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公鼎”如今收藏在臺北故宮博物院，是鎮館之寶之一。自1843年出土後的一百多年內幾度轉手，其中自1911年到1935年，毛公鼎一直藏在天津二十幾年，秘不示人，這段時間誰也沒見過這件國寶。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陝西岐山縣董家村村民董春生下地幹活，挖出一尊青銅器，有一尺多高，六十多斤，大口圓腹，雙立耳，三蹄足。古董商聞風而至，以白銀三百兩買下，帶到西安，賣給了古董商蘇億年。
毛公鼎
蘇億年與他的哥哥蘇兆年，和北京的金石學家、翰林院編修陳介祺交往多年。陳介祺藏有商周、秦漢銅器近四百件，另有大量璽印、石刻、陶器、磚瓦、造像等。他對蘇家兄弟以誠相待，不厭其煩地向他們傳授古器辨偽知識，所以三秦之地出土了重要器物，蘇家兄弟都會及時告知陳介祺。
咸豐二年（1852），蘇億年將這件青銅器帶到北京，陳介祺鑑定，認為這件青銅器造型渾厚凝重、飾紋簡潔古雅，應該是鑄造於西周晚期。鼎內密佈五百字銘文，內容大意是說：周宣王即位之初，重用毛公為其治理國家內外大小政務，賜給他大量物品，毛公為感謝周王，特鑄鼎記其事，傳示“子子孫孫永寶用”。陳介祺將這件青銅器命名為“毛公鼎”，花了一千兩銀子，從蘇億年手中購得此鼎，悄然運回山東濰坊老家，秘不示人。
毛公鼎拓本
毛公鼎銘文是西周青銅器中字數最多的，其書法是西周金文風格，奇逸飛動，筆意圓勁。陳介祺擅長墨拓技藝，拓制了毛公鼎銘文流傳於世。兩江總督端方研究金石學，蒐集青銅器。他見過毛公鼎的銘文拓本，卻未見過實物。陳介祺病故後，光緒二十八年（1902），端方派人找到陳介祺的後人，說嘉慶十三年兩江總督阿林保為祝賀嘉慶皇帝五十大壽，獻上“散氏盤”，今年是光緒皇帝三十五歲壽辰，他要向皇帝獻上毛公鼎。最終端方出資一萬二千兩銀子，強行買下了毛公鼎。不過時隔五十年，毛公鼎翻了十二倍，這個價格也還說得過去。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端方被派到四川鎮壓保路運動，被革命軍處死。端方的後人因家道中落，將毛公鼎帶到天津，以八千元的價格抵押在華俄道勝銀行。這是一家由俄國、法國與清廷合股組成的銀行，總行設在彼得堡，十月革命後搬到巴黎，分行設在上海外灘，天津英租界設有辦事處。
毛公鼎
曾有日本、英國、美國等國的藏家想從道勝銀行贖走毛公鼎，端方後人不肯同意。1926年華俄道勝銀總行因證券交易失利而破產，在華分行停業，所發行鉅額紙幣皆成廢紙。這個時候，英國記者辛浦森出五萬元向端方後人購買毛公鼎，端家還是沒同意。天津大陸銀行董事長談荔孫出面，將毛公鼎轉押到大陸銀行。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華北局勢撲朔迷離。北平圖書館將敦煌寫經、古籍善本、金石拓片、輿圖及部分珍貴的西文書籍裝箱後，也存放到了天津大陸銀行等較為安全的地方。
1932年9月4日上海《申報》載文：“……毛公鼎尤為稀世之珍……最近始為葉恭綽等集股贖回，本息共用洋八萬元，現在收藏於天津。”這是當時關於毛公鼎去向的較為準確的信息。
葉恭綽
葉恭綽是廣州番禺人，畢業於京師大學堂，是交通系成員，曾經擔任北洋政府交通總長。他花費大量財力，收藏了大量古籍文物、稀世珍寶，除了毛公鼎之外，還有王羲之《曹娥碑》、王獻之《鴨頭丸帖》、張純修《楝亭夜話圖》等珍品。
1937年抗戰爆發、上海淪陷後，葉恭綽準備到香港避難。臨行前，他秘密將七大箱文物寄存在上海公共租界英商美藝公司倉庫，毛公鼎就在其中。1940年，葉恭綽的姨太太潘氏為了侵吞葉恭綽的財產，向法院提出起訴，並向日本憲兵隊告密，說毛公鼎其實就藏在上海。
葉恭綽與友人
葉恭綽聞訊後，急忙跟侄子葉公超聯繫，讓他去上海，想辦法保護毛公鼎，決不能讓毛公鼎落到日本人手裡。誰料葉公超剛到上海，便被日本人逮捕。葉恭綽無奈之下又生一計，造了一隻假毛公鼎，派人偷偷帶到上海，交給日本人，日本人放了葉公超。葉公超帶著真正的毛公鼎，秘密逃到香港。不久後，香港被日軍攻佔，葉家又託德國友人將毛公鼎輾轉送回上海，由軍統派人保管。
抗戰勝利後，上海成立毛公鼎保管委員會，葉恭綽被聘為委員。一年後，毛公鼎由上海運至南京，收藏在“中央博物館”，後來輾轉南遷至臺北。1965年臺北故宮博物院正式建成，毛公鼎成為鎮館之寶，放在商周青銅展廳最醒目的位置，永不更換。（文：何玉新）
臺北故宮
毛公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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