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如果美國當局及日本、韓國在當今朝鮮半島按照他們的意願得手，美軍就可能駐紮在我國鴨綠江邊。接著他們就會在我國東海和南海繼續和接連“要價”，製造各種事端，甚至聯合其他盟國，採取更大的動作，使我國周邊出現毛澤東67年前就擔心三把刀子同時襲來的局面。當然，即使是三把刀子同時襲來，美國的第一願望也是企圖使我國在事關領土主權、金融、規則規制、意識形態等安全方面作出重大的實質性的讓步，讓其不戰而屈我之兵，使蘇聯在一片和平之聲中亡黨亡國的悲劇在我國重演。
2017年1月1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中明確提出：
【“人類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期。”[1]】
這一判斷十分重要，完全正確。
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
【“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鬥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的鬥爭。”[2]】
習近平同志是黨的十八大報告起草小組的組長。在報告起草過程中，他力主把“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寫入大會報告。黨的十八大之後，習近平總書記又多次強調：“必須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這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和重大的歷史意義。
一、國際金融危機中的世界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
毛澤東主席所說的50年內外到100年內外，從國際上看，1962+50大約等於2008。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這是資本主義推遲多年、推遲多次不得不爆發的危機。從根本上說，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大的國際機遇，也是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最為顯著的特點。1962+100=2062。完全可以預言，隨著國際金融危機的不斷深化，到毛澤東所說的100年內外即21世紀中葉之時，必將是世界社會主義的又一個豔陽天。
為什麼當今世界處於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在作出這一判斷之後，隨即十分明確地指出：
【“從現實維度看，我們正處在一個挑戰頻發的世界。世界經濟增長需要新動力，發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貧富差距鴻溝有待彌合。地區熱點持續動盪，恐怖主義蔓延肆虐。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擺在全人類面前的嚴峻挑戰。這是我一直思考的問題。”[3]】
貧富差距鴻溝，這是世界經濟增長缺乏新動力、發展缺乏普惠平衡、地區熱點持續動盪、恐怖主義蔓延肆虐的經濟基礎，也是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的根本原因。
讓我們來看看習近平總書記所一直思考的貧富差距鴻溝在當今世界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狀況吧。
從全球看，2017年1月17日，世界經濟論壇在瑞士達沃斯召開之際，國際慈善機構樂施會發布報告：2016年“全球貧富懸殊已達歷史最嚴重的地步，八大富豪身家竟等同於36億貧窮人口的總財產，佔全球總人口一半。”[4]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數據，從全球看，2007—2009年金融危機之前，薪資增長率為2.4%，而2017年的前5年，這一數字則減為2.1%。[5]2017年9月16日，日本《朝日新聞》報道：“從2005年開始，全球飢餓人口開始呈現減少趨勢。但2016年卻同比增加了3800萬人。飢餓人口在全球總人口當中所佔比例也同比增長0.4個百分點，達到了11%。”[6]
從美國看，2017年1月20日，美國新任總統特朗普在就職典禮上就坦承撕裂美國無情的社會現實：“長久以來，我們國家首都的一小群人收穫了執政的好處，卻要人民來承受代價”。[7]2016年8月，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施蒂格利茨說：“底層90%的人口收入停滯長達1/3世紀。全職男性勞動者的中位數收入其實比42年前有所減少。就底部而言，實際工資與60年前的水平相當”。[8]美國《外交》雜誌2016年1/2月號刊登的《不平等與現代化》一文中說：“1915年，美國最富有的1%人口的收入，佔全部國民收入的18%左右，而2011則掌握全國40%的財富”。“1965年，美國350強從業的CEO的薪金，是普通工人的20倍，現在則是273倍”。2017年11月8日英國《衛報》報道，福布斯上月發佈的財富報告顯示，美國最富有的三個人——比爾·蓋茨、傑夫·貝佐斯和沃倫·巴菲特三人加起來擁有2485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6479億元)，相當於半數美國人口(即1.6億人)的財富。報告稱，美國最富有的400人，身家合計達2.68萬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3.3萬億元)，超過了美國64%人口2.04億人擁有的財富總和。這是100多年來前所未有的。
從發展中國家看，以印尼為例，國際慈善機構樂施會的研究報告說：“2016年，印尼最富有的4個人的財富總和為250億美元”，“這一財富數字比最貧窮的1億人的財富總和還多。印尼總人口為2.55億”。[9]
目前這場國際金融危機的總根源，就是東歐劇變和蘇聯亡黨亡國之後全球範圍內貧富兩極的急遽分化。國際金融危機自爆發以來已經過去了整整九個年頭。筆者認為，再有八年、十年，國際金融危機也走不出去。因為以互聯網+智能機器人等為代表的新的高科技革命和新的生產工具的誕生和發展，極大地提高了全球範圍內的社會生產力，但同時也加劇著全球範圍內的財富佔有和收入分配的貧富兩極分化。這正如馬克思所強調的：
【在資本主義社會，“文明的一切進步，或者換句話說，社會生產力(也可以說勞動本身的生產力)的任何增長，——例如科學、發明、勞動的分工和結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場的開闢、機器等等，——都不會使工人致富，而只會使資本致富”。[10]】
這也就是說，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框架之內，從總體和本質上說，資本與勞動的各自致富，是一個蹺蹺板的兩頭，絕不可能是共富。資本愈是富有，廣大勞動群眾則必然愈是貧窮。廣大勞動群眾愈是貧窮，社會的有效需求則必然會愈加減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為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必然使得全球範圍內廣大民眾愈加貧窮，社會的相對需求急遽減少。我們還可以作出這樣的預言，在未來二三十年內，在全球範圍內，大量的智能機器人會更多地擠佔現有的人工工作崗位，無人工廠會雨後春筍般地在世界各地湧現。這一進程，可能要比我們常人所想象的還要快得多;其覆蓋面，可能比我們常人想象的還要更為廣闊。但資本都不僱傭工人了，普通百姓都沒有工資了，誰來購買這些物美價廉的產品呢?各壟斷資本集團之間追尋高額利潤的殘酷競爭——引發新的高新科技發展特別[]是智能機器人的普及——導致新的工人大量失業——社會相對需求減少——引發更多工廠破產和工人失業——加劇減少新的社會相對需求——進一步觸發新的工廠的破產。以上鐵的邏輯必然形成一輪又一輪的惡性循環，不斷加劇著全球範圍內的貧富兩極分化。2008年爆發的國際金融危機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價值觀的全面危機，是高度發達的社會生產力即生產社會化乃至生產全球化與現存的生產關係即生產資料被極少數私人佔有這一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一次總爆發。歷史已經反覆證明，這一基本矛盾在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框架內根本無法擺脫。隨著這一矛盾的不斷髮展和深化，可以斷言，更大的金融災難必將緊隨其後一些年內接連爆發。
美國石英財經網站2017年10月6日以《德意志銀行預言：下一場金融危機即將到來》為題報道：“德意志銀行說金融危機發生的頻率更高了，幾乎變成了現代生活的配料”;“在後佈雷頓森林體系時代，決策者可以靈活地印製化解金融危機所需的足夠多的鈔票”;“這也為下一次危機打下了基礎”;當今“世界範圍內的政府債務接近國內生產總值的70%，達到自二戰以來的最高值，而上個世紀70年代時還不到20%”。[11]世界各國幾乎都在成倍地超發貨幣，美國三大股指數連創歷史紀錄。這極有可能應了華爾街的那句老話：“在音樂停下之前，誰也不會停止舞蹈”。
中國的古代哲人老子有句名言：“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當前正在深化的國際金融危機，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價值觀的危機。世界社會主義的光明前途則深深蘊含於資本主義的危機之中。
2017年，是開闢人類歷史新紀元的偉大的十月革命一百週年。任何個人、政治派別或階級政黨都不能單憑自己的“意志”製造出一場革命。十月革命決不是由列寧等無產階級革命領袖強加給俄國的，而是資本主義內部矛盾發展的必然邏輯。由於十月革命前的俄國統治階級的反動壓迫，內部政治矛盾異常尖銳，外部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矛盾激化，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造成了列寧所講的那種革命形勢：“‘下層’不願照舊生活，而‘上層’也不能照舊維持下去”。[12]結果使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這個世界資本主義統治體系的“薄弱環節”中首先發生並獲得了勝利。當然，任何革命，同時又是革命者順應歷史發展大勢，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結果。革命導師列寧對推動十月革命的爆發和成功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毛澤東也說了這樣一段名言：
【“在全世界，不論什麼國家，不論什麼地方，哪裡有壓迫，那裡必定有反抗”，壓迫者“正在造成自己的對立面，而最終勢必會被他們自己所造成的對立面所埋葬。這是一條必然的客觀規律。”[13]】
任何事物包括任何社會的產生和發展，必然有其內在的動力。如果說當年十月革命的成功，是俄國內部矛盾發展的必然結果，那麼，當今整個諾大的世界就像當年放大了的俄國。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頗像《紅樓夢》中內囊空虛起來的賈府。今天全世界範圍內的貧富兩極分化，必然帶來明天全世界各國人民的反抗，這是全球範圍內的大變革大調整的根本動力;全球人類社會大變革大調整的結果，就必然推動著整個人類社會的大發展。
經濟全球化，決不僅僅是生產力的全球化。任何生產力都承載著一定的生產關係。講到經濟全球化的性質，主要是看哪種生產關係在主導。所以，從本質上說，在今後一些年內，若沒有特殊情況的發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然巍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以美國為代表的國際壟斷資本所主導的貧富兩極分化的經濟全球化即將開啟一個式微衰敗的新時代，世界人民所主導的公平公正合理的新的經濟全球化將會從此揚帆遠航。
當今之世界，正處在大動盪、大分化、大調整、大變革、大發展的前夜。這頗應了羅貫中所著《三國演義》中的第一句話“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句名言。2016年熱鬧非凡的美國總統大選標誌著美國社會開始被嚴重撕裂：自2017年9月份以來，多次發生美國橄欖球聯盟球員因“奏國歌時下跪”事件，以抗議美國政府種族歧視行為。2017年10月1日晚美國拉斯維加斯槍擊案甚至表明，美國國內低烈度的戰爭已經打響。英國“脫歐”談判談得艱難，與此相伴的是蘇格蘭尋求獨立也讓英國當局分外撓頭。在特朗普拒絕支持北約有關共同防務條款之後，德國默克爾總理也深有感觸地說：“我們能夠彼此依靠的時代在一定程度上已經結束”。[14]法國社會問題叢生。2017年中國國慶長假期間，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地區獨立公投活動與其它大城市反對其獨立的遊行嚴重對峙。如何把控“特朗普風險”則是韓國總統文在寅必須要面對的一個難題。日本廣大民眾在修憲問題上尖銳對立。連中國臺灣也在接連出現“去蔣化”的言行。這在過去幾乎都不可想象。但全世界人民卻明顯開始出現覺醒和聚合的跡象，世界左翼和馬克思主義思潮出現明顯復甦之勢。
這就有了2016年4月美國的“民主之春”運動，其矛頭直指美國的金錢政治和被壟斷資本操縱的各大輿論媒體。此次運動不持黨派立場，120餘個組織、活動團體和工會參與了這次運動，超過3500人在組織者的網站註冊。
這就有了起始於2016年3月底的法國“黑夜站立運動”。這一運動的起緣是抗議法國政府企圖推出延長工作時間的勞動法修改草案，結果是直指其社會體系中存在已久的一系列弊病。法國有70多座城市出現類似運動。“黑夜站立”甚至向柏林、里斯本、馬德里等歐洲其他重要大都市蔓延。2017年10月10日，法國又舉行了540萬公務員參加的“全法公務員大罷工”，矛頭不僅針對《勞動法》改革，更“是為了讓政府聽到自己對政改的深刻不滿”。
這就有了2016年9月5日，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領導下，為抗議薪資低、政府單邊勞工政策改革和國營企業私有化等，有1.8億工人包括煤礦、運輸、銀行等行業員工參加的大罷工。
這就有了近幾年來，在以“俄歷史上最著名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俄羅斯民意測驗中，往往出現斯大林和列寧位居前列甚至榜首的情況。[15]
這就有了尼泊爾共產黨(聯合馬列)、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中心)和尼泊爾新力量黨三個主要左派政黨的大聯合。2017年10月3日，上述三黨在加德滿都市政廳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組成競選聯盟和合並協調委員會，待省議會和國家議會這兩次選舉結束後，三黨將完成合並。
這就有了世界各國人民都欣喜看到，中國各族人民正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更加緊密地團結起來。有了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將巍然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這也從一個側面可以說明，從根本上說，世界資本主義與世界社會主義，猶如一塊蹺蹺板的兩頭：你的合，卻是我的分;而你的分，卻是我的合。
任何帝國都不是萬古不變的，任何帝國的萬古江山都只是寫在浪漫的詩篇裡。只有人民的江山才能萬古長青。我們還可以作出這樣的預測，今後一些年乃至21世紀整個上半個世紀，是資本主義世界和價值觀開始撕裂和分裂的時代，是社會主義運動和價值觀開始聚合的時代。這也是我們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好時機，是進一步贏得世界和平、發展、合作和共贏的大好時機，是建立世界公平、公正秩序的大好時機，是世界左翼和馬克思主義思潮復興和創新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大好時機，同時也是有力推進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大好時機。
世界上其中包括不同社會制度的各個國家，在共同遵守聯合國憲章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進行友好交往和貿易往來，當然有著共同的利益交匯點。但從根本上說，國際金融壟斷集團與世界各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卻是根本相對立的，沒有共同的利益。從根本上說，國際金融壟斷集團他們所要主導的是一家獨大和一家通吃的經濟全球化。從長遠和本質上說，世界各國人民其中包括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各個發達國家的人民，要求興起的卻是公平、公正、合理的經濟全球化。在我們國內，有著兩種根本不同的改革觀;同樣，在世界上，也有著兩種根本不同的全球化觀。
從眼前和局部看，我們與美國經濟貿易往來甚多，相互額度佔比也相當之高。中美之間有著高度契合的共同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一損俱損，一榮俱榮。但從根本和長遠看，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的道路、理論體系、制度和文化則是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理論體系、制度和文化是根本對立的。1991年前後的東歐劇變和蘇聯解體之時，資本主義世界則是觥籌交錯、拊髀雀躍。這說明，社會主義的危，則是資本主義的機。同樣，資本主義的危，則是社會主義的機。各國共產黨和各國人民，抓住了目前正在深化的國際金融危機，就是抓住世界社會主義復興的大好時機。
二、國際金融危機中的特朗普政府
1973年2月1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時，曾這樣問基辛格：“你是燕子，還是鴿子?”山雨欲來，燕子低飛，預示著戰爭要來。燕子代表著戰爭，鴿子代表著和平。基辛格回答：“我們現在需要一個走向平靜的過渡時期。”應該說，基辛格先生很誠實。因為那時是美蘇兩家爭霸，蘇聯處於進攻態勢，美國為了緩解其壓力，不得不決定結束對中國的經濟、政治封鎖。中美關係正常化，對於美國來說，有利於美蘇爭霸。
美國新總統特朗普當政了。從一定意義上講，全球都在聚焦特朗普。那麼，我們要不要問上這樣兩句話，一是特朗普是燕子還是鴿子?二是當年的基辛格所說的“我們現在需要一個走向平靜的過渡時期”，當今的美國還需要嗎?美國擺脫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經濟危機，主要不是依靠羅斯福新政，而主要是依靠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兩頭兜售軍火，自己大量賺取超額的軍火利潤所致。二戰結束時，美國雖然只佔有全世界6%的人口和土地面積，卻佔有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量的2/3，外貿出口額的1/3，並把世界上3/4的黃金收取到自己的囊中。當今的美國要最終擺脫當前的較為嚴重的經濟危機，僅靠“一個走向平靜的過渡時期”可能是遠遠不夠的。或者是主要採用所謂的軟實力即巧實力，而這種所謂的軟實力已經採用了30多年，雖有一定的效果，但隨著中國共產黨十八大的召開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確立，美國在社會主義中國的和平演變的希望越來越渺茫，這就有了美國軍機軍艦頻繁出入我國南海這一硬實力即軍事威脅的出現。
對於特朗普當局，筆者有如下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從根本上說，特朗普現象的出現，是全球貧富兩極分化及國際金融危機全面深化的結果，具體表現是美國所謂“中產階級”日漸式微的結果。由於近些年美國的貧富兩極分化，所謂的“中產階級”數量的銳減，加上貧困人口的增加，一些社會學家所主張和期待的“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社會遭到嚴酷的寒流，美國整個社會的絕大多數人群迫切希望這一現狀的逆轉。特朗普當選，實質上是美國右翼集團利用美國社會普遍存在的這一所謂的“民粹主義”興起的結果。2007年美國的金融危機，標誌其經濟危機的到來;2016年美國大選，標誌其政治危機到來;接著一些年內將是美國價值觀危機的集中爆發。
第二，特朗普代表的是美國實業壟斷集團的利益，但絕不排除在一定條件下美國實業壟斷集團與金融壟斷集團的聯合。實業壟斷集團的代表尼克松上臺，是犧牲軍工集團利益，拉攏金融壟斷集團支持的結果;而特朗普則相反，出發點是尋求國內實業特別是軍工集團支持。但在特定條件下，美國金融壟斷集團與實業壟斷集團完全也必然會結盟。特朗普當選，放鬆金融監管，股市大漲，就是一個有力的例證。因此，絕不能認定，特朗普與希拉里，共和黨與民主黨，軍工集團與華爾街，在任何情況下都會勢不兩立。而恰恰相反，在其國內資本主義的政權遇到根本威脅之時，在國際上需要維護美國國家這個壟斷資本總代表的根本利益之時，他們就恰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指出的那樣：
【“資本的每一個特殊部門和每一個資本家，都同樣關心總資本所使用的社會勞動的生產率”;“我們在這裡得到一個像數學一樣精確的證據：為什麼資本家在他們的競爭中表現出彼此都是假兄弟，但面對著整個工人階級卻能夠結成真正的共濟會(兄弟們的)團體。”[16]】
第三，特朗普執政的理念，就是“做你自己”，“讓美國再次偉大”，他要把美國長遠根本利益與眼前局部利益緊密相結合相統一併實現最大化。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曾有句名言：“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必須要更多令人難以捉摸。我們必須不可預測！”[17]其實，特朗普在這裡所說的不可預測僅是戰略手段和策略手段，而不是根本目的。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總統在就職演說中說：“從這一刻開始，——只有美國優先——美國優先”;“我們將開始重新贏得勝利，贏得前所未見的勝利”。但他同時又說：“我們將與世界各國和睦修好，但是基於以下共識：所有國家都有權以自己的利益為先”。[18]特朗普總統在這裡所說的“美國優先”是根本目的，這是公開昭示於人的。但所說的“所有國家都有權以自己的利益為先”則是為掩飾其根本目的而服務的戰略和策略手段。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者的優先，總是以廣大弱小國家受欺凌為代價而支撐的。過去，我們常說資產階級是虛偽的。在特朗普的就職演說中，在他宣稱的“所有國家都有權以自己的利益為先”的所謂共識，又得到一個明顯的例證。其實，美國從來也沒有準備實行過讓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以自己的利益為先的先例，更不要說讓所有國家都有以自己的利益為先的權力。
蘇東劇變、蘇聯解體以後，美國資本壟斷集團過高地估計自己的能量，胃口越來越大，並通過弗朗西斯·福山早早就宣佈了“歷史”已經完全終結於無比美妙的資本主義制度。為儘快實現這一目的，他們便首先加緊對現存的以中國為代表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圍剿，對俄羅斯繼續肢解，對伊斯蘭世界出兵“侍候”，對拉美加緊打壓，對非洲加緊盤剝。從一定意義上講，蘇東劇變後的美國僅考慮了自己的長遠根本利益，從而犯了“左”的急躁冒進的錯誤，結果使其手伸得越來越遠，戰線拉得越來越長，最終鬧得捉襟見肘，力不從心，困難重重，甚至觸發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國際金融危機。也正因如此，美國不得不推出全面戰略收縮的新總統。特朗普上臺後，即退出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讓日本、韓國、北約增加駐軍費用、宣佈德國是匯率操縱國，讓墨西哥自己掏錢構築美墨隔離牆、譴責澳大利亞的難民問題等。特朗普是一個出色的商人，也是一個出色的實用主義者。在當前，他會更多看重美國眼前的利益，但也一定會顧及美國的長遠和根本利益。另一方面，特朗普僅是美國金融壟斷集團的代表人物。特朗普當局會既講求眼前和局部利益，又會把美國的眼前和局部利益與其長遠和全局根本利益緊密有機、有效地相結合相統一，並謀取其利益的最大化。
第四，特朗普很不靠譜，但又特靠譜。對中國戰略，如果說希拉里是文火燉青蛙，特朗普則是想快火煮青蛙。一是特朗普與臺獨分子蔡英文通電話，打破了37年來的禁忌，並加強對臺軍售，聲稱在臺部署“薩德”。二是加緊在韓國部署“薩德”。三是日美軍事同盟進一步得到加強，並聲稱在日本佈置“薩德”。日韓軍事情報互換的背後是美國，並企圖儘快形成亞洲“小北約”。四是指責我國是匯率操縱國，企圖對我國進行貿易制裁，甚至聲稱：“只要提高進口關稅或者中斷貿易，中國在兩分鐘之內就會崩潰。”五是2017年美國軍費高達6190億美元，比2016年大漲10%左右，佔世界總軍費比例由以前的30%多回升到40%左右。而美國總統的前首席策略師班農更是預言，美中兩國間5～10年內必有一戰。特朗普當局上述舉動，很是出人意外。所以有不少人說：“特朗普，不靠譜”。1960年1月17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帝國主義的策略是可以靈活運用的，它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這是從資產階級的本性不能改變而來的。只要有資產階級存在，戰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個時期，一個相當時期能夠避免，這是可能的。”[19]1989年9月4日，鄧小平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中說：“帝國主義肯定想要社會主義國家變質。”[20]聯繫學習上述兩段論述，我們可以清晰看到，特朗普當局對華政策的一系列舉動進一步充分說明，帝國主義即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就是剝削、就是壓迫、甚至就是戰爭的本質本性是不會改變的。對此，我們必須有足夠的精神和物質準備。
第五，特朗普很任性，但又不可能太任性。任何代理人都要受到特定集團整體利益的制約，都不可能“太任性”。特朗普總統在2017年4月與習近平主席在美國的海湖莊園會晤，對華表現 “友好”，這充分說明美國企圖再次稱霸全球的力不從心。我們既要聽其言，又要觀其行。筆者個人認為，特朗普總統與習近平主席在海湖莊園會晤，其主要目的一是為了朝鮮半島，二是要讓中國買他的東西。但習近平主席柔中有剛，或說剛中有柔，該讓的讓，不該讓的堅決不讓，這就為延長我國戰略機遇期又創造了一定的有利條件。
第六，朝鮮半島是美國當局的全球戰略一個十分重要的環節。環顧當今的國際局勢和中國的周邊環境，很有必要重溫一下毛澤東67年前的一段發人深醒的談話。中國人民志願軍渡過鴨綠江的第八天即1950年10月27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與民主黨派人士周士釗談到朝鮮戰爭時說：“現在美帝的侵略矛頭直指我國的東北，假若它真的把朝鮮搞垮了，縱不過鴨綠江，我們的東北也時常在它的威脅中過日子，要進行和平建設也有困難。所以，我們對朝鮮問題，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進尺，走日本侵略中國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兇。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們的身上，從朝鮮一把刀插在我國的頭上，以臺灣一把刀插在我國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腳上。天下有變，它就從三個方面向我們進攻，那我們就被動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不許它的如意算盤得逞。”“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21]
隨著美國經濟、政治、文化危機的逐步深入，極有可能加緊對中國的各方面其中包括軍事方面的圍剿。美國當局深知，我國已經把我國南海和東海列入國家的核心利益，知道這是我國周邊安全戰略的底線，知道我國在這方面絕不會讓步，他們誤認為我國有可能讓步的唯一方向就是朝鮮半島。基辛格的厚厚一本《論中國》，其結論中的一個核心和基本思想，就是“說服”、“動員”我國在朝鮮半島要加強與美國的合作。毫無疑問，我們必須堅持朝鮮半島無核化的主張，主張談判解決一切爭端的立場。但我們也深知，如果美國當局及日本、韓國在當今朝鮮半島按照他們的意願得手，美軍就可能駐紮在我國鴨綠江邊。接著他們就會在我國東海和南海繼續和接連“要價”，製造各種事端，甚至聯合其他盟國，採取更大的動作，使我國周邊出現毛澤東67年前就擔心三把刀子同時襲來的局面。當然，即使是三把刀子同時襲來，美國的第一願望也是企圖使我國在事關領土主權、金融、規則規制、意識形態等安全方面作出重大的實質性的讓步，讓其不戰而屈我之兵，使蘇聯在一片和平之聲中亡黨亡國的悲劇在我國重演。這是因為，我國是一個大國，並有著反侵略戰爭的光榮傳統;對我國挑起一場現代化戰爭，對於美國來說，代價是實在太大了。即使美國要對我國動粗，也是設法挑起一場代理人的戰爭在先。對此，我們當然會高度警惕，又決不會讓其得手。
隨著事態發展的演進，我國在朝鮮半島核武問題上的立場也越來越清晰並日臻完善、進退有度：一是堅持朝鮮半島無核化原則;二是半島和平機制談判是“雙規並行思路”和“雙暫停”; 三是保持與朝鮮的有關民生和人道主義的貿易往來;四是決不允許美國、朝鮮在我們自己的家門口生亂、生變、生戰;五是堅決反對美國在朝鮮半島部署薩德導彈;六是朝鮮半島如此現狀，主要責任不在中國，而在美國;七是朝鮮半島的唯一出路是和平談判解決。
應當看到，以上七點，相互聯繫，不可分割，但也不是並列關係，有些是手段，有的則是要達到的根本目的。美國在朝鮮半島上如此咄咄逼人，一是想讓我國完全停止與朝鮮的有關民生和人道主義的貿易往來，用經濟制裁的辦法摧垮朝鮮政權，然後把美軍駐紮在鴨綠江邊，這就可以在我國東海、南海進一步同時索要新的價碼。這也就很有可能出現毛澤東在67年前的所說“天下有變，它就從三個方面向我們進攻，那我們就被動了”的局面。二是想壓我國金融無度開放，在我國點燃內亂。筆者個人認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此問題高度重視，十分清楚，並在這場錯綜複雜、波譎雲詭的鬥爭中，指揮若定、氣定神閒並取得最終的勝利。
三、國際金融危機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的中國在世界中所佔的份量越來越重。中國在世界國內生產總值中的份額已從1990年的2%攀升至2016年的15%。環顧當今全球之局勢，用“風景這邊獨好”的詩句形容，應該說是完全符合實際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新發布的報告，將中國2017年和2018年的經濟預期分別上調0.1和0.2個百分點至6.7%和6.4%。這也是2017年該組織第三次上調中國2017年經濟增長預期。這進一步說明了中國經濟發展的良好態勢和為世界經濟增長所做出的重要貢獻。因此，談到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世界格局，就不得不談到中國。
從中國國內來說，毛澤東所說的50年內外：1962+50=2012。2012年，我們黨恰巧召開了十八大，誕生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並在2020年全面建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小康社會，即中國共產黨成立100週年前後。毛澤東所說的100年內外，就是1962+100=2062，也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週年前後，也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時的“第二個一百年”。
黨的十八大誕生的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這是當今中國的政治上層建築中最為重要的現象。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說：
【“依靠無產階級專政保衛社會主義制度，這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22];“正確的政治路線要靠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證。中國的事情能不能辦好，社會主義和改革開放能不能堅持，經濟能不能快一點發展起來，國家能不能長治久安，從一定意義上說，關鍵在人”。[23]】
黨的十八大之後，我國各個方面各個領域出現的重大的實質向好的方面轉變，就是一個十分充分的例證。這是因為，經濟是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但是，政治是經濟的集中表現，並在一定條件下對經濟基礎和文化的上層建築起著決定性的反作用。當然，放入歷史的長河之中，人民群眾無疑是決定性的力量，但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從一定意義上講，政治的上層建築中，黨的領導核心和領導集團具有決定性意義，政治的上層建築中這一具有決定性的因素，決定著黨的性質、宗旨、指導思想和為綱領奮鬥的實然的各種狀況，並進而決定著我國的經濟、政治、文化以及科技、教育、外交、軍事等各個領域的狀況。全黨必須牢固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與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定地保持高度一致，充分發揮政治的上層建築中黨的領導核心和領導集團對經濟基礎和文化上層建築的反作用和決定性作用。
我國的改革開放已經整整進行了近40年，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巨大成就。在物質層面，主要表現為國內生產總值佔世界第二位;在制度層面，主要表現為找到一條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精神層面，主要表現為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導凝聚全體人民;在黨的建設層面，主要表現為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始終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在任何情況下都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永葆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在對外關係層面，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既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又決不吞下損害我國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苦果。
我們也清醒清晰地認識到，改革開放以來，也出現了不少新情況。目前亟需解決的一是金融安全。二是意識形態安全。三是粗放式的經濟發展方式亟待轉變。四是財富佔有和收入分配的進一步拉大。五是黨和政權內部及社會上的一些腐敗現象嚴重。六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尚須全面積極穩妥推進。七是一些幹部特別是一些中高級幹部的正確理想信念嚴重缺失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還亟待提高等等。除此之外，世界格局和我國周邊安全形勢也出現不少新的情況。黨的十八大之後，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正確領導下，上述問題已經開始著手解決，各方面都取得了十分明顯的成效。但由於多年的積累，其中一些問題的徹底解決尚需時日。
我們黨、國家和民族已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完全可以說，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機遇前所未有，挑戰世所罕見。只有從無比廣闊的國際國內背景下，才能更加認清必然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的重大意義。這也為我們在廣闊的國際舞臺上，縱橫捭闔開展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提供了堅實的客觀條件。
四、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偉大斗爭的中國共產黨
黨的十八大之後，習近平總書記作了一系列重要講話。這些講話，不僅堅持、豐富和發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而且堅持、豐富和發展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如何在國際金融危機中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特點的偉大斗爭?通過學習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筆者有如下一些體會：
第一，始終堅持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看待形勢。習近平總書記2017年7月26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研討班上的講話中明確指出：全黨同志特別是各級領導幹部要“增強憂患意識，做到居安思危、知危圖安。分析國際國內形勢，既要看到成績和機遇，更要看到短板和不足、困難和挑戰，看到形勢發展變化給我們帶來的風險，從最壞處著眼，做最充分的準備，朝好的方向努力，爭取最好的結果”。[24]1962年1月31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講到“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鬥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的鬥爭”時又說：“要準備著由於盲目性而遭受到許多的失敗和挫折，從而取得經驗，取得最後的勝利。由這點出發，把時間設想得長一點，是有許多好處的，設想得短了反而有害。”[25]
當今中國，機遇與挑戰並存。關鍵在於如何認識。如果看不到機遇，就會喪失信心;如果看不到挑戰，就會在暖風吹得遊人醉中喪失執政地位。
第二，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如果說中國共產黨在基本原理層面對馬克思主義有所貢獻的話，筆者認為，這就是：更加自覺地堅持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各國各民族的具體實踐相結合。1962年1月30日，毛澤東《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講到“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鬥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的鬥爭”時還說：
【“為了這個事業，我們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並且同今後世界革命的具體實際，儘可能好一些地結合起來，從實踐中一步一步地認識鬥爭的客觀規律。”[26]】
2017年9月29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43次集體學習時明確指出：
【“時代在變化，社會在發展，但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依然是科學真理。儘管我們所處的時代同馬克思所處的時代相比發生了巨大而深刻的變化，但從世界社會主義500年的大視野來看，我們依然處在馬克思主義所指明的歷史時代。這是我們對馬克思主義保持堅定信心、對社會主義保持必勝信念的科學根據”。[27]】
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黨的十九大即將召開之前，又一次鄭重地向世人宣示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毫不動搖的堅定信心和堅強決心。毛澤東在1959年至1960年初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過一段很重要的話，
【“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28]】
1961年4月19日，毛澤東在會見古巴文化代表團時指出：
【“在我國，我們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但光靠馬列主義是不行的。光讀馬列的書不等於接受了馬列主義的思想，必須要與本國具體情況相結合。”[29]】
習近平總書記在“5·17”講話中說：
【“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30]】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八屆中央政治局第43次集體學習時還明確表示，
【要“深入總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更好實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時也要放寬視野，吸收人類文明一切有益成果，不斷創新和發展馬克思主義”。[31]】
這同時也向世人表明了中國共產黨人保持與時俱進的理論品格，使馬克思主義放射出更加燦爛的真理光芒的堅強決心。新中國成立後到今天，或者說冷戰結束後到今天，無論在國際還是國內，在實踐上都給我們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十分豐厚的經驗教訓。中國是個大黨大國：不僅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而且是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規模是世界第二;人口是世界人口的1/5強。從一定意義上講，新民主主義革命和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黨正是在認真總結“左”和右的錯誤中汲取經驗而不斷前進的。從一定意義上講，黨的十八大使我國步入一個充滿希望的新的歷史階段，這不是天佑中華，而是實踐認識之必然。在當今中國，只要全黨上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地認真總結各方面的經驗教訓，著眼新的無比波瀾壯闊的豐厚實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我們完全有條件創新和發展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和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我們也一定能夠完全實現毛澤東主席關於中華民族為人類作出更大貢獻的宏偉遺願。
第三，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2016年12月26日至27日召開的民主生活會上明確指出：
【“人民立場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根本政治立場，人民是歷史進步的真正動力，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利益是我們黨一切工作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32]】
為著人民和依靠人民，相互依存，互為前提，高度統一於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這一唯一的宗旨和人民這一立場，同時也貫穿於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治國理政和“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之中。只有為著人民，才能最大限度和最充分地調動廣大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只有依靠人民，才能達到為著人民這一唯一的目的。
正因為如此，習近平同志反覆強調：
【“要學習和掌握人民群眾是歷史創造者的觀點，緊緊依靠人民推進改革。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要堅持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作為推進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唯有如此改革才能大有作為。”[33]】
中國共產黨是為民族、為人民謀利益的政黨，其本身就是人民的一部分，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絕無其他任何私利。從根本上說，我們絕不是靠也絕不能僅靠技巧執政，根本是靠相信人民，依靠人民，為了人民這一本色執政，這就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舍此別無他途。
第四，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和全面從嚴治黨。黨的建設是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佈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堅持“五大發展理念”的靈魂和根本保證。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偉事業中，我們為什麼反覆強調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呢?一是堅持黨的領導是我國曆史發展的必然和人民的選擇。二是堅持黨的領導在於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黨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決沒有自己任何的特殊利益。三是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處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地位。現在有一種觀點認為，在革命時期要取得革命的成功需要黨的領導，在建設特別是改革時期，只要有一套健全的政治體制並依靠依法治國這一方略，人民就可以當家作主了。這是一種極大的誤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已經證明，堅持黨的領導不僅是無產階級奪取和掌握國家政權的首要條件與普遍規律，同時也是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的首要條件與普遍規律。這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7·26”講話中所說：
【“管黨治黨不僅關係黨的前途命運，而且關係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必須以更大的決心、更大的勇氣、更大的氣力抓緊抓好。”[34]】
第五，始終堅持走和平發展和合作共贏道路又堅定地維護國家核心利益。黨的十八大之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關於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這就把握住了時代潮流，順應了天下大勢，反映了一定歷史階段中國的世界觀與國際關係基本理念，也蘊含著中國的外交戰略與政策。從一定意義上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最後解放全人類的思想。其最終實現的現實道路，就是堅持和發展毛澤東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我們要盡最大力量與美國合作。但它是第一世界。歐盟，包括德國、英國、法國，日本等都是第二世界。而中俄則是最為重要的第三世界即發展中國家。正因為如此，金磚五國、上海合作組織、20國集團、不結盟運動(亞非拉)、聯合國等，這都應是我們外交活動的廣闊舞臺。另外，“一帶一路”是承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合作共贏的經濟和文化載體，是在新的形勢下在世界範圍內走農村包圍城市的創新型運用。我們不僅要與各國政要、各國政黨打交道，同時也要和左翼政黨與共產黨打交道，要與各國人民打交道。寄最終希望於各國人民，才能進一步從根本上贏得和平、發展、合作的力度、時間和空間，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才有著無比光明燦爛的未來。
毫無疑問，我們當然希望建設一個和諧美妙的世界，我們也必須與世界上一切國家進行全方位的外交，並盡最大氣力爭取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合作。但隨著我國國力的不斷壯大，以美國為首的少數西方發達國家隨著自身經濟、政治和文化的全面危機的逐步到來，必然會抱著“冷戰思維”不放，會採取歷史上採取過的甚至從來沒有采取過的各種軟硬手段，企圖搞垮我國。我們要準備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也必須首先著眼這一最基本的特點。
美國“軟實力”主要體現在意識形態、金融、規則規制、科技和經濟制裁這五個霸權上。軍事霸權是其以上五種軟霸權的後盾;美國當局企圖運用軍事這一硬霸權進一步形成威懾和控制其他國家人們心理的精神霸權。這就是當今美國軍艦軍機頻繁出入我國南海的直接目的所在。
2016年12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召開的民主生活會上堅定地指出：
【“在維護國家核心利益上敢於針鋒相對，不在困難面前低頭，不在挑戰面前退縮，不拿原則做交易，不在任何壓力下吞下損害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苦果”。】
這擲地有聲的“四不”，既是對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傳統中“威武不能屈”精神的繼承，更是對中國共產黨人不怕鬼、不信邪精神的光大。我們當然要努力與美國全方位地合作共贏，但也要準備應對世界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者挑戰我們的底線。從一定意義上講，國內外敵對勢力在我國佈局已經多年。當我們要堅決捍衛我們國家的核心利益之時，他們就可能集中一切力量進行戰略收網。先以軟實力為主，主要是意識形態、金融等領域，然後是鼓動街頭政治，搞顏色革命等，也絕不排除在我國周邊生事，唆使其僕從國在我國邊境挑起局部戰爭。因此，我們必須充分做好必要的軍事鬥爭準備，扼住企圖挑戰我國主權、安全甚至分裂我國領土的侵略戰爭的喉嚨。
註釋：
[本文是作者於2017年10月14日在北京召開的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的“第8屆世界社會主義論壇：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的時代特徵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上的發言，已刊發於2018年1月1日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李慎明論金融危機》一書。極個別文字作了調整。]
[1]《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人民日報》2017年1月19日。
[2]《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頁。
[3]《習近平出席“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人民日報》2017年5月15日。
[4]《環球時報》2017年1月19日。
[5]《全球化退卻：自由貿易究竟怎麼了?》，美國《華爾街日報》網站2017年3月29日。
[6]《全球飢餓人口達8.15億人》，日本《朝日新聞》2017年9月16日。
[7]法新社華盛頓2017年1月20日英文電。
[8]約瑟夫·施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新的不滿》，新加坡《海峽時報》網站2016年8月8日。
[9]法新社雅加達2017年2月23日電。
[1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8頁。
[11]美國石英財經網站2017年10月6日。
[12]《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3頁。
[13]《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406頁。
[14][美]愛德華·盧斯：《美國的朋友和敵人如何適應特朗普時代》，英國《金融時報》網站2017年6月22日。
[15]2017年6月26日俄《消息報》報道，俄“列瓦達中心”針對1600人進行的最新民調結果顯示，38%的俄羅斯人認為，俄歷史上最著名和最具影響力的人物是蘇聯領導人斯大林，位居榜首。在5年前進行的類似民調中，42%的人認為斯大林在國家歷史上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這次調查中，俄總統普京和詩人普希金並列第二，34%的受訪者持這一觀點。對普京來說，這是他首次在此類民調中進入前三甲。而居第三的是無產階級革命導師列寧。
[1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7、448頁。
[17]多伊爾·小麥克馬納斯：“穿越混亂的推文：特朗普的飛車襲擊式外交政策”，美國《洛杉磯時報》網站2016年12月25日。
[18]法新社華盛頓2017年1月20電。
[19]《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10頁。
[20]《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0頁。
[21]《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1 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頁。
[22]《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頁。
[23]《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80頁。
[24]《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決勝全面小康社會實現中國夢而奮鬥》，《人民日報》2017年7月28日。
[2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頁。
[26]《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0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2頁。
[27]《人民日報》2017年9月30日。
[28]《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頁。
[29]《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578頁。
[30]《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 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人民日報》2016年5月18日。
[31]《深刻認識馬克思主義時代意義和現實意義 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人民日報》2017年9月30日。
[32]《對照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精神 研究加強黨內政治生活和黨內監督措施》，《人民日報》2016年12月28日。
[33]《推動全黨學習和掌握歷史唯物主義 更好認識規律更加能動地推進工作》，《人民日報》2014年12月5日。
[34]《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決勝全面小康社會實現中國夢而奮鬥》，《人民日報》2017年7月27日。
（來源：本文原載於“中國社會科學網”，文章摘自《李慎明論金融危機》；作者：李慎明，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研究員，第十二屆全國人大內務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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