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西洪小學》一文中說到，我於1961年到1963年在西洪小學讀書。西洪小學位於福州西門外的西洪路上，是福州倉山小學的分校，招收的學生都是福州軍區後勤部系統的部隊孩子，屬於子弟學校。西洪小學是我的啟蒙學堂，在這裡，我度過了一二年級的快樂時光。1963年秋季開學時，我離開了西洪小學，轉學來到了當年福州鼎鼎有名的實驗小學。
一、 記憶中的校園
當年，在福州市的小學裡，無論從知名度到教育質量，實驗小學都是首屈一指的。能夠來到實驗小學讀書，對你今後的考學、深造和人生規劃，都是大有裨益的。
福州實驗小學大門
實驗小學位於鼓樓區的東街上，學校的東面是旗汛口，西面不遠就是福一中。學校大門朝南，緊挨馬路。進入大門，是一個不大的小廣場，廣場的東邊是一個兒童樂園，有滑滑梯、蹺蹺板等兒童們的玩具，原來實驗小學還有一個幼兒園部。
正對著大門，是一座非常寬大的土平房。進入平房，一個寬敞的十字走廊把平房分為四塊。右邊兩塊是學校的幼兒園部，左邊的兩塊是學校的中樞，南房是校長和老師的辦公室，北房是會議室兼文藝活動室。學校全體老師都在南房一間大屋子裡辦公、備課和批改作業。當年，孩子們最怕老師撂下這句話，下課到我辦公室來一下！我曾數次被老師叫到辦公室談話，具體什麼事由早忘了，但沒有一次是好事。
平房的走廊非常寬，因為每天學生們上下學都要從這一條走廊經過。走廊的牆上，經常張貼著高年級學生的書畫傑作，供過往的學生們欣賞。出了平房，眼前豁然開朗，學校的廬山真面目展現在眼前。實驗小學有三座教學樓，分別是低年級樓、中年級樓和高年級樓，都是兩層的土木結構樓房。每個年級的教學樓前都有一個操場，學生們分別在操場上做早操。中年級樓裡還有一個音樂課教室，裡面有一臺風琴，學生們經常到這裡上音樂課。二樓有一個學校圖書館，聽說圖書館裡有很多藏書，但我們好像從來沒有借出過一本書。
高年級操場上有一個鞦韆架和沙坑，鞦韆架上掛著數個杯口粗的棕繩，用作盪鞦韆。每當下課，高年級的男孩們都迅速佔據了鞦韆，歡快地盪來盪去，我們低年級或中年級的孩子們，只有仰頭觀摩的份兒，在大孩子們愉快的笑聲中等來了上課的鈴聲。沙坑是用來跳高跳遠的，沙坑裡的沙子有年頭了，原來的黃沙都變成黑褐色了，這裡也是我們低年級孩子們最愛來的地方，每次到此玩耍後，指甲縫都是黑的。
在學校的西牆邊，有一個長方形的一層建築，這就是學校的禮堂。禮堂裡有舞臺，木地板，平時的主要功能是用來打乒乒球的。屋裡大概放了十張左右的乒乒球桌，球桌擺放的很有規律，從南到北，乒乒球桌以破舊的程度依次遞減，南頭的幾張乒乓球桌最新最好，到了最北頭的球桌，破舊不堪且東倒西歪；打球的人亦是如此，高年級的校隊的學生們在南頭，手握海綿反膠板，技藝高超，一來一往，煞有介事；我這些握著橡膠板或光板的中低年級孩子，只能在最北頭的幾張桌子上玩兒，而且一大堆人窩在那兒，一人打不了幾個回合就該上課了。低年級的孩子們即使打不上，也沒人敢到南頭去玩兒。
我的記憶裡的六十年代校園平面圖
高年級樓的北邊，是一排挨著學校北牆的低矮平房，這裡，就是學校的教工食堂和員工宿舍。教工食堂很小，看樣子只能供三、四十人蒸飯，員工宿舍也就是十來間非常簡陋的筒子房。記得文革初期，學校把幾個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師抓起來，就關在這裡。那時，我們部隊的孩子由於根紅苗正，被吸收為紅小兵，負責看管牛鬼蛇神。輪到我值班時，一大早，我到校傳達室領出鑰匙，來到關押牛鬼蛇神老師的房間，打開房門，讓老師出來透透氣；門開後，被關了一夜的老師出門的第一件事，就是急不可耐地端著夜壺撒丫子直奔廁所。
二，我的老師們
實驗小學，張開懷抱，歡迎我的來到。在這裡，我讀了五年書，從1963年到1968年。五年裡，許許多多優秀的老師啟蒙教育了我們，園丁們把他們的知識和才學傳授給了我們，使得我們能夠在人生受教育的初始階段，聆聽了他們精彩的教學，吸收了知識的養分。很多老師留在了我的心底，尤其是班主任的印象更加深刻。1968年至今，一別50年，中間居然沒有任何聯繫，更不要說見面，也沒有他們的哪怕是一星半點兒的信息。就這樣，我仍然記住了他們中間我最熟悉的幾位老師的名字、模樣和音容笑貌。
首推我兩任班主任。從1963年的二年級到1965年的四年級，我的班主任是實驗小學的教導主任張淑莊；1965年三年級到1968年畢業，我的班主任是鄭李端。張淑莊老師的名字一聽就是女老師，鄭李履端則是男老師。二位班主任陪同我們一起走過小學的五年時間，當然印象極其深刻。
張淑莊老師大概30多歲，梳一個當年很流行的知識女性的齊耳短髮，顯得幹練知性。她即是實驗小學的教導主任，也是優秀的語文老師，還是我們的班主任。在班上，我不屬於優秀學生，既不是班委也不是隊委，當然不在老師的眼界之列。之所以我能被張老師餘光掃到，就是我的作文在班裡眾多學生中屬於上佳。小學生最忌寫作文，老師一佈置寫作文大家都會撮牙花子。可我偏不，一說寫作文，打開方格作文本，提起筆來，雖不是妙筆生花，但至少一氣呵成。每次，作文基本都在“優”字行列。記得我的一篇遊記作文《登金雞山》頗具文采，張老師讚賞有加，還在班裡作文講評會上作為範文好生評價了一番，搞得我既飄飄然又羞羞赧。文革初期，我善於作文的一技之長得到了充分發揮，四年級的我，居然能炮製出一篇聲討牛鬼蛇神的《勒令》檄文。雖是應用文章，沒什麼文采可言，而且抄襲成分頗多，但格式規範，語言鏗鏘，雖不振聾發聵，至少令人生畏。然後印成傳單，到處發放，表示我們紅小兵也響應老人家號召參加文化大革命。
如今的金雞山
鄭履端老師20多歲，正是年輕氣盛，瘦瘦的身材，稜角分明的臉龐上駕著一副眼鏡。他也是語文老師。語文老師當班主任得天獨厚，對語言文字得心應手的駕馭使得他們更容易做學生的思想、教育和引導工作。鄭老師語文水平不錯，尤其寫的一手好板書。他擅長仿宋，粉筆字在黑板上工工整整、稜角分明。鄭老師也很嚴厲。你想啊，在那樣一種年代，平時斯斯文文的孩子都蠢蠢欲動，調皮淘氣的孩子基本都要上房揭瓦了。他帶我們班的這幾年實屬不易，特別是文革期間，學校基本停課停學，小學校園居然也和社會上一樣，亂成一鍋粥，他靠著年輕氣盛，把大家管的服服帖帖。每當學生們做錯了什麼，他會在講臺上一刻不停地訓大家半小時，訓夠了，大家才鬆一口氣。實際上，我們的小學生涯也就到四年級，五年級和六年級基本沒有上過課，有的話，也是學工學農軍訓，昏昏噩噩地度過了兩年，到了1968年夏天，我們小學畢業了。鄭老師作為我們小學的最後一任班主任，甚是沒有告別就分別了。
除了我的班主任我記住了他們的名字外，其它曾經給我們授過課的老師名字基本都沒有記住，唯獨一位年輕的女老師，名字居然牢牢地留在我的記憶裡。她就是我的算數（那會子尚未叫數學）老師何光齡。有人問了，為什麼其它老師都沒有記住，偏偏記住這位年輕的女算數老師呢？是不是很漂亮？你還別說，英雄所見略同。大概讀三年級時，有一天開學後的第一堂算術課，班主任張老師領進課堂一位卻生生的年輕女老師。張老師介紹說，這是你們的新算術老師，叫何光齡，今年剛剛來到我們學校教大家算術，大家歡迎！就這樣，我認識了這位不到20歲的女算術老師。何老師眉清目秀，圓圓的臉龐上充滿和氣，兩條過肩的辮子又粗又黑，一笑起來彷彿春天來了。這麼漂亮的女老師站在講臺上，都讓我情不自禁地喜歡上了她的算術課。她一直教我們到四年級。
還有一位音樂老師給我留下的印象極其深刻，他的名字叫林楓。林老師高高瘦瘦，好像40掛零。他給我們的印象，與其說是音樂老師，不如說是說書老師。同學們很喜歡上他的音樂課，因為老師除了教大家唱歌外，還給大家講故事。要知道，小孩子們最愛聽故事，林師就抓住了孩子們的心理，讓大家認認真真聽課，認認真真唱歌，認認真真學會。學會了唱歌還未到音樂課下課鈴聲，林老師就會講一個故事來犒勞大家剛才的認真。顯然這是一種激勵，結果屢試不爽，形成規律。林老師瘦瘦的身軀裡不知哪裡來的那麼多故事，或許是老看小人書或《故事會》什麼的。但有時我發現他也會生編硬造故事，一點兒都不精彩，有點兒糊弄人！每當此時，我注意力顯然轉移，斜眼看看同桌的女同學，她仍津津有味地沉浸在林老師自編自導故事情節裡。從此我悟出一個道理，故事可以用來編的。不管怎麼說，林楓老師的音樂課，給我們留下無數精彩的故事。非常可惜的是，他講的那麼多的故事居然一個也想不起來了。
還有教我們美術課的林之本老師，教我們體育課的鄭霖老師；當然，還有當年的校長梁孝忠等等，他們，或深或淺地都會在我的記憶中出現。
三，我的同學們
同班五年，如果擱在大學，同學之間肯定終身難忘；如果放在中學，同學之間也會記憶猶新；放在小學，同學之間基本記憶模糊。再好的記性，分別50年，又無交往，能夠記住同學名字的不是天才就是鬼才。我既不是天才也不是鬼才，所以只記住了幾個人，印象比較清晰的，一個名叫甘曉笛，一個名叫陳保力。
甘曉笛之所以能夠被記住，就是他會打架，在班裡打架排第一，會打架的孩子一般都會被崇拜，成為大家的頭兒。文革期間，我們紅小兵也模仿大人鬧革命，但不知道做什麼才算鬧革命。甘曉笛出主意，我們可以乘坐公共汽車，在車上為乘客誦讀老人家語錄。一拍即合，我們在五四路口登上了去火車站的5路公共汽車。那會兒，只要是革命，公共汽車的售票員也不敢阻攔我們，我們也不買票，大搖大擺地上了汽車。上車後，售票員一看上來了一群10歲左右的毛孩子，氣不打一處來，乜斜的眼睛裡都是眼白。本來開往火車站的公共汽車就擁擠，無端又上來一群不該上來的自稱鬧革命小學生，又沒法往下轟，只好忍著。在車上，甘曉笛帶著我們隨著汽車的搖搖擺擺、晃晃悠悠，斷斷續續地念了幾段最高指示，車就到站了，這一段短暫的“革命”宣告結束。
還有一次，學校組織登鼓山。上山時，我們跟著老師走石階登山。下山時，甘曉笛出主意不走階梯走山路，結果，我們班的30幾個男孩子在他的帶領下，漫山遍野地亂竄，尋找下山的路。走著走著，眼看離山腳只有兩、三百米時，一個瀑布群赫然橫亙在我們面前，後來才知道，這就是鼓山著名的“天石灘瀑布群”。瀑布不寬，大概二、三十米左右，秋天枯水季節，瀑布基本沒有水，但是黝黑的岩石上青苔密佈，一看就很滑溜。最要命的是瀑布自上而下非常陡，坡度至少在七、八十度。如果我們要下山，必須要邁過這個瀑布，否則無路可走。到底是初生牛犢不怕虎，我們手拉手慢慢趟過瀑布。走在瀑布的岩石上，朝上看，涓涓細流流往下流，朝下看，光滑的岩石一直延伸到看不見的山腳，大家心裡頓生一絲害怕。就在我們即將趟過瀑布時，只聽一聲慘叫從瀑布上方傳來，大家不約而同朝上看，只見班裡的一位同學屁股和後背著地，順著瀑布岩石飛速滑下來！卻原來，還有幾個同學是從我們上方的瀑布趟過去的，誰知這位同學腳下一滑，就出溜兒了下來。所有人都心裡一涼，完了！誰知老天有眼，瀑布上的一個被水流衝擊出的凹坑，居然擋住了迅速下滑的快要自由落體的同學。此刻，他已經滑行了20多米，如果沒有這個坑，只有到200多米的山腳見了。真是不幸中的萬幸！同學的毫髮無損，著實把甘曉笛和我們都驚出一身冷汗。
鼓山瀑布
陳保力被記住，完全是因為他有畫畫天才。他完全是自學成才，小時候喜歡寫寫畫畫，慢慢畫出一些名堂。當然，他喜歡畫人物，尤其擅長畫連環畫。陳保力天生左撇子，用一支鋼筆作畫，我們習慣了右手寫字的人看了好生彆扭。文革期間，課堂紀律鬆懈，陳保力可以乘機作畫。他把大白紙裁成巴掌大小，裝訂成冊，然後替同學們畫小人書。有一次，他得閒暇，我便喊他為我作畫一本。他便答應，替我畫了一本反特連環畫《夜半鈴聲》，故事情節大概是解放初期我軍偵查員破獲美蔣特務的故事。十幾頁，很精彩！
2019年春節期間，我回到了福州。有一天，我從旗汛口沿著東街向東走，忽然一個沿街大門出現在我眼前，定睛一看，大門旁圍牆上“福州實驗小學”六個大字赫然入目。母校，一別50年，今天我又看到你！寒假期間，校中無人，只有傳達室裡一位依拔。我試探地問問，能否進入？依拔問，你是誰？我答道，這是我50年前的母校！依拔說，都放假了，裡面沒人。於是，我隔著柵欄們往裡瞅，原來一進門的大平房已經被一座高大的教學樓所取代，整個校園被此建築完完全全地擋住了。無奈之下，我留下兩張照片，權且作為對我50年前母校的一種懷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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