柜后得出结论——永远的马塞尔·普鲁斯特。至于原因，不妨打开“衣柜”自己寻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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