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解放战争的硝烟渐渐地褪去, 一个崭新中国的建设正待兴起。
鞍钢, 这座国内最大的工业联合企业, 也开始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尝试领导与组织大规模工业建设的第一座基地。自1948年3月到1954年年底, 党中央及中共中央东北局先后抽调了500多名地县级以上领导干部, 投身鞍钢的恢复与建设, 史称“五百罗汉”。
鞍钢“五百罗汉”的构成, 可谓来自五湖四海, 涉及国内大多数省份与地区。按建国初期的行政区划, 涉及到全国六大地区中的东北、华北、华东、中南等四大地区。动员几乎全国的力量, 向一个企业调派如此大规模的地县级以上领导干部, 在共和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1951年秋, 鞍钢“三大工程”即将启动, 靠现有不到200名领导干部, 同时应对生产和基建两条战线的繁重组织领导工作, 已经捉襟见肘。当时, 鞍钢首任经理李大璋在北京做手术, 出院后就解决干部问题, 写了一个报告直接呈送给毛泽东主席。同时, 东北工业部也向中央及有关部门提出了建议。毛泽东阅过这个报告后, 当即批转给了政务院财经委副主任兼重工业部部长李富春。不久, 李大璋接到重工业部代部长何长工打来的电话, 通知他马上到北京来, 同时电话通知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也到北京来, 让李大璋和汪道涵面对面打交道, 一起研究从华东地区抽调干部的事宜。当年的12月13日, 李富春亲笔给周恩来和毛泽东写报告, 请求动员全国有关方面的力量帮助鞍钢的恢复与改建。毛泽东于17日亲笔批示:“完全同意, 应大力组织实行。”1952年3月19日, 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党组请示党中央和毛泽东, 提出:“集中全国力量, 特别是技术人员, 首先进行鞍钢的恢复与改建工程, 争取迅速完工。”5月4日, 中共中央批复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党组的请示报告, 向全党、全国发出动员令:“要集中全国力量, 首先恢复和改建鞍山钢铁公司。”
从全国各地抽调地县级以上领导干部支援鞍钢, 由此开始并持续两年多时间, 其中以华东地区调动的干部最多, 遍布山东、江苏、安徽、浙江、福建5省。同时, 为筹建武钢和包钢, 中南局和华北局也分别抽调了一批领导干部前来鞍钢挂职锻炼。据初步统计, 调入鞍钢的地县级以上领导干部超过300人。至此, 先后调入鞍钢参加恢复与建设的地县级以上领导干部总数超过500名。
在许多经历革命战争考验的领导干部心目中, 鞍钢既是神秘的又是神圣的。战争年代, 他们从战争中学会了战争;和平年代, 他们更渴望从建设中学会建设。虽然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不懂工业, 但他们从战争中学会的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在鞍钢运用得尽善尽美。进入工厂后, 他们很快与工人群众和技术专家建立起了血与肉的联系, 形成了鱼与水的关系, 从中也学到了知识, 学到了技术, 学到了经验, 由外行变成了内行。
新中国钢铁工业的领导骨干力量就是这样迅速成长起来的, 并成为了当之无愧的钢铁脊梁。由他们率领的新中国第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基建大军, 迅速从鞍山走向全国, 在长城内外、在长江两岸, 在西北“大三线”、在西南“大三线”, 摆开了钢铁建设战场。正如当年追随鞍钢“五百罗汉”援建攀枝花钢铁项目的赵忠玉 (后曾任攀钢董事长) 所形容的那样:“凡是中国的钢铁厂就一定有鞍钢人, 凡是没有鞍钢人的钢铁厂就一定不是中国的钢铁厂。”
历史上, 鞍钢“五百罗汉”中较大规模的调出至少出现过4次。第一次出现在1954年年底, 鞍钢实行生产、基建和设计“一分为三”, 基建和设计系统从鞍钢整体划出, 分别组建隶属重工业部的鞍山黑色冶金建设公司 (简称鞍建) 和鞍山黑色冶金设计院。第二次出现在1956年重工业部改组为冶金工业部后, 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组建冶金厅局, 急需抽调领导干部充实加强冶金各级管理机关, 鞍钢“五百罗汉”中的一部分领导干部相继被调派到冶金部各个司局和13个省市自治区冶金厅局。第三次出现在1957年至1960年间, 包钢、武钢的建设再度上马, 以加快形成鞍钢、包钢和武钢“三足鼎立”的钢铁工业格局, 按照“对口支援”的原则, “五百罗汉”中的又一批领导干部调出鞍钢。同期, 正是全国各地处于大上钢铁的“大跃进”时期, 鞍钢共支援了全国38个单位, 调出副经理4名, 厂矿处长58名。至此, 鞍钢“五百罗汉”已经调出了超过五分之三。第四次出现在1964年至1969年间, 西南“大三线”建设拉开帷幕, 西北“大三线”建设再度重启, 鞍钢“五百罗汉”中仅剩的一部分能够调动的力量又出征“大三线”。
在新中国冶金基本建设史上, 鞍钢“五百罗汉”作为一个英雄群体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尽管鲜见文献记载, 甚至不为大众所知, 但这个英雄群体所建树的卓著功勋却是可圈可点、可歌可泣的。他们中的许许多多人将终生奉献给了共和国的钢铁事业, 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1958年, 西北“大三线”钢铁建设拉开帷幕, 原负责基建施工的鞍钢副经理赵北克 (时任“鞍建”经理) 亲自率领3万人的基建队伍整建制调往嘉峪关。
挥师远征大西北, 正当中年的赵北克可谓意气风发, 踌躇满志, 决心用4年时间在这里建设一座年产400万吨钢的钢铁联合企业, 创造一个前所未有的建设速度。在当年年底, 举行的高炉、焦炉、矿山、铁路、热电站、水源地、机总厂等7大工程全面开工典礼上, “让祁连山低头, 让北大河让路!”“让镜铁山献宝, 让戈壁滩变天堂!”等大幅标语, 展现出了建设者们的豪情壮志。然而, 风云莫测, 世事难料。伴随着基建战场在戈壁荒滩迅速摆开, 日趋紧缩的经济形势也初露端倪, 计划投资开始压缩, 直至最终工程全部下马。
“酒钢一年以后一定要继续建设;队伍一定要回来;酒钢建制一定不能变。”
在疏散动员大会上, 赵北克几乎是对着大地在呼叫, 几乎是对着天空在呐喊, 发自心底的“三个一定”振耳发聩, 在会场的内外、在人们的心中, 久久回荡。当他充满着依恋, “一事三蹙额, 一步三回头”, 走出戈壁前, 特意叮嘱留守的人员, 给他留一个位置, 他还要回来与大家一起奋斗。
60年代中期, 偃旗息鼓了3年多的酒钢建设二次上马, 当年的大军统帅赵北克期待重新杀回来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然而, 他没有能够如愿以偿地重返边关, 但令他欣慰的是老搭档、原负责基建供应的鞍钢副经理王文傲然屹立在戈壁, 由本钢经理转任酒钢建设总指挥。
对钢铁建设倾注了满腔热血的王文, 一到酒泉就迫不及待地登矿山, 看地形, 跑现场, 访群众。他带领工作人员到远离城区的镜铁山、野牛滩等荒山僻野, 察看矿产资源。在给家人的信中, 从字里行间足以想象得到王文当时兴致勃勃、充满自信的神情, 他写道:“我今天登上了海拔4500米的镜铁山, 说明我的身体状况很好, 看来可以为党和国家再工作20年, 再建设出两个钢铁基地。”可是, 他的身体却越来越不能配合他的意志, 日渐垮下。组织上强制王文暂时离开, 回到本溪休养。
直到1971年, 冶金部考虑到王文的身体状况, 准备安排他去条件好的地方工作, 他却坚持要重返酒钢。此时, 酒钢距“两年准备、八年建成”的目标已经时间过半, 他要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1971年春夏之交, 王文从本溪动身, 先到了北京, 已买好了返回酒泉的火车票。从北京临上车前, 肝病发作, 他无奈地住进了同仁医院, 经确诊为肝癌晚期, 生命的烛光已经燃烧到了尽头。得知王文病危的消息, 许多人从酒钢匆匆赶来。
“…….我病好了跟你们一块干!”临终前, 共和国钢铁战线上的一员猛将王文, 依然雄心不已, 坚信壮士不倒, 却壮志未酬, 1971年11月2日病逝于北京, 时年59岁。
1964年, 西南“大三线”钢铁建设正式启动。两年后的2月, 正在病榻上的鞍钢副经理陶惕成奉命挂帅出征乌蒙山区, 率领18000人的基建大军包建水城钢铁厂。
在“天无三日晴, 地无三里平”的崇山峻岭之中, 陶惕成和大家一样, 同住潮湿的帐篷, 同在大食堂就餐。家里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 特意从鞍山捎来蜂蜜、苹果, 陶惕成及时回信叮嘱道:“这里的老百姓很穷, 职工也很艰苦, 这样做影响不好。”到水城不久, 冶金部拨给会战指挥部5辆伏尔加轿车。陶惕成知道后, 立即将承办的负责同志找来, 让把车退回去, 严肃地说:“这里的老百姓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 我们怎能坐着轿车在这里充当中国的洋人呢!我们在这里搞建设, 到处需要钱, 就是有钱也不能讲排场。”
其间, 陶惕成回过一趟鞍山。夫人杨素关切地问他心脏病的状况, 他如实地告诉她说:“有次和大家爬山坡, 在半山腰中, 心区痛了, 按照大夫所嘱:立即蹲下来, 果然一会儿就好了。”“哎呀!我真担心你的身体!”杨素不安地说。“不要紧, 只要按照大夫的嘱咐做, 没有问题。”他安慰着夫人杨素, 忽而又惊悟似地嘱咐道:“我万一出了事, 你可不能埋怨组织呀!这影响不好。”
正当陶惕成指挥千军万马, 大展宏图之时, 由“文革”引发的一场疾风暴雨, 很快侵袭西南“大三线”。在那一段时间里, 他操碎了心, 累坏了身体。面对瘫痪的工地, 他痛心疾首, 却并未消沉, 白天主持工作, 晚上接受批斗。
受命前往水城前, 冶金部部长吕东在东山宾馆召开的一次会议上, 与陶惕成诙谐地开玩笑说:“老陶, 水城艰苦, 你去吧, 如果真的累死了, 我们给你树碑立传。”没有想到, 一句戏言竟然变成了现实。1967年2月24日23时, 陶惕成因突发性急性胰腺炎出血, 倒在了工地的帐篷里, 终年47岁。去世前的3小时, 他还安排了要和基建处的同志讨论工程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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