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動手寫文章
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一生，也是寫文章的一生。學習研究毛澤東文風，首要的是學習毛澤東自己動手寫文章的一貫作風。
“我的文件都是自己寫”。在井岡山八角樓的煤油燈下，在紅軍長征的漫漫征途上，在陝北黃土高原的窯洞裡，在北京中南海的辦公室內，毛澤東寫下了成千上萬篇動員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而奮鬥的光輝著作。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傳》中明確記載：“收入《毛選》的著作，都是毛澤東自己寫的。僅有少數幾篇講話是別人根據他的講話記錄整理後又經他本人修改定稿的。”據毛澤東在延安時的保衛參謀蔣澤民回憶，當年毛澤東寫文章是非常辛苦的。那時延安地區沒有電，晚上毛澤東寫文章時點著蠟燭照明，燭光昏暗跳動，眼睛很容易疲勞。毛澤東寫累了，就揉揉酸脹的眼睛，再繼續寫。一夜之後，他的臉上常常是沾上了一層煙塵。
需要時以他人名義寫。毛澤東寫文章是為了事業，而非個人名利，為革命工作需要，他經常以他人名義寫文章。1937年8月，中央在陝北召開洛川會議，會議討論通過的《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一文，就是毛澤東以中央宣傳部名義起草的宣傳鼓動提綱。毛澤東還經常視形勢需要，為新華社或以新華社名義撰寫文章，其中最為經典的是戰爭年代為配合重大戰役行動所寫的及時而有力的軍事報道。1948年，人民解放軍轉入全面反攻，毛澤東在指揮三大戰役的同時，也指導新華社對重大戰役的報道。如1948年11月5日，毛澤東為新華社撰寫消息《中原我軍佔領南陽》，把解放戰爭和歷史典故絕妙結合，反映了我軍在勝利進軍中勢如破竹的氣勢。1949年1月起，毛澤東先後為新華社寫的《評戰犯求和》、《南京政府向何處去?》等系列評論，像一發發精準炮彈，有力配合了我們黨同美帝國主義及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此外，毛澤東還經常以發言人、部下名義撰寫文章。如1948年3月，以中國人民解放軍發言人名義起草《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對加強部隊教育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審批的文電精心改寫。毛澤東對經手的文電非常認真，凡有必要都親自修改，這是對文字負責，更是對黨和人民負責。一是標題改到有吸引力。毛澤東曾多次推敲、一改再改被稱為“中國合作化運動百科全書”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中的大部分標題，把一些冗長標題改得生動有力。如將32個字的原標題《津東郊區詹莊子鄉民生、民強農業生產合作社如何發動婦女參加田間生產》改為《婦女走上了勞動戰線》，僅9個字，卻簡明切題。二是論據改到無懈可擊。1939年初，國共兩黨摩擦增多，黨中央以八路軍後方留守處主任蕭勁光的名義給蔣介石以至國民黨師長、專員等發了許多文電。這些文電基本都是毛澤東字斟句酌、親自審改。在修改致程潛、朱紹良的一份電文時，毛澤東增加“據聞一切行動均系根據新頒處理共黨問題方案，下級不過照此方案執行而已”一句，點明下面的人制造摩擦，上面是有根源的。三是核心要點改到具體明確。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毛澤東在修改《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草案時，改寫了這樣一段話：“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的各級政府機關為各級人民政府。國家最高政權機關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人民政府為行使國家政權的最高機關。”改寫的這3句話，每一句都是深思熟慮、經得起實踐檢驗的。
寫文章要以群眾願意看為根本
文章要自己寫，但不能自說自話，要時刻以群眾為中心。毛澤東的文章，講的都是大道理，群眾之所以願意看，是因為看得懂、看得到實際利益和現實希望。
讓群眾看得懂。讓群眾看懂文章的道理，是檢驗文章實際效果的最終標準。一要多用群眾熟悉的語言。毛澤東善於與群眾說話，聽眾不同，說話方式也因人而異。向農民宣講革命道理時，毛澤東特別重視用農民接受的語言，如講打倒帝國主義時，說“打倒洋財東”，農民一聽就懂。在跟地方交流時多用本地土話。1931年3月，毛澤東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主任的名義撰寫《普遍地舉辦〈時事簡報〉》，要求地方的《時事簡報》要完全用本地的土話。與少數民族交流時多講民族語言。1959年5月7日，毛澤東會見來京出席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等人時說：“過去同薪巴關係不好的，要改好一點。”這裡的“薪巴”，就是藏語中“農民”的意思。二是多打群眾熟悉的比喻。毛澤東經常用人的身體、生理現象、自然現象和動植物等來打比方。例如“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共產黨員要像柳樹一樣”等，用群眾熟悉的說法解釋了群眾不熟悉的問題。
讓群眾看到實際利益。文章只有符合群眾的實際利益，群眾才願意看。一是站在群眾立場上想事。毛澤東在井岡山領導軍事鬥爭的同時，還積極領導土地革命。他調查後瞭解到，地主豪紳以50%以上的租利殘酷剝削廣大貧苦農民。基於此，毛澤東明確指示各縣大力開展土地革命，讓邊界群眾得到了實在利益。二是寫群眾最關心的事。1932年3月，毛澤東指示紅軍總政治部，“紅軍編的《時事簡報》，它的內容國內國際消息要少，只佔十分之三，本軍、本地、近地消息要多，要佔十分之七”。“如牛瘟、禾死、米荒、鹽缺、靖衛團、赤衛隊、AB團造謠、共產黨開會等等，都是與群眾生活密切關聯的，群眾一定喜歡看。凡屬不關緊急的事不登載”。三是口號緊貼群眾眼前利益。比如“從前是牛馬，現在要做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等，這些口號緊貼群眾利益，得到人民熱烈擁護。
讓群眾看到現實希望。毛澤東的文章群眾願意看，還因為群眾能從中看到解決問題的希望。一是化大目標為具體辦法給人希望。毛澤東總能把大目標與普通人都能做到的小辦法結合起來。如1928年10月，毛澤東在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通過的決議案中提出了“共產黨是要左手拿宣傳單，右手拿槍彈，才可以打倒敵人的”論斷，把做好宣傳工作和武裝鬥爭具體化為拿傳單和槍彈，讓群眾看到勝利的希望。二是用實踐過的證據說理。1928年12月的《土地法》，後來在延安編輯《農村調查》一書時，毛澤東親自加寫了一段按語：“此土地法是一九二八年冬天在井岡山(湘贛邊界)制定的。這是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內土地鬥爭經驗的總結，在這以前，是沒有任何經驗的。”這就是在用實踐過的事實講道理。三是不把自己的意見強加於人。抗日戰爭爆發後，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耳目一新，許多人到延安訪問。毛澤東在百忙之中接見來訪人士，以瞭解社會情況、宣傳黨的主張。1938年1月，梁漱溟到延安後，曾就抗戰前途和階級鬥爭等問題同毛澤東交談了8次，最長時通宵達旦。談到不同看法時，梁漱溟半個世紀後回憶說：“他不動氣，不強辯，說話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語。明明是各不相讓的爭論，卻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談。”毛澤東不把自己意見強加於人的話風，讓群眾更容易接受。
毛澤東寫文章不發空論，總是在落筆之前先進行深入細緻的調查研究。這形成了毛澤東文風的又一個鮮明特點：重在調查研究。
“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
毛澤東所做的大量調查，對於他將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解決中國革命問題起了重要作用。在這些調查中，有很著名的尋烏調查。1930年5月，紅四軍在地方武裝配合下攻克尋烏縣城，毛澤東利用紅四軍分散在安遠、尋烏、平遠發動群眾的機會，在尋烏接連召開了10多天調查會。參加調查會的有部分中級幹部和基層幹部，1個窮秀才，1個破產了的商會會長，1個在知縣衙門管錢糧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吏，共11人。從調查會的人數和天數判斷，毛澤東平均聽每個人說了近1天的話。毛澤東把這次調查的結果整理成了《尋烏調查》，內容包括尋烏的政治區劃、交通、商業、舊有土地關係、土地鬥爭等，共5章39節，8萬多字。尋烏調查的結果為確定土地分配中用“抽肥補瘦”辦法限制富農的原則提供了科學的依據。毛澤東後來在回顧尋烏調查時指出，事物是運動的，變化著的。因此，我們的調查，也是長期的。今天需要我們調查，將來我們的兒子、孫子，也要作調查，然後，才能不斷地認識新的事物，獲得新的知識。
1930年5月，毛澤東總結自己多年調查研究活動後完成了《反對本本主義》一文，其中提到的“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這個科學論斷，成為了中國共產黨人實踐的信條。一年後，毛澤東又在《總政治部關於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中提出“一，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二，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的口號，進一步補充和發展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科學論斷。
毛澤東一貫倡導搞調查，先調查後決策的思想在他的文章中隨處可見。例如，《反對本本主義》指出，“一切結論產生於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改造我們的學習》指出，“任何一個部門的工作，都必須先有情況的瞭解，然後才會有好的處理。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的計劃，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他在1948年4月8日所寫《再克洛陽後給洛陽前線指揮部的電報》中強調關於佔領城市後的政策時指出，“要等市政管理有了頭緒，人心已經安定，經過周密調查，弄清情況和籌有妥善解決辦法的時候，才可以按情況酌量處理”等，都極具啟發意義。
搞調查“要親身出馬”
掌握具體情況離不開親自調查，這是毛澤東搞調查的一個基本原則。他從不放過任何一個親自調查研究的機會，甚至包括吃飯、讀書、散步等零碎的時間。毛澤東在《反對本本主義》一文講到調查的技術時指出，搞調查“要親身出馬”，“凡擔負指導工作的人，從鄉政府主席到全國中央政府主席，從大隊長到總司令，從支部書記到總書記，一定都要親身從事社會經濟的實際調查，不能單靠書面報告，因為二者是兩回事”。毛澤東不僅是這麼說的，也是這麼做的。
一是要放下架子，甘當小學生。毛澤東的尋烏調查堪稱個人進行調查的典範。他後來回憶說，他是以放下架子、甘當小學生的精神進行尋烏調查的，他稱這些被調查的人，包括中下級幹部、窮秀才、破了產的商會會長等，都是他可敬愛的先生。二是要親自寫調查提綱。擬好調查提綱是搞好調查的關鍵環節，毛澤東經常親自寫調查提綱。例如，以寫信形式為工作人員擬定調查提綱。1959年4月7日寫給汪鋒的信，包括了當時涉及藏族情況的13個需要了解的問題，實際就是一個調查提綱。1955年12月21日所寫的《徵詢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則是毛澤東以中央通知的形式為全國各地擬定的調查提綱。1959年，中央準備在廬山召開會議，毛澤東親自為會議開列討論題目並反覆修改。三是自己做調查記錄並親自整理。毛澤東特別強調要自己做記錄，他指出，“調查不但要自己當主席，適當地指揮調查會的到會人，而且要自己做記錄，把調查的結果記下來。假手於人是不行的”。整理調查記錄的過程也是思想昇華的過程。1930年10月，毛澤東在贛南興國縣做了調查，他在1931年1月26日所寫的《〈興國調查〉前言》中說：“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裡面想像的東西，和看到的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著的東西，決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四是要注意日常實踐中的調查。在工作生活實踐中注重調查研究是調查“要親身出馬”的更高境界。毛澤東之所以在為革命事業撰寫文章時有話要說、有話可說、有話必說，正是因為他在大量的實踐中發現了全局性、深層次的問題。
“拼著精力把一個地方研究透徹”
真正全面深入地瞭解社會情況，必須要突出重點，選準典型，深入調查，把一個地方研究透徹，這是毛澤東搞調查的突出特點。毛澤東在《尋烏調查》中寫道：“要拼著精力把一個地方研究透徹，然後於研究別個地方，於明瞭一般情況，便都很容易了。”通過開調查會、登門拜訪、直接觀察等調查方法，毛澤東對尋烏進行了細緻地剖析，深入地瞭解了城鎮工商業的發展情況，積累了研究城鎮問題的相關經驗。關於開展全面深入的調查，他還指出，“初次從事調查工作的人，要作一兩回深入的調查工作，就是要了解一處地方(例如一個農村、一個城市)，或者一個問題(例如糧食問題、貨幣問題)的底裡。深切地瞭解一處地方或者一個問題了，往後調查別處地方、別個問題，便容易找到門路了”。
毛澤東始終堅持重要的工作要深入調查、長期調查，從不含糊。1960年，毛澤東在《十年總結》中強調指出，“對於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我們已經有了十年的經驗了”，“但是我們對於社會主義時期的革命和建設，還有一個很大的盲目性，還有一個很大的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我們要以第二個十年時間去調查它，去研究它，從其中找出它的固有的規律，以便利用這些規律為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服務”。重要問題長期關注、深入研究，這是把問題研究透徹進而解決好問題的關鍵。
調查地點的正確選擇，是一切調查成功的基礎。開展深入調查一定要選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地點或案例，以保證調研結果具有更強的實踐指導意義和更為普遍的適用性。毛澤東調查地點的選擇有著鮮明特點。一是多選擇有過實踐經驗的地方。湖南農民運動的實踐經驗豐富，毛澤東選擇湖南作為農民運動考察地點，在進行深入調查後寫出了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二是多選擇幾省或幾縣交界處。毛澤東選擇尋烏做大規模的調查，是因為尋烏位於閩粵贛三省交界處，同與之相鄰的幾個地方甚至更大地區具有相似性。三是多選擇陌生領域。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如何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是一個複雜、困難的問題。《論十大關係》這篇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開篇之作，正是毛澤東在聽取國務院34個部門工作彙報後的直接成果，是毛澤東在相對陌生的領域開展調查研究以解決問題的典範。
毛澤東寫文章，始終堅持實事求是，堅持理論聯繫實際。
一切從實際出發
毛澤東寫文章不拘一格，一切從實際出發，總能體現出自己的鮮明特點。
堅信馬列而不教條。毛澤東堅持馬列是為了解決中國的問題，而不是為了掛在嘴上、裝門面，因而能做到堅信而不教條。毛澤東堅決反對把外國經驗神聖化，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反對把外國經驗神聖化，主要表現在對中國革命道路的選擇上。毛澤東結合中國實際探索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這個探索過程集中反映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麼能夠存在?》《井岡山的鬥爭》《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重要文章中。在這些文章中，毛澤東已經形成了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根據地建設和政權建設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對中國革命的勝利充滿信心。毛澤東系統地闡述反對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觀點，最早主要體現在為了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於1930年5月寫的《反對本本主義》。那時沒有用“教條主義”這個名稱，而叫它“本本主義”。
服從上級而不盲從。從毛澤東的文章中，可以看出毛澤東“服從而不盲從上級”。首先，毛澤東旗幟鮮明地表明自己的態度。比如，1925年11月21日，組織上要求毛澤東填寫《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調查表》。在回答第二個問題“對於本會會務之改進究抱何種態度”時，毛澤東明確回答：“少年中國學會在此時實無存在之必要，主張宣佈解散。”這個少年中國學會是由李大釗等人發起的。毛澤東卻沒有因為李大釗是自己十分敬佩的人而改變態度。其次，毛澤東給上級寫報告彙報工作，同時也指出上級存在的問題。這既是毛澤東的文風，也是對黨的事業負責的精神。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毛澤東破除了“素以為領袖同志的意見是對的”觀念，在發言中從國共合作、農民問題、軍事問題和黨的組織四個方面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
批評別人也批評自己。毛澤東的文風中“批評”的特色比較明顯。一是批評關鍵性錯誤一針見血。1937年10月23日，八路軍一二九師三八六旅所屬七七一團在山西平定縣七亙村地區遭日軍一個聯隊和二百餘騎兵的襲擊，傷亡30餘人。25日，毛澤東立即以個人名義給八路軍總部、各師和各級負責同志發電報，從全局的高度指出這一問題的嚴重性。他在電報中指出：“小勝之後，必生驕氣，輕視敵人，以為自己了不得。七七一團七亙村受襲擊，是這種勝利衝昏頭腦的結果。你們宜發通令於全軍，一直傳達到連隊戰士，說明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是一個艱苦奮鬥的長過程。凡那種自稱天下第一、驕氣洋溢、目無餘子的幹部，須以深切的話告訴他們，必須把勇敢精神與謹慎精神聯繫起來，反對軍隊中的片面觀點與機械主義。”電報文字不長，但切中要害，準確及時。二是批評經常性錯誤和風細雨。毛澤東在批評輕視中心工作任務的人和事時，注意運用生活細節來說明問題，往往效果更好。1942年12月，毛澤東在《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中號召必須注意經濟工作，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他說，“有的女同志不願意嫁經濟工作者，似乎認為他們是不大名譽的人，認為與其嫁一個騾馬隊長，不如嫁一個政治幹事，才算不辱沒了她。所有這些觀點，實在都是錯的，不適合我們此時此地的條件的”。三是批評自己的錯誤講具體事例。1960年6月18日，毛澤東在《十年總結》中對自己在某些問題上犯的錯誤進行自我批評，他直截了當地說：“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例如，我在北戴河同意一九五九年完成三千萬噸鋼;十二月又在武昌同意了可以完成二千萬噸，又在上海會議同意了1650萬噸。例如，一九五九年三月在第二次鄭州會議上，主張對一平二調問題的賬可以不算;到四月，因受浙江同志和湖北同志的啟發，才堅持主張一定要算賬。如此等類。看來，錯誤不可能不犯。如列寧所說，不犯錯誤的人從來沒有。”
要解決問題
毛澤東寫文章不發空論，目的在於解決實際問題。
在關鍵時刻發表。一是在緊急時刻。比如，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毛澤東在我黨緊急召開的漢口會議上提出“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著名論斷。二是在轉折關頭。1945年日本宣佈投降前，毛澤東在延安發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的演講，教育全黨準備對付內戰。接著，毛澤東又在8月份，連續發表了《蔣介石在挑動內戰》《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給蔣介石的兩個電報》《評蔣介石發言人談話》《中共中央關於同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的通知》等文章，進一步向全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宣告，蔣介石挑動內戰，中國人民準備應對內戰。這些文章，在革命形勢重要的轉折關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回答關鍵性問題。一是回答方向性的問題。1942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發表了著名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核心一點是革命文藝要為革命服務，是革命工作的一個組成部分，要圍繞革命這個中心展開工作，要為工農兵服務。二是回答全局性的問題。1935年12月27日，毛澤東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中講到黨的基本策略任務問題，只概括為一點，那就是“建立廣泛的民族革命統一戰線”。三是回答事關全局中的具體細節問題。毛澤東用文電指導戰爭，既有指揮千軍萬馬、氣吞山河的雄才大略，又有實際、具體、細緻入微的操作方法。他認為，戰略性質的細節與其它細節不同，是不能出差錯的。1951年，朝鮮停戰談判即將開始，雙方商定在開城談。毛澤東敏銳地抓住這件大事，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對談判的指導上，對“清除談判地區的地雷”“空軍不進駐朝鮮機場”和“發言稿不能引起對方一句無謂的批評”等細節進行縝密思考，確保不影響、不干擾大局。四是及時指出未來需要注意的問題。毛澤東總能比別人先見一著，對各種錯綜複雜的問題能及時提出明確而切合實際的對策。比如，在解放戰爭即將勝利時，毛澤東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作了《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估計了中國革命勝利以後的國內外階級鬥爭的新形勢，及時地提出要預防資產階級“糖衣炮彈”的襲擊，做到“兩個務必”。
指出解決問題的原則和具體辦法。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後，華北戰局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變化：以國民黨為主體的陣地戰已經退居次要地位，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敵後游擊戰爭開始處於主導地位。毛澤東敏銳地看清戰局的這種變化，接連發出指示，為八路軍在山西的行動規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針，為我軍的壯大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發揮了重要作用。1938年3月，根據當時國內外形勢和抗日以及與國民黨鬥爭的需要，毛澤東就“中共中央軍委指導問題”致電朱德、彭德懷、八路軍各師及晉察冀軍區：“軍委有時提出具體作戰意見，但是建議性質，是否切合情況，須由朱、彭按當前敵情情形加以確定，軍委不加干涉”。在朝鮮戰爭緊急時刻，毛澤東在國內進行緊急準備的同時，鼓勵兄弟國家的人民，“立即北撤軍隊，撤不了的就地打游擊”，這樣的具體辦法，能讓處在危險環境中的人們鎮靜下來，並增長勇氣和希望。
【原文分別載於《黨建》雜誌2018年第10、11、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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