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亮/文
在谈到崔健之前，有必要谈到李皖先生。
这是个值得注意的评论家，他关于民谣、摇滚和非主流音乐——及其独立作词人——的研究，可以视为新诗研究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支。
在谈到李皖之后，有必要谈到迪伦（Bob Dylan）——这样，我们就慢慢靠近了朝鲜族青年崔健。
迪伦，崔健，都是歌手，或者说，都是具有诗人气质的歌手，或者说，都是具有思想家气质的诗人。
李皖认为，迪伦和崔健，他们的演唱会——音乐会——“属于一代人的聚会”。至于崔健，李皖则以目击者的身份一口咬定，“演唱会最深刻的瞬间，总会出现在《一块红布》开始的时刻”。
先天的红布，宿命的红布，既是襁褓，亦是五花大绑。你看，崔健扯出这块红布，蒙住了自己的眼睛，亢奋的场面立即变得静悄悄。十万只痛快的耳朵，连成了一只独立的大耳朵。听众如长城，等着一颗针，掉落自崔健的喉咙——虽然他老是说，“我只代表我自己”，但是他的喉咙，的确是所有听众共用的喉咙。
破皮，扎肉，锥心，又算得了什么：为了那痛定思痛。听听吧，“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你问我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幸福”，听听吧，“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因为我身体已经干枯/我要永远这样陪伴你/因为我最知道你的痛苦”。
“你”——“你”是谁啊——有心带“我”——“我”是谁啊——同上天堂，最后却一起误入地狱：“我”能把“你”怎么样？似乎既没有怀疑，也没有愤怒，更没有反对；只有回头无岸，只有错走到天黑。
这样，在引导者与被引导者之间，建立起了复杂而怪异的纽带：既有幸福的纽带，亦有苦难的纽带。
而我们的诗人，崔健，既是一个启蒙者，亦是一个绝望者，两者互赠了真相和热泪。
崔健，及其听众，他们已经蒙上红布，他们就要摘下红布，摘下，又蒙上，蒙上，又摘下，他们不能摆脱这样的反复。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就消解了神话。
除了《一块红布》，还有《一无所有》《假行僧》《不是我不明白》《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解决》《红旗下的蛋》和《无能的力量》。作为诗和歌，作为诗和歌的合奏，无论是抒情还是反抒情，无论是歌唱还是说唱，无论是严肃还是嘻哈（Hip Hop)，无论是灵魂还是身体，无论是高蹈还是草根，无论是喑哑还是喋喋不休，无论是明白还是装作不明白，都已经成为一代人——又一代人——的圣经。
每当我们丧失了耳朵，丧失了眼睛，丧失了最后一根神经末梢，崔健就会发出噪音，撕心裂肺，让我们摸一摸裤兜里的橡皮和匕首。
作为独立作词人——“一个写字的”，可参读《蓝色骨头》——崔健显得有点儿单调和粗糙，然而，他给文字匹配了音乐意义上的缭乱的修辞：旋律（后来他又几乎废黜了旋律）、节奏、和声、黄金喉咙、贝司、吉他、键盘、鼓、萨克斯管，有时候还有小号、古筝和唢呐。
崔健是中国摇滚音乐——甚至先锋音乐和实验音乐——的教父，亦是新诗的重镇——后面这个意义还没有得到充分的估量。
崔健，北岛，都是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者——可惜两者并没有互动；来想想，假如诗人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没有参加过迪伦或列侬（John Lennon）的演唱会，是不是有点儿遗憾呢？
但是，更年轻的诗人，比如江熙，比如伊沙，他们却不断承认，对其写作，崔健的影响超过了北岛。伊沙甚至说，是的，他甚至说：“第八个铜像是崔健。”
胡亮，生于1975年，诗人，论者，随笔作家。著有《阐释之雪》《琉璃脆》《虚掩》《窥豹录》，编有《出梅入夏：陆忆敏诗集》《力的前奏：四川新诗99年99家99首》《永生的诗人：从海子到马雁》。创办《元写作》（2007）。目前正在写作《片羽》《色情考》《涪江与唐诗五家》等著。应邀参加第二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2009）、第一届洛夫国际诗歌节（2009）、第二届邛海国际诗歌周（2017）。获颁第五届后天文化艺术奖（2015）、第二届袁可嘉诗歌奖（2015）、第九届四川文学奖（2018）。现居蜀中遂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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