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界』欄目是界面文化每週一推送的固定欄目，我們會選擇上一週被熱議的1至2個文化/思想話題，為大家展現聚焦於此的種種爭論與觀點衝突。本週的『思想界』，我們關注武漢大學賞櫻衝突和電影《地久天長》引發的討論。
武大賞櫻衝突：櫻花和服是日本侵略的符號還是文化交流的見證？
3月24日下午，一名青年男子穿著類似和服的服裝，前往武漢大學賞櫻，遭到校方保衛人員制止，繼而引發肢體衝突。網傳視頻顯示，兩名男子被四名保衛人員毆打併按壓在地，衣著類似和服服裝的男子大聲重複喊道：“憑什麼打人？” 並稱“我穿的是唐裝。” 視頻還顯示武大學生拿著手機拍攝衝突畫面，保衛人員喝令他們把手機收起來，不準拍攝。隨後，學生和保衛人員討論起櫻花從何而來。一名保安人員說：“櫻花是從中國去了日本，從日本回了中國。”
這一事件在網絡上引起熱議，能否穿和服進武大賞櫻花成為焦點。有網友稱身穿有身份象徵的“日本和服”在侵華歷史關聯地招搖過市是遺忘歷史、傷害國民情感的行為，男子被毆打罪有應得。有評論稱穿“和服”男子為“精日分子”，並稱：“對和服有牴觸情緒”“把櫻花剷除了吧！看見櫻花，就像看見皇君！”另外，也有異議者認為將著裝的個人選擇上升為“親日叛國”行為的論述未免過於上綱上線，是狹隘的民族主義，並感嘆憤怒者脆弱的愛國心。究竟穿和服賞櫻是個人趣味還是事關民族氣節？我們真的可以將日本元素的“和服”與“親日”直接掛鉤麼？這樣簡單粗暴的指認，一方面片面簡化櫻花背後的中日曆史，僅僅將之放置於封閉的日侵時期，另一方面則忽視了文化彼此嵌入的全球化時代，很難將單一的文化元素和國族身份直接掛鉤的事實。
3月25日23時許，武漢大學官方微博發佈《關於兩名遊客與校園安保員發生衝突的情況說明》回應衝突事件，聲明將衝突歸咎於兩名遊客中一人未辦理預約賞櫻手續，在安保員查證勸離過程中雙方從語言挑釁發展為肢體頂撞，而對沖突現場的“和服”爭議卻隻字未提，文末以“希望公眾遵守學校賞櫻預約規定，在校期間舉止文明、服飾得體”曖昧表態，似有所指。
聲明並未平息事件，反而促進輿論繼續發酵。批評者指責武大的和服規定有違大學應有的“自由與包容”，同時曖昧的表態未能承擔學校應有的公眾輿論引導責任。公眾號“狐度工作室”發文《隻字不提和服賞櫻爭議，武大回應有違大學之精神》，作者徐媛認為雖然近年來未有頒發禁止和服的書面規定，但校方依舊有“不能穿和服賞櫻花”的口頭規定。武大賞櫻服飾要求政策前後有變動：2002年武漢大學《關於櫻花開放期間校園管理的通知》指出：“不允許在校內穿和服照相”；2005年的通知則刪去這一表述代之以“不允許在校內經營和服出租”。儘管書面表述被刪除，但類似事件依舊發生：2009年，一對穿和服的母女站在武大櫻花樹下合影被十幾名年輕人聲討驅趕。
儘管如此，聲明中，武大卻“三緘其口”，“服飾得體”的含糊表述未能平息公眾領域中的爭議。作者認為民間輿論場屢屢被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裹挾，趨向於將服飾之爭上升到愛國之爭，這種極度簡化的思考方式和想象力，無助於公共問題的討論與公民素質的提升，同時也無法形成理性的公共空間。而大學作為“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學府，本應將“培養具有獨立思考能力和批判性思維”作為其職責與使命，應該有勇氣面對現實中的敏感議題併為公眾作出立場鮮明的輿論導向，而不是含糊其辭，避開雷區，龜縮其後。作者指出，正是學校遮遮掩掩的曖昧姿勢推波助瀾了公共社會中“極端化”的狹隘民族主義言論。
另一方面，我們也很難剝離武漢大學的“櫻花”內蘊的複雜中日曆史關聯來看“賞櫻風波”。發表於2015年3月“澎湃新聞·私家歷史”的文章《武大賞櫻正當時：珞珈山的櫻花從哪裡來》中，作者武大校友吳驍詳述了武大櫻花歷史的來龍去脈：珞珈山校園最早一批櫻花樹源於1939年春日軍侵佔期間從本國運來的櫻花木苗所植，以緩解日本傷員思鄉之情，同時也有炫耀武功和長期佔領之意，是日本侵華的罪證。抗戰勝利後，武大師生歸來面對侵略者遺物最終以銘記歷史之意決議保留櫻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櫻花則以友誼使者的身份再臨珞珈：1973年日本友人贈送周恩來總理的櫻花轉贈了20株給武大，後來1983年、1987年、1992年都有日本友人因中日友好關係以日本櫻木贈予植於武漢大學校園內。
櫻花最早起源於中國，於1000多年前傳入日本，而今已成為現代日本的身份象徵。其短暫徇爛的生命壯烈感與日本現代軍國主義的形塑不可分割，日本櫻花在中國的散落同時也銘刻了20世紀日本對外侵略擴張的軍國主義道路；另一方面，被作為禮物贈予的櫻花也成為中日建立友好關係的見證。櫻花背後複雜而多層的意味使得國內賞櫻者陷於多重倫理選擇：我們無法抽離於日本侵略者佔領武大的歷史之外來理解武大的櫻花；但同時，將櫻花、和服等日本元素簡單地等同於日本民族並一味地排斥和拒絕，以表達狹隘的民族主義與愛國情緒，在已然不同於上世紀政治格局的當下，則顯得不合時宜。
禁止和服賞櫻的觀點忽視了櫻花本身具有的歷史複雜性，同時也暴露出政策制定者與批評者所採取的歷史立場的悖謬性。史學學者雷頤撰文《櫻花與和服折射中日關係》發於“愛思想”平臺，指出武大不斷地弱化“櫻花”背後日本歷史侵略事實，相比而言更強調其作為中日友好建交的標誌與櫻花的觀賞性，但同時不可著和服觀賞的書面或口頭規定則又呈現其矛盾的態度。這種立場的矛盾性同樣在這些“聲討”“怒罵”穿和服者的觀賞者身上展示：他們一邊站在民族、國家的高度以“忘記歷史是可恥的”“賣國賊”“精日分子”討伐身著和服賞櫻者，另一方面他們自身又陷於欣賞有日本國花之稱，與上個世紀日本軍國主義有千絲萬縷關係的櫻花的美麗之中。雷頤認為“這種種矛盾曖昧其實是近代以來日本侵華、當代日本又高度文明發達，中國對日本那種‘既恨又愛’或者說羨恨交加的複雜心態的典型反映”。
值得注意的是，辱罵著和服者的“愛國主義者”呈現的悖謬歷史立場不僅僅是“羨恨”的複雜情緒所造成，同時也顯現了：文化相互嵌入並互相滲透的時代，在文化元素和國族身份之間確立單一而孤立的關係，已經成為不可能。文化並沒有絕對的封閉性，北京服裝學院楚燕教授接受新京報採訪時稱：“和服通常意義上是日本的傳統服飾，已經形成標準的服裝制式，但也肯定是受到中國傳統服飾的影響，和服和漢服有相似之處”。
公眾號呦呦鹿鳴發表文章《尚“武”櫻花》提醒我們，穿和服不能賞櫻的規定忽略了這樣的事實：國與國之間的文化交流日漸迅捷與豐富，並且以全球貿易的商品體系嵌入到個人的衣食住行之中。每年武大浪淘石文學社都會向海內外高校發起櫻花詩賽徵稿。2016年，一則帶有武大櫻花的旅遊宣傳廣告登錄日本東京街頭，邀請日本人來賞櫻。另外，將和服作為日本元素加以絕對地排斥則忽視了日本元素早已滲透入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的事實，包括辱罵者身上穿的優衣庫、無印良品的服飾；開的日本品牌車；用的日本護膚品、化妝品與生活用品。甚至現代漢語的很多詞彙都是從日本直接引進的，例如，解放、民主、法律、文明、文化、勞動、工業化、政治、哲學、經濟、商業、科學等等。《漢語外來詞詞典》收錄了日語外來詞1000條左右，而詞彙的引入也間接影響了漢語的構詞和文法。由此觀之，辱罵和服者片面而簡單地將和服與日本民族直接等同，以道義姿態指責他人彰顯個人愛國情緒，與此同時，他們又選擇性地忽視了個體已然置身於文化彼此滲透、無法剝離出所謂純粹的民族特質的全球化時代。
《地久天長》的悖謬：個人式的苦難命運與家庭倫理侵蝕了歷史本身
近日，王小帥執導電影《地久天長》在國內公映並引起熱議。作為王小帥“家園三部曲”的首部作品，電影講述了兩個家庭之間跨越三十年的悲情與糾葛。耀華、麗雲夫婦與海燕、英明夫婦同為摯友，也是社會主義工廠的同事和鄰居，並在同日同月生下兒子劉星、沈浩。改革開放初期，時值計劃生育政策執行之時，作為負責計生的副主任的海燕強行要求打掉麗雲肚裡的二胎，手術發生意外，麗雲再也無法生育。這之後麗雲的獨子劉星和沈浩去水庫玩耍時意外身亡。正值國企下崗潮，耀華、麗雲夫婦二人南下謀生，他們大半輩子都無法抹去喪子之痛，也無法面對昔日好友。
導演有意將普遍的喪子故事放置於中國近三十年變遷的歷史脈絡中，以個人際遇講述社會變遷，“歷史”的敘述與展演佔據電影重要的文本空間，同時也成為諸多電影評論的焦點。讚賞者認為電影觸及社會變遷的集體記憶，講述被時代裹挾的個人命運，使得電影的悲情具有厚重的歷史感。批評者則詬病影片中歷史的鋪展成為其瓦解歷史的起點。《地久天長》的歷史書寫與其說是對歷史的重述，不如說它搭建了一個精緻而華美的社會變遷的時代空間，同時又一次次地將之拆卸、摧毀，最終個人式的苦難命運與家庭倫理侵蝕了歷史本身，由此電影以“書寫歷史”的姿勢遮蔽、消解了歷史。
社會主義歷史空間的鋪展和由計劃經濟轉向改革開放的歷史過程，是王小帥電影一貫的內容和敘述邏輯，隱含著創作者的歷史立場和態度。發表於公眾號“一顆土逗”的《：送給當下的一顆安眠藥》概括了王小帥作品對社會主義空間的“執著”與“痴迷”：其以往的電影創作《青紅》《我11》以及《闖入者》，都離不開巨幅畫像、貼滿口號的宣傳牆、豆腐塊的單元房以及千篇一律的藍色工裝。這些元素構成了王小帥所抽象的“社會主義工廠”的普遍化特徵。另一方面，歷史空間最終卻是“出走”與逃離的起點：逃離社會主義壓抑的工廠，逃離堅硬的國家政策與意志。主人公麗雲與耀華從社會主義的工廠逃亡到改革開放前沿的南方，影片也從計劃生育的集體時代走向了人性溫情的迴歸。在作者看來，電影中集體時代的歷史空間的鋪陳僅僅是作為上世紀80年代人性書寫的起點和反照出現的，這種前後的對照，事實上是以經濟理性的個人話語來否定集體時代的歷史傷痛，為市場經濟的社會秩序提供合理性。
另外，歷史空間的再現也成為苦難敘述的重要方式，接續不斷的時代悲劇將觀眾裹挾進奔湧不止的悲情淚水，對悲傷的沉浸化解了歷史反思的可能。在發表於“騰訊·大家”《：若批判不真誠，則苦難無份量》一文中，作者許雲澤認為歷史空間的再現書寫成為導演肆意渲染悲情的工具。作者指出以《地久天長》為代表的“傷痕電影”已初具規模，同類型的題材還有張藝謀的《歸來》、馮小剛的《芳華》等。這些電影對苦難的書寫是氾濫的，同時又是抽離個體的，個人悲劇被放置於時代背景之下肆意地渲染悲情。文章援引青年學者白惠元的說法，認為《地久天長》延續的是苦情戲的傳統，提供勻速發生並不斷堆砌的苦難，但無法提供深入的質詢，要求觀眾沉浸於悲情與淚水，而不是獲得批判的視角。苦難敘述迎合了對上個世紀末苦難感到陌生的新一代觀眾，影片只需要提供表層的苦難亦或是一種類似苦難的氛圍就足矣，觀眾利用自備的知識結構和經驗完成簡單的時代控訴。這種單一的結構延續了傷痕文學中對控訴的簡單處理，即注重慘痛的渲染而放棄對人格的刻畫。
具體而言，悲情對歷史的消解是通過對家庭倫理秩序的肯定、人性良善的期待來實現的。電影通過具有時代性的符碼提示著歷史的在場，但同時又不斷地以家庭倫理、善意的友情來遮蔽和消解歷史。餘琴雅發表於“澎湃新聞·思想市場”的文章《歷史反思的錯位：轉嫁給人倫關係的制度問題》認為電影對時代以及生存其中的人物的刻畫都過於浮於表面。時代記憶的空間——包括工廠、筒子樓、單位醫院，成為電影的敘述符號，主人公被放置於時代變遷元素內部，以此串聯起所有關於上個世紀末的時代風潮——返城知青、83年嚴打、下崗、下海，遷徙，以及對南方與外國的想象。但電影又僅僅停留於走馬燈式的流轉，逼近歷史的同時又呈現了一種刻板的歷史想象。電影過於希望建構一個華麗而完滿的歷史景觀，人物只是巨大的歷史空間內部的點綴，在時代變遷中呈現單一而呆板的受害者面龐。
電影一方面揭示社會制度結構性的不公，但又將制度的不公轉嫁於命運的巧合與親人朋友的倫理關係上，通過一連串的偶然與倫理困境的設置，電影將一個厚重多層的歷史文本處理為個人恩怨的家庭倫理劇。女主人公不能生育之苦原本是制度性的結果，而電影卻以海燕的懺悔與沈浩的坦白化解，制度性的批判被消解為人性善惡的議題，似乎人性的良善足以埋葬歷史的傷痛。茉莉與耀軍一夜情意外懷孕、養子的出走以及麗雲的自殺未遂，這些核心情節的設置都將主人公的人生苦難編織進倫理的困境與命運的巧合，從而削弱了電影對時代的批判，“究竟是制度造成了電影中人的悲劇，還是命運，在這部電影這裡成了一個模稜兩可的議題，也讓電影裡對時代環境書寫的意味變得更加曖昧不清。”
歷史無法彌補的傷痛與制度性的不公、暴力在電影中被家庭倫理消解掉了，主人公所面臨的不幸全部集中在了“兒子劉星去世”這個意外事件上，時代悲劇被簡化為獨子的意外死亡與“無法生二胎”的生育問題，而最終電影也以養子歸家、子孫延續的“完滿”家庭圖景來告別歷史傷痛，同時也建構了傳宗接代為重的男性家長制的家庭範式。人情的失落和美滿取代了對歷史的反思與叩問，“將歷史包裹、軟化，並最終侵蝕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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