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周秉德系周恩來總理侄女
1964年8月2日中午，西花廳好不熱鬧，後客廳裡坐了周家三輩十五六口人，沙發上坐著伯伯、七媽（伯伯在周家大排行中排七，故伯母鄧穎超讓我們喊她七媽）、八媽陶華和爸爸、媽媽幾位高輩分的，我們兄妹五人和堂哥周爾輝夫婦、周爾萃，遠堂侄周國盛、周國鎮，搬來椅子、高背竹椅同坐成一圈。我找了個合適記錄的位置坐定。可能是職業習慣，也可能是當大姐的責任感，每次伯伯、七媽的談話都是我記錄，我的筆快，回去再整理出來，抄給每個弟弟、妹妹。這已經成了家中的慣例。
周恩來與侄子侄女們。右一為周秉德
先是七媽給我們講怎麼正確處理家庭中的關係，如何看待勞動、黨團員和非黨團員的關係和組織性、紀律性的問題。講完之後，我們就跟七媽一起到廚房端菜端飯。
偌大的一張飯桌坐得滿滿當當，什麼菜已經記不清了，但吃得很香，伯伯、七媽不斷招呼大家：多吃菜，別客氣。不到半小時，大家飯飽湯足，知道伯伯事情太忙，很快又回到客廳剛才落座的位置上，等伯伯講話。
伯伯雙臂抱在胸前，在客廳裡踱著步，這是我們都看慣了的，他走到秉宜面前停下來，對著秉宜以清亮的淮安口音發問：
“小咪，你說說我們國家有多大面積？”
周爾輝的愛人孫桂雲脫口而出：“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
“你是小學教師，當然應該知道！”伯伯轉臉對著孫桂雲接著問，“你再說說每平方公里有多少畝?”
“這……”孫桂雲的臉一下紅了。
看得出，伯伯並不想為難侄媳，他又收回自己的目光繼續問秉宜：“小咪，你知道你和國鎮是怎樣的關係？到上邊哪一輩是一個人（同一個祖宗）？”
“不知道。”小咪搖搖頭。
伯伯又轉身問秉華：“小四兒，你知道不知道你和爾輝、爾萃是什麼關係？是同一個什麼祖？我和你父親是不是同一個父親？”
“我不知道。”秉華老實地同答。
“這個都不知道？這個應該瞭解嘛！”伯伯有些意外，他轉過身，坐在身邊的一張高靠背的小竹椅上，很耐心地對著大家侃侃而談：
“我、同宇（我們的父親周恩壽）和爾輝的父親（恩碩，號潘宇）是同一個祖父。我們這輩人按大排行就算不清了，人太多了。我們這同一個祖父名攀龍、字雲門，這名字有封建思想，想中科舉。結果是秀才還是舉人，不清楚了。他下面只有四個兒子，沒有女兒，兒子按大排行是四、七、八、十一。我的四伯貽賡（字曼青）無子嗣，行七的劭綱（字懋臣）生有我們三個，就是我、博宇（博宇是號，名恩溥）、同宇，我們的八叔貽奎生了潘宇一個，十一叔貽淦也沒有孩子。
“我們的曾祖父光勳公，號樵水，這個名字還好些，還有個務農之意，他是地道的紹興人，紹興有他的墳。1939年我在新四軍作戰時，曾路過紹興，公開回老家去看看，我們老家的地址是在紹興保佑橋百歲堂。1939年那次，一位本家拿出了家譜給我看，上面有我的名字。還有我們的四哥恩夔的名字，我知道一定是我的六伯嵩堯回紹興時寫上去的。那位本家帶我撐一條小船，看了這位曾祖的墳和本家其他十幾個人的墳，墳在外凰山上，我還上了墳。那時已講統一戰線，如果不上墳，人家會說你共產黨不認祖宗。”
“土地問題一定要解決，中國有六七億人口，只有十六億畝耕地，平均一人二畝三分地，將來人口越多，每人平均土地越少，這隻有兩條出路：一是提高單位面積產量，一是城市個人增產，利用城市可利用的土地為自己補充食品，為國家減輕糧食負擔，但絕不許走私，高價出賣。爾輝、孫桂雲你們兩個共產黨員要做榜樣。曾祖樵水的墳，人家來信問，已破爛不堪了，準備重修，人家不肯深埋。我告訴他們不準修墳，要平墳，起碼不準修。如果他們修，我一是要付錢，二是仍要平掉。當然對平墳的問題，也不能由我一個人決定，以後如有機會到紹興，我要找本家開個會，共同研究把墳平了。”
“祖墳在紹興，紹興的家譜上又有我的名字，我不能不承認是紹興人。但我生長在淮安。滿嘴的淮安口音，也不能不承認是淮安人。所以我說我是‘原籍紹興，淮安生人，江浙人也’。為這個籍貫問題還很費了些腦筋呢！”
紹興保佑橋百歲堂祖居
“說是紹興人，不僅是因祖墳和家譜，更重要的是我們封建家庭的根子在紹興。封建家庭的老底子可厲害了，影響思想，影響生活習慣，封建根子不挖清，思想認識不到，你的思想覺悟就提高不了。”
1898年3月5日，周恩來出生的房屋內景。
1898年3月5日，周恩來出生的房屋室外景。
“我們家沒有土地，為什麼說是封建家庭呢？過去紹興人靠什麼為生？一靠土地，二靠當紹興師爺。師爺很厲害的，給縣官出主意的，現在叫‘秘書’，縣官都用兩個師爺，一個管收稅，多數是滄州師爺，一個管判案子，多數是紹興師爺，都可以剝削人。紹興師爺的行會，把持、壟斷師爺職業，全國兩千多個縣，多是紹興師爺，上一級的府也是，哪個縣的案子如果不是紹興師爺辦的，到上一級就不能讓你打贏。做師爺的沒有不貪汙的，所謂‘清廉’，只是少拿些錢就是了。紹興人大部分在外面當師爺，有了錢就回家置地，進行封建剝削。有人到外邊辦南貨莊，進行商業剝削。”
“我的曾祖父下生有五個兄弟，都搬到了蘇北，大、二、三、四都做過縣知事，老五沒做過。我祖父是老四，從紹興師爺升到縣知事，做官還不是剝削人？也可能不太大，因為他沒買下土地，只留下了一處房子，在淮安駙馬巷。還是我二祖父和我祖父合買的。”
伯伯接著說：“我們上一代，還都去拜紹興師爺，給人家做徒弟，但沒學好，只有二伯、六伯學得較好。六伯中了舉人，做了師爺，後來還曾給袁世凱做過秘書，在中南海辦過公，他賺了不少錢，娶了兩個妾。他的兒子恩夔，從小不讀書，不學好，整天打鬧、罵人、欺負人，生了10個兒女，自己沒能力供養，靠他父親供養。封建家庭，上一代錢來得容易，就不會教育出好子弟來。”
周恩來的父親周貽能
“我父親這一輩有兄弟四人，按大排行是四、七、八、十一。八叔腿癱了，十一叔剛結婚一年就死了，十一叔、嬸都屬虎，才20歲，我剛1歲，就把我抱過來，過繼給了十一嬸。只有四伯到東北做了科長，我父親老七能力不行，老實得很，不會扒錢，從我記事時，家裡就破落了。具體地說，我們這個家是個破落的封建官僚家庭。沒土地，只有房子，也不出租。”說實話，長到那麼大，我還是第一次知道我們周家是個這麼龐大的家族。
伯伯喝口水潤潤嗓子，又接著自己的思路說下去：“我外祖父姓萬，他被選在淮陰縣做知事及淮安知府30年，沒有出過錯，沒有被裁下來。一般人都稱讚他。他只有一個姨太太，共生有18個兒子，14個女兒。他身體非常好，活到90多歲，他最喜歡我們的媽媽——第十二個女兒，人稱萬十二姑，小名叫冬兒。她從小開朗活潑，雖身為貴族小姐，卻不像大家閨秀，不肯纏足，外公經常帶著她到處走，參加各種活動、禮儀等，所以她以後很會處事，很會應酬。她一直到十一二歲才纏足。
周恩來的母親萬冬兒
“萬家在淮陰河北石版十里長街有所大房子，有90間房子、幾進院子。我的父母兩方面都是封建官僚家庭，我生下來時，兩家生活都在下降、破落。
“我上一代的四個兄弟中，十一叔死得早，我父親和四伯父到外邊去做事，家裡的男人只有八叔一個，但他腿瘸，不管事。我7歲時，四媽死了。我9歲時，我媽和十一嬸也死了，只有一個八媽帶著我們這一輩兄弟四人，家中生活靠把房子押出去、到當鋪去當東西，或者借錢過日子，有時四伯寄錢回來，還一筆賬。但就是這樣，還要裝門面。
“小時候在家裡，有兩件事我最看不慣，一是破落下來還要裝門面；一是搞彩票。彩票太壞了，助長人的僥倖心理和不勞而獲的思想，一提彩票我就煩，所以現在我把彩票廢了，我要報復舊社會的彩票。
“我父親和十八舅舅合起來買了一張彩票，頭彩是一萬元，彩票擺在我母親手裡，號碼被一個親戚知道了，開彩號碼登出來後，他知道父親他們得了頭彩，想騙過去，對我父親說他要幫助查號，要把彩票拿過去。我母親精明，不肯給那個親戚，怕他給調了包，一定要自己對，一對，正得頭彩！真是高興得頭都昏了，首先想到玩，要大講排場。彩票在武漢，要坐船去兌，一路上到處玩。我母親就要給這個送東西，給那個送禮物，又要買皮衣，又要買留聲機，她是從小看慣了講排場，愛面子的，這五千塊錢，光是玩、送東西就不在一半以下。債主們聽說，又都來討債，親友們又紛紛來祝賀，住下來要吃要喝，還要拿，母親壓力沉重，想躲一躲，決定暫時搬到她的孃家淮陰。只有父親、母親、我們兄弟三人和十一嬸我們六人搬去了，是住在外祖母家（我剛出生時外祖父就去世了）。但人家人多，我們剛發了財，長住人家也不好，就搬到西頭的陳家花園住了一年多，這所房子有14間屋子。但父親做事一個月只有16元，錢很快就花完了，別人給他介紹到湖北做事，家裡就借錢過日子。
戰爭年代周恩來貼身攜帶的黑皮夾，皮夾左邊是父親的遺像。
“母親又勞累，又愁悶，得了肺結核，半年就死了，父親都沒來得及見上她一面。她死後，十一嬸對我說：‘我也活不長了。’不久她也死了。這一年內死了兩個母親，給我打擊太大，印象深刻。當時我只有9歲，母親死時，棺材是借錢買的，是楠木的，已經很好了。但外祖母還一定要搞什麼七層漆，五層麻，逼得我9歲時就要拼命想辦法再去借錢。
“得彩票，完全是曇花一現，我小時看到這狀況就想，為什麼前後有這麼大的變化，所以我最反對彩票了。
“兩個母親死後，我帶著博宇和同宇從淮陰搬回淮安，一屁股債，常有人到家來要賬，要利息，我就到處典當、借錢，典當時還常被人家嘲弄，所以我是從小就嚐到了人間的世態炎涼。從10歲到12歲，我當了兩年家，在牆上有張紙，要把親戚們的生日、祭日都記下來，到時候還要借錢去送禮。東家西家都要去，還要到處磕頭。到外婆家要走30裡地，還要坐船過河，連吃飯都困難，還要搞這種虛排場，就想這家真難當！
“我12歲，四伯把我接到東北去讀書了。12歲以前我受的完全是封建教育，家裡請了先生教書，也是借錢請的，他只為自己考秀才，對我們根本不負責任。我的知識許多都是從看小說得來的。
1911年初，周恩來在瀋陽留影
“我身體好，是到東北以後跟四伯父住在一起。到東北有兩個好處：上學，冬天夏天每天都要有室外的體育鍛煉，把身體鍛鍊好了；吃高粱米，生活習慣改變了。另外學會了交朋友，我由南方到了東北，說話口音重，同學們罵我是‘南蠻子’，每天打我，欺負我，大同學還扒下我的褲子打我，我被打了兩個月，被逼得想出辦法，我就交朋友，他們再打我，我們就對打，他們就不敢再打我了。東北的幾年對我很有好處呢!
14歲的周恩來
“四伯接我出來唸書，念中學時，先供我一年，後來因我成績好，就公費了。到‘五四’時，對家庭有認識了，想脫離家庭。後來到日本、法國去學習，都靠同學、老師的幫助和自己的奮鬥。以後加入了黨，與家不通信，怕我加入了黨，連累了家庭。所以1928年去莫斯科參加六大，路過大連被日本憲兵盤查時，我就說來東北是去吉林找舅父周曼青的，沒說是伯父。
青年周恩來
“我在24歲入黨以前，是受資產階級教育的愛國思想，知道舊家庭是沒法奮鬥出來，對家庭沒有留戀。但我對伯伯沒有反感，對父親也很同情。所以我敢去吉林找四伯，相信他不會出賣我。我對家庭這樣的認識，是一步步來的。
“好，對我們周家情況就先講到這裡。下星期天再來，我們接著談。”
“伯伯，下星期主要談什麼？”我放下筆記本忙著問。
“聽你們七媽說，你們都想去聽我給大學生作的過‘五關’的報告，七媽沒答應是對的，凡事應按組織原則辦。下星期。我專門為家裡人講一次，你們是近水樓臺先得月，我則是盡義務吧!”
“太好了!”大家一片叫好聲，真為有這樣的榮幸感到自豪和驕傲！確實，在那個時代，我們從沒想過因為有個當總理的伯伯可以開什麼後門，生活、工作上得到什麼特殊照顧，但很看重政治上能得到伯伯直接的關懷和幫助！因為他太忙，像這樣一次兩個小時的與家人談話的機會實在也是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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