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新年，穿新衣，是我们儿时那个年代一份最温馨的记忆。从能够记事的朦胧幼年起，几乎每到春节，父母都会为我们兄弟姊妹制作一套新衣，在大年三十的晚上试穿一下后，再脱下叠摆整齐，搁在枕边，只等大年初一起床时再穿。
我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第一个年头，等到能有记忆时，已是七四、七五年，还正是物质相对贫乏的年代。那些年，除了夏天会添置一件短裤背心之外，新年的这件新衣，也就是一年来最重要的一次添置衣服的时候。可想而知，除夕夜头枕着一套崭新的衣服而眠，那一夜心底该有怎样的波澜翻卷。
每到过年添新衣，这份幸福美好的记忆，伴随着我们成长的每一个新年。与周边父母都在家种地的小伙伴相比，我们已经算是很幸福，因为父亲在市里上班，每个月都有一份工资拿回家，而很多邻居家庭远不如我们，因此，他们并不是每年都能为孩子制新衣。
记忆中，我们家也有一年，因为急着要还前些年火灾后重建家园的信用社贷款，就没有为我们做新衣，母亲只好早早把头一年制作的衣服洗出来，尽量熨烫伸展，让我们初一依旧能够穿得有模有样。那时，我们还小，不懂事，也不理解父母的难处，嘴上还颇有埋怨。
那些年购置新衣，母亲主要还是买布找裁缝制作，一来，因为当时商店现卖的衣服不多，二来，买布自制不仅省些钱，而且量体裁衣，更合身。
母亲常找的那位裁缝，姓王，家住与城关交界不远的永兴，离我们家不是很远。每到县城赶场的日子，王裁缝和徒弟就会用自行车推着缝纫机从我家门口路过，隔着家门前的那片稻田向我们打招呼。
其实，现在回想起来，王裁缝制作的衣服不一定多么好，只是可能因为没有文化的母亲社交能力较弱，因此，自从找过王裁缝做过一次衣服后，因为他的态度比较随和，于是，从此以后我们家每年做新衣都找他了。有一年，王裁缝到了约定交货的日子却没有到县城赶集，我急不可待，一路打听，跑了十多里泥泞山路找到他家，取回了新衣。
好在，那时我们还小，本身也不具备多么挑剔的审美眼光，再就是，那个年代，农村孩子的衣服大都是那几种样式，因此，只要做出来的衣服合身得体就好。不过，出于节约的考虑，为了让一套衣服能够在正在成长的孩子身上多穿几年，父母往往会和裁缝商量好，有意把尺寸做大点，于是，我们每年拿到的新衣，不仅比较宽肥，而且袖子、裤腿都要长出一截，不过，已经习惯了的我们也不以为然，大不了头年穿时挽挽衣袖和裤管，等穿到第二年时，成长的身体追赶上来，就合身了。
时隔多年，我以为这种情形只会在记忆久远的乡村出现，没想到，十多年前，一位老哥的孩子在北京上初中时，他们竟然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为了让一套校服能够穿满三年，为孩子申报了一套大了好几码的校服。当看着单薄瘦小的孩子穿着肥大的校服，就如长舒广袖的戏曲演员，我心里不由惊愕。
在我们儿时的记忆中，小时候自家找裁缝做衣服除了尺寸肥大不合身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姊妹之间颜色和样式太统一。父母生养了我们兄弟姊妹四人，一个女孩和三个男孩，大姐是女孩，那时已十七八岁了，自然单独做她的衣服，而哥哥弟弟和我，三个男孩，就买同一匹布料，做完哥哥的再做我的，做完我的才做弟弟的，这样，既省钱省事，还能边角料共享，很划算。
不过这样一来，我们三兄弟的新衣，除了尺码不同，其它完全就是一个模子：统一的布料，统一的颜色，统一的衣服样式，大年初一我们三个穿上新衣走出去，一眼就被认出是亲兄弟。
本来，在农村也就算了，毕竟家家户户几乎都如此，而且，还有好些伙伴家里连新衣都做不起的，可是我们不行，过年的时候还要到父亲的单位玩几天，那可是市里，市里的孩子穿着多样，见了我们几兄弟这样穿，会取笑我们的。
那时，哥哥大了，开始注重形象和懂得变通，要么刻意不与我和弟弟一起出行，要么翻出去年的衣服，与今年的新衣上下身混搭，这样一来，就避免了三兄弟一个“模子”穿着的尴尬。
后来，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不仅家里的经济状况越来越好，街上卖衣服的商店也越来越多，于是，家里不再找王裁缝做衣服了，而是上街购买，我们自己看好试穿后，一旁的父母再掏钱，这样一来，我们三兄弟从此改变了“统一着装”的历史。
再后来，哥哥和我相继打工上班，能够自己挣钱了，不再需要父母为我们买衣服了，我们就自己去选购，不仅平时随着季节变化随时增添新衣，到了过年时，也要认真选购一件新衣，在大年初一那天穿上。
再后来，我们四姊妹各自成年成家，待到父母生日和过年时，都会不约而同的为他们买新衣新鞋，表达子女的一份孝心。
只是，这么多年远离父母漂在异乡，如今每到除夕看到女儿试穿过年的新衣时，总会突然想起父母因为经济困难未为我们购置新衣的那一年，眼眶就会不由地水雾弥漫，心底隐隐生疼，心疼那时恨不能为儿女穿上新衣的父母，心疼那个年代他们养育儿女的艰辛，心疼那个除夕夜他们无能为力的伤感……（梦里蒙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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