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嶽像
鄭嶽出身貧寒而能自勵，心存安民救世的志向；仕途坎坷，雖有重用而終未能盡用、大用。他孤高勁節，為人剛直，敢於抑逆風紀不正的地方藩王朱宸濠及朝中太監，屢遭權倖嫉恨、群小構陷，雖多次罷黜，卻仍清廉自守，不改其志，以義命自安。
鄭嶽（1468－1539），字汝華，號山齋，明興化府莆田縣人。弘治六年（1493）進士，官至兵部侍郎。他因受誣陷致仕後，有感於故鄉莆陽曆代文獻豐盛，遺文散落，未有完整的典籍，編寫《莆陽文獻》十三卷，列傳七十五卷，被《四庫全書》收錄刊行。大史學家、邑人柯維騏撰寫《鄭嶽傳》附後，堪稱“一郡大觀，千年勝事”。 《莆陽文獻》成為當今莆陽地方史的槓鼎之作。
履職有方
鄭氏蒲板祠堂，北宋始建，明嘉靖五年由鄭嶽重建，後又重修
鄭嶽是莆陽儒宗、“開莆來學”先導——鄭露的後人，他七歲喪父，依賴母兄養育撫教，力學奮志，二十六歲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秩滿考績，因病歸莆葬父，後補任刑部主事。
有一回鄭嶽升堂判決囚犯，錦衣衛千戶（衛所長官）張福，仗勢越坐，位居朝官董天賜之上。鄭嶽不滿其恃權顯威，上疏彈劾其違反朝廷禮制，進而指出朝廷的失體表現，因而得罪朝中貴威，觸怒了孝宗，被詔下錦衣衛獄。最後依例用錢贖杖復職。不久，鄭嶽升任刑部員外郎。
當時北方防務疏鬆，侍郎許進奉命前往大同（今屬山西）督師。朝廷貴戚及近臣，厭惡許進為人剛方，議欲取代之。前副總兵趙昶因軍敗被罷職，賄求重新起用，而京軍屢次出擊但無建樹，朝廷又議再遣出戰。鄭嶽上疏說：許進不可代，趙旭不可用，京軍不可出。被朝論所稱道。
鄭嶽擢任湖廣按察僉事後，制止當地皇族仗勢侵佔民田，制止因土司忿爭仇殺所謂“叛亂”的擴大化，及時追查盜鑄土官印信，追捕人販子，懲治貪賄濫法的常德府知府，賑濟逢荊、嶽兩地饑民。因政績優異，正德元年（1506），鄭嶽擢任廣西兵備副使。他率兵平定叛亂，撫諭土官，加強防禦，穩定局勢，連受朝廷褒賜。不久，調任廣東副使，“滯獄為空，治稱第一”。正德八年（1513），擢升江西按察使。
孤直罹禍
"孝思"匾為明弘治時皇家御賜鄭嶽之匾
封地在江西洪州（今南昌）的地方藩王——寧王朱宸濠，結交太監劉瑾，橫行無道，欺壓民眾，干擾執法。鄭嶽到任後，力振風紀，被朱宸濠所忌恨。鄭嶽擢任江西左、右布政使，掌控一省軍政。寧王宸濠強取民田計有億萬，百姓建立寨子以求自保。朱宸濠想出兵攻擊，被鄭嶽堅決制止。正巧提學副使李夢陽與巡按御史江萬實相互攻擊，鄭嶽奉命調查處理此事。李夢陽依仗朱宸濠，捉拿鄭嶽的親信官吏及家人，汙衊鄭嶽兒子鄭泓接受賄賂，以此要挾鄭嶽。朱宸濠上奏朝廷，拘捕拷打鄭泓。巡撫任漢因顧慮不能做出決斷，皇帝派遣大理卿與給事中一同察問此案。正當鄭嶽因耿直迂戇、積忤罹禍之時，同僚為避禍自保，或懾於勢，或啗於利，出賣良心，落井下石，附和偽證，又因朱宸濠從中作梗，鄭嶽瀕臨絕境，命懸一線。時任廣東按察使的福建長樂人林廷選得知曾經的部屬鄭嶽受難，鼎力救助，留下黃金十兩供應生活費用。第二年，林廷選擢任工部尚書赴任時，特地取道江西，當面說服朱宸濠釋放鄭嶽及其家人，並一同回閩。後來林廷選去世，鄭嶽寫《行狀》稱他為“生死骨肉，其有德於我甚厚”。最終鄭嶽被罷官為民。正德十四年（1519）八月，朱宸濠因謀反被擒賜死，李夢陽也因涉案被削籍。經群臣百官推薦，朝廷起用鄭嶽為四川布政使，但鄭嶽因母喪守制未能赴任。
鄭嶽曾在憂患中作《蒙難錄》記述此事，後又作詩書懷，抒發自己心懷“相期抗頹靡，撫心憫元元”的安民救世志向，卻被“談笑伏兵戎”的奸邪小人所構陷；感嘆皇帝“聵聵絕聰聽”，以至“譭譽隨愛憎，吉凶竟難憑”而抱冤嘆息；抒發“厲貞乃終吉，齋心悟玄理”、以義命自安的情懷。
正德十六年（1521），世宗即位，任用舊臣，輔佐新政，起用鄭嶽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到任時，江西人民擁道聚觀，爭相舉手加額慶賀。上任後，鄭嶽奏請朝廷處置討伐朱宸濠叛反的善後事宜，賑恤蒙受兵災郡縣，評定討伐軍功，追贈死難之臣，為因受脅迫幫助朱宸濠叛反而坐罪的千餘家百姓開罪。
鄭嶽曾寫詩抒發自己心懷壯志，白頭報國的情懷：“十年落跡歸溪山，漱石眼雲只一閒。黃紙到門翻侷促，白頭臨事重疏頑。別懷況值三秋候，感遇真超百代間。向夕陽問飛鳥，迫霄凌雲幾時還。”（《正德辛已再起巡撫江西書懷》）
嚴明法治
蒲坂村灌安社的崇報專祠，朝廷褒揚鄭嶽為家鄉興修水利的功績而建的專祠
之後不久，鄭嶽擢升為大理寺卿。摯友、邑人林俊也以古稀之年奉詔出任刑部尚書，一同輔佐新政。鄭嶽執法刑罰謹慎公平，力求避免因情行法、畸重畸輕的偏差。
嘉清元年（1522）正月，甘肅總兵李隆以權謀私，因巡撫許銘處事持正，使他不能獲利而懷恨，李隆唆使部卒火燒公署，打死許銘並焚屍，迫使監守太監董文忠誣告許銘因剋減軍糧激發事變。鄭嶽奉命會同鎮撫審訊，査明案情，斬首李隆，懲處董文忠，嚴正處置這一惡性案件。
鄭嶽也關心農事，他赴陝西時途經京畿、河南等地，觀察江河流勢，感嘆“平疇廣土，無川洋之利”。回朝後上疏建言，讓當地百姓向江南人學習開田築堤，鑿渠灌溉，開發沃土，治理水患，專理農事。被邑人、大史家柯維騏稱為“足國（富國）之計”。
嘉靖元年（1522），針對內臣干預執法，近侍犯法朝廷卻寬貸輕處的嚴重問題，鄭嶽上疏申明職掌，勸諫“陛下宜遠鑑前代之規，近守祖宗之法，自今內官、內侍等有犯，悉聽部院問擬，發大理寺審錄，則可以昭聖朝平明之治矣”。鄭嶽並非攬權自負，而是申明法紀，堅守公平執法的原則。但因議論“大禮”忤逆旨意，被罰俸兩個月。
不久鄭嶽再次升任兵部右侍郎、左侍郎，平定山西大同駐軍兵變，制止一些將領為太監的弟、侄冒名報功、越級升職的不正之舉，被內侍崔文等權倖所嫉恨，群小乘機誣告構陷。嘉靖四年（1525）六月，御史聶豹捕風捉影，卻以傳聞論劾鄭嶽。鄭嶽上疏辯白，並請求致仕。即便鄭嶽歸莆近十五年，其間六度被推薦起用，但都因受阻而未能重用。
對於自己因受誣陷而致仕，鄭嶽也曾賦詩書懷：“久側班行乏寸裨，故山歸去自嫌遲。敢從柳下稱三黜，偶近關西謝四知。適意江湖終遠逝，忘機鷗鳥斷深疑。滄州吾道依然在，歲晚藏修副夙期。”《請致仕書感》一詩自況雖多次罷黜，仍清廉自守，不改其志。
辭官歸田
崇報專祠石碑
鄭嶽致仕居家期間，與族人修建蒲坂鄭氏祖祠，增加祭田，在南湖修建鄭氏祠堂，紀念始祖鄭露倡學之功，整修先世墳墓。對於開渠造橋等有益於鄉里的公用設施，鄭嶽不惜費用，熱心倡建。嘉靖八年（1529）春，鄭嶽親自向知府葉觀、通判王萬年、觀察推官郭繁提議，重修何家橋、中渠橋和石溪橋，做到“財不出於官，勞不及於眾”。
鄭嶽居鄉，與林俊、柯維騏過往密切。嘉靖六年（1527）冬，鄭嶽倡議仿效唐白居易結社故事，成立逸老會，以登臨唱詠為樂，成員有林茂達（南京大理寺卿，時年七十五）、林嘉績（處士，時年六十七）、吳希由（四川按察副使，時年六十七）、林季瓊（御史，時年六十五）、宋元翰（知縣，時年六十五）、林有年（貴州按察副使，時年六十四），都是鄉國德望之輩。逸老會立規，宴席不過五味，菜果羹脯不限，酒五七行，不強勸酒，以示真率情懷。鄭嶽作記稱，逸老會並非單純的宴遊之樂，而是為改變當時的奢侈陋俗示範助力。
編修文獻
鄭嶽《山齋文集》複印
鄭嶽致仕歸裡後，有感於莆陽曆代文獻豐盛，遺文散落，未有完整的典籍。居鄉的林俊、方良永、黃鞏都有同感。鄭嶽以宋端儀手錄莆陽先輩遺文六冊為依據，取莆田、仙遊、興化三縣，自梁、陳至明的著作詩文，編輯為13卷；又取名人事蹟成為列傳74卷。嘉靖四年（1525）夏成書，取名《莆陽文獻》。五十年後，柯維騏撰寫《鄭嶽傳》附後，堪稱“一郡大觀，千年勝事”。嘉靖四十一年（1562）因倭災幾乎盡焚，僅存一部。至萬曆四十四年（1616），邑人、廣東按察副使黃起龍，擔心書稿湮滅，付梓重刊，得以傳世，成為當今莆陽地方史的槓鼎之作。
嘉靖十八年（1539），鄭嶽因病去世，年72歲。鄭嶽一生勤於著述，著有《蒙難錄》《西行記》《南還錄《山齋淨稿》《山齋吟稿》《山齋續稿》《奏議》《駁稿》及《莆陽文獻》《莆陽志略》等。因雕板焚燬於倭災，所存不過數種，現存《山齋文集》，凡詩7卷，文17卷，僅為原集不及十之二三。據《四庫全書•提要》評價，鄭嶽詩文暢達醞藉，深於諷喻之體。雖條暢有餘，奇麗不足，但質實平易，不染塗飾鉤棘之偽。
鄭嶽出身貧寒而能自勵，仕途坎坷，雖有重用而終未能盡用、大用。這是歷史上一切孤高勁節、忠君報國之臣的共同軌跡。正如鄭嶽在江西抑逆地方藩王——寧王朱宸濠而被構禁獲釋後，詠詩書懷所言：“杜櫟辭剪伐，蘭膏坐銷鎔（櫟樹因不材無人砍伐，蘭草因可煉膏美髮而被人銷熔）。巧拙各有宜，所貴保初終。緬懷見素翁（林俊），進退何從容。盛名難久居，林壑寄幽蹤。幸茲返初服，雲岑老相從。”（《復回省城待報，幽中書懷》）。
參考《明史•列傳第九十一》及阮其山等人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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