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大的孫衛東教授認為夏朝是真實存在的，但之所以找不到考古依據，是因為夏朝根本不在中國，而是在古埃及。也就是說中國文明起源於古埃及。
夏朝是我國第一個世襲王朝。司馬遷清楚地記錄了《史記》中夏朝的歷史脈絡。在早期的春秋史書《竹書紀年》中，明確記載了夏朝從大禹開始，歷經14個朝代，共有17位國王。但是外國學者一直認為夏朝只是一個人為創造的神話，而不是歷史，因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令人信服的夏朝考古依據。
中國文明起源於古埃及，這可不是孫衛東的發明，是西方已經炒了幾百年的冷飯。
1654年德國學者基歇爾在《埃及迷解》和《中國圖說》兩書中提出來“中國文化埃及起源說”，根據中文與埃及象形文字的相似性，論述中國人是埃及人的後裔。
18世紀，法國漢學家德經認為，中國的文字、法律、政體、君主，甚至於政府中大臣及整個帝國均源自埃及，而所謂中國上古史即埃及史。
19世紀，法裔英國人拉克佩裡出版《中國古文明西源說》一書，以當年考古成果為基礎，根據天文曆法、科技發明、語言文字、政治制度、歷史傳說的相似性提出，中國文明源於兩河流域的古巴比倫文明，漢族於前2200年左右從西亞遷入中原。
法國人哥比洪於1853年首倡中國文化源於印度。
20世紀20年代初，瑞典人安特生在陝西的半坡村發現了仰韶文化。他認為，仰韶遺址發掘的彩陶與古希臘時期的相似，據此得出了“中國文化西來說”的結論。
幾百年了，西方一直不承認中國文明的自發性，忙著給中國文明找爹，一會說是起源於古埃及，一會又說是古巴比倫，一會又是印度，一會又是希臘，中國文明變成了外來文明，我們難道不是炎黃子孫了嗎？
德國哲學家萊布尼茨在他於1672年向路易十四提出的《埃及建議》中說：“究竟中國人來自埃及人，還是後者來自前者，我不敢下斷言。”他對埃及象形文字與中國文字之間的聯繫表示懷疑，他在致白晉的信中說：“我不知道，應對埃及象形文字說些什麼，我很難相信它與中國人的象形文字有任何關係。我覺得埃及文字較為通俗，力求表示與諸如生物一類的可見事物的相似，最後達到比喻的目的；而中國文字卻似乎以理智的思考為基礎，如表示數、秩序和關係，所以，它只有抽象的筆畫，這些筆畫並不著眼於與物體形狀的某些相似。”
日本的板津七三在1933年出版了一本《埃漢文字同源考》及其《重訂及補遺》，對兩種古文字作了大量的比附，甚至講中國傳說中的河出圖，洛出書，載負圖書的龍馬、靈龜都是船，是埃及文明由黃河登陸的證據。
清末民初，很多人推崇《中國文明西源說》，意在強調漢人屬於外來征服者，因此漢民族的歷史符合先進民族遷徙並征服落後民族的進化規律。人種西來說的敘述甚至一度為民國初年中小學校歷史教科書所普遍採納，深刻影響著中國人對於自我的認知。針對當時社會上流行著諸種對於中國自身歷史的虛無主義，北京大學史學系教授陳黻宸就憤憤不滿的說道：“我亦不解奴顏婢膝之徒何豔於彼族(指西方列強)之榮、彼土之樂。人各有國，國各有群，趨人之文明而自處於野蠻，我何樂而為此哉！”
梁啟超在《新史學》中指出：“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
中華文明外源說也表現出明顯的“西學東漸”的特點。很多人以西方史學觀來論證中國文化的起源，潛移默化地接受了西方話語權的中心地位。西方視野的背後是西方中心論，他們在內心裡不承認世界上有其他不同的文明，有其他不同的世界觀。
梁啟超提出的問題“中華民族是否中國之原住民，抑移住民？”我們今天還沒有解決嗎？
為了證明華夏文明起源於本土，國家在1996年啟動“夏商周斷代工程”大型科研項目，2003年又啟動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項目，旨在用實物來證明中華文明是原生文明，並非外來文明。
隨著良渚遺址、石峁古城、凌家灘遺址、陶寺遺址、二里頭遺址的考古挖掘，提出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容幷蓄、綿延不斷”的總體特徵。
史學考古學任重而道遠，需要不斷的努力提供切實的證據來證明中國文明的來源歷史。否則歷史虛無主義，會斬斷中華民族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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