餘澤鴻，1903年2月15日出生在四川省長寧縣梅硐場。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上海區委學生運動委員會主任、建寧中心縣委書記、中共湖北省委秘書長、中共中央秘書處秘書長、紅軍川南遊擊隊政治部主任、中共聞贛省委委員、中共川滇黔特委書記、紅軍遊擊縱隊政委等職。1929年到上海與周恩來一起工作，主編中央組織部刊物《組織通訊》。1931年8月前往蘇區瑞金協助鄧小平工作，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受到中華蘇維埃軍事委員會嘉獎。
餘澤鴻在蘇區工作期間，中央和軍委核心領導人周恩來對曾與自己在上海風雨同舟4年之久的餘澤鴻倍加愛護，力薦他擔任重要領導職務。1935年2月紅軍長征到達扎西時，餘澤鴻參加中共川南特委工作，12月，川滇黔游擊隊在四川江安縣遭敵重兵包圍，雖經浴血奮戰，終因寡不敵眾失利，餘澤鴻不幸壯烈犧牲，年僅33歲。1970年，下放到江西勞動的鄧小平在談及餘澤鴻時，激動地說：“餘澤鴻是好同志，可惜在長征中犧牲了，他比我大1歲，我對他的印象很深。”
餘澤鴻：獻身烏蒙山深處的紅軍戰將
“是上海群眾運動中有名的領導人”
在五四新思潮的影響下，1921年暑假，餘澤鴻考入瀘州川南師範學校。這時，惲代英在該校任校長。在惲代英的影響和教育下，他刻苦學習文化科學知識，積極參加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活動。1922年秋，經惲代英介紹，餘澤鴻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為川南地區最早的青年團員之一。
1924年7月，經黨組織介紹，餘澤鴻考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他在校學習刻苦，除認真學習規定課程外，還閱讀了《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馬列著作及《嚮導》等革命刊物。由於他學習成績好，思想敏銳，長於宣傳鼓動，在同學中享有較高威信。
1925年春，中共上海大學特別黨支部根據餘澤鴻的要求和表現，接收他為中國共產黨黨員。5月15日，日本資本家槍殺顧正紅事件發生後，餘澤鴻立即組織上海大學部分學生到街頭宣傳和募捐，揭露帝國主義罪行，聲援紗廠工人的鬥爭。30日，他又率領部分學生在南京路英租界巡捕房門前與工人、市民一起示威遊行。
“五卅”慘案後，黨中央召開了緊急會議，號召上海人民立即罷工、罷課、罷市，抗議帝國主義的屠殺政策。6月1日，全市開始了轟轟烈烈的“三罷”鬥爭。4日，上海學生聯合會召開代表大會，全市大中學校共70餘名代表參加，餘澤鴻代表上海大學學生會出席了大會，並當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在學聯領導下，各大中學校學生1萬餘人開展了更大規模的罷課鬥爭。7日，餘澤鴻又出席了上海工商學代表大會，當選為聯合會委員。他在學聯及聯合會工作中，立場堅定，深入群眾，“是上海群眾運動中有名的領導人”。
1925年，北伐戰爭開始後，帝國主義加緊干涉破壞中國革命。9月5日英帝國主義在四川製造了“萬縣慘案”，再一次激起了中國人民反帝的怒火，全國各地紛紛聲援萬縣人民的鬥爭。
在上海，餘澤鴻等學聯領導人立即組成了萬縣慘案後援會，發出聲討英帝國主義罪行的通電，組織大中學生集會和示威遊行，提出懲辦兇手賠償損失，撤退英國軍隊等正義要求。
英帝國主義勾結軍閥孫傳芳實行鎮壓，後援會被封閉，餘澤鴻等20餘人被淞滬警備司令部逮捕。“在審訊中，餘澤鴻侃切陳詞，毫無懼容”。他在敵人的軍事法庭上繼續揭露英帝國主義的罪行，斥責封建軍閥充當帝國主義奴才的賣國勾當。由於萬縣人民的鬥爭得到全國各地的支持，北伐軍又在勝利進軍，孫傳芳眼看局勢發展對他極為不利，才被迫將餘澤鴻等全部釋放。出獄後不久，餘澤鴻被選為中共上海區委候補委員、學生運動委員會主任。
“五卅”慘案後，餘澤鴻是上海群眾運動中有名的領導人
1926年秋，他遵照黨的指示，出任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青年部秘書，參與指導上海青年運動。1927年2月，根據中共上海區委決定，餘澤鴻等領導學聯、上海總工會、上海婦女聯合會及商界等群眾團體，組成上海各界發起反對英兵來華各團體聯席會，發通電、散傳單、講演、遊行示威，很快掀起了一個群眾性的反對英兵來華運動。
1927年，蔣介石集團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餘澤鴻轉入“地下”繼續堅持鬥爭。同年5月，他又轉移到武漢，擔任中共湖北省委秘書長。
受到殘酷批評和無情打擊
1930年夏，餘澤鴻把未滿週歲的孩子寄養在岳父家中，與愛人吳靜燾一起由上海乘船到達天津。他先在北方局任宣傳部長，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後，又改任順直（河北）省委宣傳部長，直到1931年8月，他們才轉抵江西中央蘇區。
初到蘇區時，他在瑞金協助鄧小平工作，後調任中共寧都中心縣委書記、南（豐）廣（昌）中心縣委書記。1932年10月，中央紅軍在第四次反“圍剿”中取得了“北線大勝利”，連克江西黎川和福建建寧、泰寧三縣，將中央蘇區和贛東北蘇區連成一片。不久，成立建寧中心縣委（轄建寧、泰寧、黎川三縣），餘澤鴻調任建寧中心縣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
餘澤鴻在建黎泰地區工作時，執行了毛澤東等提出的深入發動群眾、建立革命根據地、開展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的正確路線。他率領中心縣委成員深入基層調查研究，首先抓了各級黨組織的恢復和發展工作。縣、區、鄉和基點村的黨組織都很快恢復，黨組織的發展也進行得順利，僅建寧就發展了280多人。在各級黨組織領導下，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運動搞得轟轟烈烈。不到半年，建黎泰地區基本上完成了土地改革的任務，80%以上的農民分得了土地。
1933年4月，隨著中央蘇區的鞏固和擴大，中央決定成立中共省委及省革命委員會，餘澤鴻被選為省委委員及省革委委員。
1931年1月，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者在黨中央佔了統治地位。5月間，這場鬥爭擴展到建黎泰地區。餘澤鴻被指控為這個地區推行“羅明路線”的典型。6月16日—19日，閩贛省委負責人主持召開了建寧中心縣委擴大會議。他在報告中一開始就定下調子，說“建寧中心縣委成立後，到三月中，在餘澤鴻同志的領導下執行了機會主義的羅明路線”。
在擴大會議上，餘澤鴻據理申辯，並嚴肅地表示：“這太武斷了，我們堅決不同意。”但是，會議主持者制止了他的發言，並指責說：“餘澤鴻同志站在派別觀念上，企圖以派別鬥爭來抵制和阻止反羅明路線的鬥爭來向黨反攻。”擴大會議後餘澤鴻繼續受到批判，並被撤銷了建寧中心縣委書記及軍分區政委職務。
電影《建軍大業》中呈現了蔣介石集團在上海發動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餘澤鴻離開建寧中心縣委後被調到中央蘇區工農紅軍學校（後改為紅軍大學）作教員。1934年4月，又調到彭湃縣任城防司令。同年10月，中央紅軍由於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被迫實行戰略轉移——長征。長征開始時，餘澤鴻被編在中央直屬縱隊幹部團上幹隊，任上幹隊政治科長。
堅持游擊戰爭掩護主力紅軍長征
1935年2月初，中央紅軍進入雲南扎西（即威信）。在這裡，中央軍委對部隊發佈了整編命令，並決定：“經過宣傳與選拔，可成立游擊隊在地方活動”。經黨中央批准，抽調徐策（3軍團6師政委）、餘澤鴻（幹部團上幹隊政治科長）、戴元懷（原8軍團民運部長）等組成中共川南特委，任命徐策為書記，餘澤鴻為宣傳部長，戴元懷為組織部長。他們的任務是保護紅軍傷病員，加強地方游擊隊，建立革命根據地堅持游擊戰爭，牽制和打擊敵人，掩護主力紅軍長征。
特委成立後，徐策、餘澤鴻、戴元懷等率領紅軍幹部及中央保衛局一個連共200餘人，在扎西的石砍子成立中國工農紅軍川南遊擊隊。不久，游擊隊進入川南地區，在敘永的黃泥嘴與王逸濤等領導的地方游擊隊會合，部隊擴大到500餘人。特委任命王逸濤為游擊隊司令員，徐策為政委，餘澤鴻為政治部主任，劉幹臣為參謀長。2月中旬，部隊到達興文的建武時，與活動在這一帶的南6游擊隊領導人劉復初等會見。特委在建武召開擴大會議，研究牽制和打擊敵人的作戰計劃；並決定將南6游擊隊改編為川南遊擊支隊，直屬特委領導，仍留在興文、古宋等縣邊境活動。
游擊隊在徐策、餘澤鴻等率領下，為掩護主力紅軍轉移，一直堅持在雲南的扎西和川南的敘永、興文等地，擔負擾亂敵軍和阻擊追擊主力紅軍的敵軍的任務。1935年2月下旬，在敘永的木廠子擊潰敵川軍1個團，繳獲一批槍支彈藥，在扎西擊潰敵滇軍兩個營。3月，游擊隊轉移到興文的大石磐，與敵川軍激戰，殺傷大量追擊主力紅軍的敵人，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紅軍二渡赤水，重佔遵義，三渡、四渡赤水及南渡烏江的作戰行動。
餘澤鴻烈士故居
5月1日，為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及游擊隊在對敵鬥爭中的勝利，特委在敘永的壇廠舉行軍民大會，徐策作了報告，宣傳了黨和紅軍的政策。餘澤鴻宣讀了由他起草、經特委討論通過的《川南工農勞苦群眾目前鬥爭綱領》（共12條）。《綱領》指出：川南勞苦群眾，只有在共產黨領導下，推翻國民黨反動統治，才能得到徹底解放；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為工農民眾的自由解放而鬥爭，工人、農民、教員、學生和一切失業的貧苦民眾團結起來，為實現蘇維埃的川南而奮鬥等。
這次慶祝大會產生了很好的效果。會後，許多青壯年參加了游擊隊。農會、婦女會、紅軍之友社等革命團體紛紛成立。廣大貧苦農民在共產黨領導下，開展了打土豪、分財物及抗捐抗稅、抗糧等鬥爭。
與敵人浴血奮戰壯烈犧牲
川南遊擊隊的活動使國民黨反動派深為不安。從1935年3月開始，敵軍就對游擊隊實行“圍剿”，游擊隊處境十分困難。
餘澤鴻分析了對敵鬥爭形勢，重申執行《綱領》的重要性，號召全體指戰員堅持鬥爭，革命到底，為赤化川南獻出一切力量。由於特委抓緊了部隊的思想工作，清除了隱藏的壞分子，部隊更加團結堅定，戰鬥力大大提高。
7月中旬，游擊隊轉移到扎西的長官司時，遭到敵滇軍2個團的突然襲擊及敵川軍1個團的包抄，戰鬥十分激烈。劉幹臣、徐策、餘澤鴻等都身先士卒，在陣前指揮作戰，打退敵人多次衝鋒，殺傷了大量敵人。但因敵眾我寡，我方彈藥又得不到補充，加之倉促上陣，敵軍佔領有利地形，居高臨下，以密集炮火向游擊隊射擊，使部隊受到很大損失，傷亡200餘人，領導幹部張宏光陣亡，陳宏被俘（後在宜賓獄中被敵人殺害），徐策負重傷撤退到蘿蔔坳時犧牲。在危急時刻，劉幹臣、餘澤鴻率領餘部突圍，轉移到扎西的簸箕壩整頓。
四川省長寧縣澤鴻紀念館中的餘澤鴻雕像
8月初，餘澤鴻在簸箕壩主持召開了特委緊急會議，總結了長官司戰鬥失利的教訓，制定了今後部隊的行動計劃，並決定將劉復初等領導的川南遊擊支隊調來集中；特委由余澤鴻任書記併兼遊擊縱隊政委會後，部隊在烏蒙山深處川滇邊境邊休整邊發動群眾參戰，又得到恢復和補充。全體指戰員懷著為川南勞苦群眾的解放，為徐策等死難烈士報仇的決心，積極準備轉戰川南，消滅敵人。
中央紅軍甩掉國民黨幾十萬軍隊的圍追堵截，離開川西北上以後，遊擊縱隊就成為當地反動派的心腹大患，並且被四川軍閥誤認為是紅軍的主力。9月底，蔣介石調集川軍、黔軍數萬人，開始對遊擊縱隊實行三省“會剿”。10月，敵川軍向興文、敘永長寧、江安一帶撲來敵滇軍也開進到川南境內，妄圖通過“會剿”、經濟封鎖以及燒殺搶掠等手段，來消滅游擊隊和鎮壓群眾。餘澤鴻等堅定沉著，率領部隊轉戰於川南的興文、古宋、敘永、長寧、古藺及雲南的扎西、鎮雄等縣邊境山區，在運動中打擊敵人，尋機突圍。
由於敵軍的“會剿”規模越來越大，鬥爭十分激烈，游擊隊雖經數十天的艱苦轉戰，仍不能擺脫敵人追堵，部隊傷亡很大。加上長期以來戰鬥頻繁，四處奔走，沒有穩定的立腳地，減員不易補充，彈藥和糧食得不到接濟，傷病員也無法安置，局勢非常危急。到12月初，餘澤鴻等率領部隊穿山越嶺，突破敵人薄弱環節，轉移到長寧的賈家灣山區時，只剩100多人了。
在賈家灣，餘澤鴻主持召開了特委緊急會議。在討論今後部隊行動計劃時，發生了分歧：一些同志認為目前部隊損失大，敵人又瘋狂“會剿”，應將現有人員化整為零，分散活動，等待時機，再集零為整，在運動中打擊敵人；另一些同志認為游擊隊人員已很少，不宜再作分散，應集體行動，轉移到山區堅持鬥爭。
經過熱烈爭論，餘澤鴻等多數人同意了前一種意見，於是決定將現有人員分為兩隊：一隊由余澤鴻等率領，轉移到川南的長寧、江安、古宋等縣山區活動；另一隊由龍厚生等率領，甩掉敵人追擊，挺進到雲南的扎西、鎮雄等縣山區遊擊。當龍厚生率部途經興文的炭場時，與敵人1個保安團遭遇，部隊被打散。由於叛徒告密，敵人掌握了游擊隊的行動計劃，又緊緊追擊餘澤鴻等。
12月中旬，餘澤鴻率部被敵川軍及李品山保安大隊包圍在江安的泥基潮。經過1天激戰，游擊隊員只剩20餘人。15日，餘澤鴻等分別幾次突圍都未成功，餘澤鴻被圍困在泥基潮附近的碗廠坡。敵人越聚越多，包圍圈越縮越小，敵軍官不斷呼喊活捉“匪首”餘澤鴻有賞。此時，餘澤鴻雖已彈盡糧絕，仍與敵人浴血奮戰，最後壯烈犧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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