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记.故乡】
老屋.姑姑.姑父
对故乡老屋的印象一直是童年的感觉。一个四四方方的四合院，一道门庭，上面的那两扇厚重的，灰色的木门，木门的上方有两个大拇指粗的铁环，我小的时候，回故乡那道门上的两个铁环把手，需要跳起来才能够得到。后来不知为什么门前又加了一道尺把高的档门班子，据姑姑告诉我，是为了防止院子里的鸡鸭跑出门。
姑姑在少年的时候得了强制性脊髓炎，最后导致一生不能像常人一样走路，但她却是我们兄弟姐妹最敬仰的人。她并不是我父亲的亲妹妹，是表妹，却是父亲最牵挂的人，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就是父亲几乎每次开资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姑姑寄钱，那时候也就十块二十块的，但是，那却是父亲菲薄工资里很大的一笔支出。而姑姑则会在秋天的时候，给我们寄来她一粒粒挑选出来的花生米，还有带着白霜的地瓜干，那个甜啊。
对于故乡的概念我其实是相对淡泊的，因为那毕竟不是我的出生地。那道浅浅的，七八十海里的海峡，在那个贫瘠的年代几乎就是一道天堑，难以逾越。印象之中，我随着母亲前后三次去过故乡。
自从我的老祖母带着母亲，带着我的大姐姐，大哥几个人“闯关东”后，故乡的老屋就交给了姑姑，那时候姑姑还独身一个人。一个身有残疾的人，守着一个诺大空旷的四合院，那是一段怎样艰难的日子啊。但是，要感谢我的乡亲们，要感谢我故乡人们淳朴的民风和厚道助人的品行，多数的时候都是他们在默默地帮助姑姑。
我第二次伴母亲回老家的时候，那一年我六岁，记忆是清晰的。在老屋门前的旷地上，一盘碾子，一盘磨，几株高高大大的柿子树，来的时候正是秋天，柿子熟透了，没有人上去摘，想吃柿子，几个人就在树下用草网兜起来，然后几个人轻轻的撞击柿子树，那熟透了的金灿灿的柿子会噼里啪啦的掉下来。
第二次伴母亲回老家是因为姑姑结婚了，我的姑父是一个憨子，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那种精神头不算太好的人，他是倒插门来到姑姑家的。他绝对是一个好人。高高大大，憨憨乎乎，看见我的第一个举动就是把我举过头顶，让我骑在他的头上，在四合院子里绕了一圈又一圈，那种开心让我毕生难忘。
姑姑不能生育，为了让家更像一个家，姑姑和姑父抚养了一双儿女。他们都比我大几岁，我第二次回去的时候，他们已经来到了姑姑家。或许是因为有了一双儿女，或许是因为有了姑父，家立刻活泛起来。四合院里洋溢着日子的气氛。
四合院里的正房是我家的老屋，已经有许多年头了，我的父母就是在这座老屋里成亲的，我的祖父也是从这座老屋里走出，一走就是永诀音信皆无。留下了不到两岁的父亲和我的祖母，老祖母一个人拉扯着父亲长大成人，娶妻生子。
老屋房上铺着红色的瓦片，年代久了，风吹雨打，一些瓦片已经风化破碎，自从姑父进了门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上房顶把所有破碎的瓦片换掉了。所以，我母亲拉着我站在院子里，端详着屋顶上的瓦片，嘴里不停地念叨：“谢谢你啊，兄弟”。姑父只是憨憨的笑着。
老屋里那套家具是母亲结婚的时候老外公送的，那是一套红木家私，一个红木衣柜，一对红木椅子，一张红木八仙桌，四个红木小方凳，还有一个母亲最爱的红木梳妆台，上面嵌着一面可以翻转的方镜子，我淘气的时候就想去拨动那镜子翻来覆去的。时间久了，镜子里的水银有脱落，让镜子的周边出现了一些暗黄的水渍。
每次我和母亲回老家的时候，老屋的炕总是烧的滚烫，躺在滚烫的炕上，看着窗棂上姑父新贴上的白生生的窗纸，听着棚顶上老鼠们肆无忌惮的跑来跑去的喧闹，让我既感到新鲜，还有几分恐惧，当然最恐惧的还是老屋里的蝎子，这些张牙舞爪的东西，最喜欢呆的地方就是门上方，锅灶间，儿时的我对这种牛哄哄翘着尾巴不可一世的东西很不以为然，但是，老家里的人都告诫我，这东西蜇人疼死人，千万别招惹它，你不招惹它，它准保不招惹你。于是我看到的是，身子不便的姑姑，在灶间煮饭的时候，柴草里爬着几个蝎子，姑姑就随手抓起来，嘴里念叨着“出去玩吧，别来家。”说着就把它们撇到院子里，个头大的可以慢腾腾很自负的爬走，个头小的就成为满院子鸡鸭们追逐的美食。
一九六八年我和母亲第三次回老家，这也是母亲最后一次回老家。那时候，文革已经进入了癫狂状态，回老家的船上，船长都被挂着大木牌，站在甲板上被批斗。母亲叹息着，把我拉回船舱。
姑父去县城接的我们。他憨憨的一声“大嫂”，然后依旧把我举过头顶绕了几个圈圈。他让我和妈妈分坐在独轮车的两边，母亲不肯，他不高兴了：“嫂子，这几十里的路的，你那双脚怎么能吃的消？”母亲淡淡的笑着：“兄弟，这条路你嫂子我走了许多年，小脚也走得到。”于是我一个人干脆坐到了独轮车上方的架子上。姑父吆喝一声“回家喽”。独轮车吱吱扭扭的朝老家奔去。
几十里的山路走走停停，走到一块叫马蹄石的地方，姑父停住了独轮车，我母亲知道这块石头的来历，她让姑父把我举到石头上告诉我，“看到那个马蹄窝了么？”我看到了一个有小面盆大小的石窝窝，里面有一汪清清澈澈的水，母亲叮嘱我：“喝那水，那是无根水，喝了不得病。”于是我照着吩咐，俯下身喝了一口，没滋没味，清水而已。
闻听我们来，腿脚不便的姑姑早早就坐在门前的碾盘上，手搭着凉棚望着。直到我们的独轮车进入了她的视野。看见母亲在走，姑姑不高兴了，她嗔怪姑父“你这人，怎么能让嫂子走”，我妈妈说“妹妹，不怨妹夫，我自己要走的。”姑姑依旧不高兴，她瞅了满脸汗水的姑父一眼，“你这凯子”。凯子是姑父的名字，倒插门进了姑姑家后，村子里的人在前面加了一个“彪”字，于是“彪凯子”这名字几乎在小村家喻户晓。村子里谁家有事儿，只要站在门前喊一声“彪凯子，来帮做点活”。姑父从来不恼的颠儿颠儿的就帮人家做，所以，其实姑父的名声在村子里是最好的。
母亲和姑姑的每一次见面都是泪眼婆娑，母亲摸着姑姑那双手，心疼的问“妹妹啊，你可好？”“好啊，嫂子，我哥月月都给我寄钱，我能不好么？”于是一对姑嫂抱在一起泪流满面。那一次回老家大概是住的最长时间的一次，大概住了有二十多天。
走的时候，姑姑不顾母亲的劝阻，坚决要送我们到村头，姑姑家的那一对养儿女比我大四五岁的样子，总之他们对我很好。站在村子口的沙河沿上，母亲拉着姑姑的手：“妹妹啊，你哥哥单位恐怕要备战备荒了，我们要去几百里外的农村了，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再回来看你们，你们千万好好保重啊。”
沙河沿上，稀疏的杨树投下稀疏的光影，沙河水悄然无声清澈的流去。母亲和我依依不舍的告别了姑姑，姐姐，哥哥。依旧是姑父送我们，这一次他坚持一定要母亲上了独轮车，然后他扯着嗓子“走喽”。这一走，到我母亲一九八零年故去，就是十二年。
而我的姑父则死于一九六九年，死于意外，死的让人扼腕叹息。六九年村子里遇上了百年不遇的干旱，粮食颗粒无收，看着饥饿的姐姐哥哥们，姑父决定铤而走险，他在夜里翻入了公社的粮库，偷了半袋子玉米，然而没翻出粮库的墙，就被巡夜的红卫兵们发现了，他被活活打死。消息传到已经去了北部山区的我们家里，父亲除了发出重重的叹息，就是母亲的掩面而泣。
一九八七年，我父亲退休之后的一天，突然他对我说“我要回老家看看。”那时候我工作很忙，想劝他过一阵子我有时间再陪他去，但是老人一副刻不容缓的架势。于是我只能和单位打招呼，请了三天的假期陪老父亲一道回去。
一九三六年我父亲从老家走出，再也没回去过，我理解老人的心思。站在轮船的甲板上，看着天海相连的尽头，指着茫茫的大海，父亲告诉我“你知道吗，这道海峡曾经埋了多少闯关东的人啊”。我无言，看着苍茫的大海。
也是在老屋的门前，父亲和姑姑相拥而泣，整整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啊。姑姑哭的撕心裂肺，她一声声呼唤着我已经去了天国的妈妈“大嫂啊”。
我在老家只待了两天，就匆忙回去了。父亲在老家呆了半个多月，期间他重新修缮了老屋，把姑姑给他的老屋的产权证又递给了姑姑“妹妹，这房子我留给你了，以后就是你的了。”
我父亲从老家回来后，就去了四川我的二哥那里住了大半年，回来后不久突患脑溢血，抢救过来之后落下了偏瘫。思维依旧很清晰，而且右手的功能丝毫不减，每个月依旧嘱咐我必须给姑姑寄钱。
家父故于一九九六年。
家父故去后不久，姑姑的女儿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大意是因为她在县城单位上班，来回照顾姑姑不方便，决定把姑姑接走，问我们老屋该如何处理，我告诉她“这一切当年我父亲早已经作出决定，怎么处理都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我们绝不参与。”也请她和表哥放心，我们不会去索要什么。
二00二年我去母亲的老家养马岛，给我的老外公竖碑，期间特地去了一次老家。那时候姑姑已经和表姐生活在县城里，精神矍铄。坐在出租车上，听着浓浓的乡音，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想起诗人臧克家先生的一首诗，只有两句：“当我听到抗战胜利的消息，故乡突然离我远了”。这是一种怎样的时空错落的叹息啊。
村子里规划后，老屋早已经拆掉了，原址附近建了一个很大的文化中心。
依旧站在沙河沿，依旧是那排白杨树，只是它们早已经枝繁叶茂，我痴痴的看着曾经那个方向的老屋遗址，恍惚之间那座四四方方的四合院，那扇厚重却永远敞开着的木板门，门前的碾盘，磨盘，柿子树，一股脑的都涌入眼帘了，挥之不去。
我想起父亲活着的时候，曾经告诉我的一句话：
“儿子你记住，亲情是一棵树，一棵不死的树，一棵长青的树。”
閱讀更多 行旅人生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