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2019年3月20日，新西蘭克賴斯特徹奇，清真寺槍擊案遇難者葬禮在當地公墓舉行。5日前，槍擊案造成50人死亡，50人受傷。該國總理阿德恩向媒體表示，內閣一致同意槍支法需要改革。（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9年3月21日《南方週末》）
無論是塔蘭特還是佈雷維克，他們都把歐洲移民，特別是穆斯林移民，視為歐洲和西方文明的最大危機。
自2008年以來，整個西方世界都陷入了一種分裂的狀態。“老百姓把經濟、就業、社會治安等問題，歸咎於外來的群體。本土居民跟外來移民之間的矛盾本來就存在，近年來這些矛盾在進一步激化。”
2019年3月15日，新西蘭當地時間13點40分，一個出現在臉書上的槍擊視頻直播震驚世界,視頻的內容，是嫌兇布倫頓·塔蘭特（Brenton Tarrant）襲擊基督城一所清真寺的全過程。槍擊案已確認至少50人死亡、50人受傷。
臉書官方迅速將賬號封禁，新西蘭警方努力把這個“令人痛苦”的視頻從網絡上去除，並呼籲大家“不要主動傳播這段視頻”。
這是自1997年“華利姆大屠殺”（Raurimu Massacre，死亡人數為6人）以來，新西蘭發生的首次嚴重恐怖襲擊事件。
最初，新西蘭警方認為，這是一起團伙犯罪，並逮捕了四名嫌犯，但隨著調查的深入，警方逐漸傾向於恐襲只由一個人實施——布倫頓·塔蘭特。
塔蘭特行兇的動機，有他的“危險邏輯”：要激化本土白人與移民之間的矛盾，或者用他的話——“加速”這個矛盾產生的過程。
某種程度上，他的暴行開始“傳染”：在案發後兩天的3月17日，據BBC報道，英國一名青年被一名男子用棒球棍擊傷，施襲者大喊“白人至上”；而據路透社3月18日報道，荷蘭烏德勒支市也發生了一起電車槍擊案，迄今已造成3死9傷，警方稱嫌疑人為一名“37歲的土耳其男子”。
“在西方世界中，新西蘭一直是個例外，是一個比較溫和的國家。這裡的襲擊給了世人一個信號：西方世界已經沒有‘天堂’了。”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義桅說。
“在海外旅遊的日子改變了他”
據新西蘭官方事後統計，恐襲事件中遇難者年齡最高72歲，最低僅2歲。
據美聯社報道，住在清真寺旁邊的市民倫恩·帕內哈（Len Peneha）目擊了一名黑衣男子走進了清真寺，隨後他聽到了數十響槍聲，並看見人們驚恐地逃離清真寺。
在襲擊者離開後，帕內哈走進清真寺救助受害者，“我看見到處都是死人。三個在門廊裡，還有的在清真寺裡面。這完全是瘋了，我難以想象有人能做出這種事情。”帕內哈說。
據CNN報道，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目擊者稱，他看到一個腿部中槍的男子，這名男子三四歲的女兒被襲擊者從後背擊中。
“他尖叫著，想要把他的女兒帶到醫院去，但是救護車要等到安全之後才能進來，所以我就用自己的卡車拉著這個人和他的女兒去醫院。”這名目擊者說。
塔蘭特在當天被新西蘭警方抓獲，次日出庭時，他拒絕了官方派給他的律師，決定自己為自己辯護。原定辯護律師理查·彼得斯（Richard Peters）在接受《新西蘭先驅報》採訪時說，塔蘭特沒有任何精神問題。“儘管他的行為看起來非常不理性，但他神志清晰，頭腦清醒。”
將槍擊全程直播的塔蘭特，毫不掩飾自己的意圖，卻根本不承認自己犯下了什麼罪行。
塔蘭特是澳大利亞人，28歲，自小生活在一個不到2萬人的小城鎮格拉夫頓。據其自述，他生於一個“工薪階層的低收入家庭”。
據當地報紙《每日考察報》的訃聞顯示，他的父親是一名環衛工人和三項鐵人賽運動員，2010年因癌症去世。塔蘭特的母親是一名英語教師，但在他小時候便已經離婚，塔蘭特跟著父親生活。
塔蘭特祖母在案發後接受媒體採訪時說，塔蘭特在高中時大部分時間都在“玩遊戲和研究電腦”。“我覺得談戀愛不在他的計劃當中，他說結婚這種事太難了。”其祖母說。
據美媒ABC News報道，2009年畢業後，塔蘭特成為了當地的一名健身教練，在健身室經理格雷（Tracy Gray）眼裡，他是一個“對工作有熱情、熱愛鍛鍊”的人。塔蘭特在2011年辭職——據他自述，他通過投資數字貨幣“賺了些錢”，隨後開始了長時間的海外旅行。“我覺得一定是在海外旅遊的日子改變了他。”格雷說。
恐襲案後，土耳其當局調查了塔蘭特的蹤跡，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聲稱，塔蘭特曾於2016年兩度進入土耳其，還曾經發出警告說，“歐洲沒有土耳其人該留的地方”。
他還在同年遊歷了塞爾維亞、波斯尼亞、克羅地亞、保加利亞等國。據保加利亞當局調查稱，塔蘭特遊歷保加利亞時，對基督徒與穆斯林戰爭的古戰場有異常的興趣。
“他對巴爾幹半島的歷史細節有非常深入的瞭解，甚至可以說巴爾幹本地的人們都很少知道這些。”保加利亞外交部長哈里埃娃（Ekaterina Zakharieva）稱。
實施恐襲案3天前，塔蘭特在其推特上發佈了若干張步槍的高清照片，從後來的視頻中，可以辨認出是同一把步槍。
純黑色步槍槍身與彈匣上，用白色筆寫滿了各種“關鍵詞”：如“732圖爾戰役”“1189阿克戰役”“1571勒班陀海戰”、“1683維也納戰役”等，那是各種歐洲人擊敗穆斯林的種種戰役和年份，或許能夠看出襲擊者行兇的動機。
“從互聯網我確立了信念，你不會在其他地方找到真相。”他經常瀏覽一個叫“8chan”的白人右翼主義網站。
塔蘭特自稱，雖然具體恐襲行動只准備了3個月，但他為此已經足足計劃了兩年。他實施襲擊的地點不是歐洲，而是選在“偏遠的”新西蘭——因為他要“警醒”世人，世界上沒有什麼地方是“安全”的，“即使最偏遠的地方，都無法擺脫大量的移民”。
2017年，塔蘭特在新西蘭南端城市達尼丁（Dunedin）租了一間房子，並開始他所說的“計劃和訓練”。他的幾個鄰居都說，在近幾個月內，他的體格明顯變得更加強壯。據《新西蘭先驅報》報道，他同時也加入了當地步槍俱樂部，在那裡練習射擊。
俱樂部會員皮特（Pete Breidahl）曾經見過塔蘭特，當時他正和一群人討論著1996年的澳大利亞槍擊案，並探討如果是自己會怎樣行動。“他讓我感到恐懼。”皮特說。
在2017年12月到2018年3月間，塔蘭特通過網絡在新西蘭的“槍城”（Gun City）中訂購了四把槍和若干彈藥，但賣家拒絕承認曾賣給他視頻中所用的那種半自動步槍。
塔蘭特一開始計劃在達尼丁的清真寺發動襲擊，但隨後他發現基督城的清真寺有著更多的“入侵者”，建築風格也更為異域，於是最終改變了目標。
當地時間2019年3月18日，新西蘭民眾悼念清真寺槍擊案的遇難者。（視覺中國/圖）
反穆斯林、新納粹、戰爭
“以往的襲擊主要是穆斯林針對白人，這一次卻反過來，是一次白人針對穆斯林的襲擊，這是非常少見的。”王義桅說。
實施恐怖襲擊之前，塔蘭特在推特和網站上發佈了一份長達74頁、超過1.6萬字的“自白書”。這份“自白書”認為白人世界正在被其他種族的人口衝擊，非白人的移民和難民最終將會從人口上替換掉白人。
“這是對白人的種族滅絕。”他用大寫字母寫道。
在“自白書”中，塔蘭特毫不諱言自己“在定義上”是一名法西斯，而他的行為是“恐怖主義襲擊”。
其行兇裝備上，也寫著新納粹主義的“十四字真言”（14 Words）——“我們必須保證我們種族的存在以及白人孩子的未來”（We mustsecure the existence of our people and a future for white children），以及一個新納粹主義的常用標誌“黑太陽”（Schwarze Sonne）。
他把整個西方反移民運動看成一場反侵略戰爭，他並不認為自己“殺害無辜”，因為“沒有一名侵略者和殖民者是無辜的”。
他甚至把自己比作最終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的曼德拉，“我期待著最終獲得一枚諾貝爾和平獎……我期待在27年監禁後被釋放，就像曼德拉一樣”。
塔蘭特聲稱，在歐洲的幾件事情成為了他實施襲擊的契機：第一件事是在2017年的斯德哥爾摩恐襲案中，11歲女孩艾巴（Abba Aerklund）的喪生，艾巴的名字同樣出現在他的槍管上；第二件事是同年的法國大選中，民族主義者慘敗給一個“全球主義的、反白人的前銀行家”。
“最後一擊”則是他到法國各地的旅遊。他稱無論他到哪裡，即使是最小的城鎮，“入侵者”們都在那裡。“法國人常常已經是少數派，街頭的法國人往往沒有孩子在身邊，而移民們卻大都年輕，有著龐大的家族和很多孩子。”
最後他開車到了一處戰爭公墓。“看著這一個個十字架，沉思為什麼儘管那麼多人英勇犧牲，我們卻最終淪陷。我突然哭了出來，在車上獨自抽泣。”
“塔蘭特行兇的原因並不如他說的那樣單純，背後其實是整個西方社會的兩極化。”現代國際關係學院歐洲研究所副所長王朔說，“近十幾年來，由於經濟衰退、階級分化、失業等種種社會問題，導致西方社會出現兩極化的趨勢。一部分人走向了極左，把問題的根源歸咎於政府和資本家；而另一部分人則走向了極右，把責任推給了外來移民，例如這一次事件。”
塔蘭特在自白中，提及自己屬於一個“中低層的工薪階層家庭”，王朔認為他的階層背景也跟他思想的極化有關，“他們對於社會變動的敏感程度是最高的，他們也是外來移民在工作上最直接的衝擊對象”。 在這份“自白書”中，塔蘭特給了大眾一個不同於刻板印象的“恐怖主義分子”形象：文中情感剋制、邏輯嚴密，沒有一絲盲目的宗教狂熱。
他一共設了84個自問自答，以解釋自己行為的動機；他分別為保守主義者和基督徒寫了兩份各有側重的宣言書，儘管他甚至不確定自己是不是一名基督徒，“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等我知道了，我會告訴你的”。
對於穆斯林和其他移民，他沒有表示出露骨的種族歧視。他聲稱自己在周遊列國的途中都受到熱情的對待，希望不同的種族與民族“各自在自己的地盤生活”，而不是“入侵別人的土地”。
但在這種剋制的背後，卻透出了一種“理性的瘋狂”，並繼承了納粹集中營式的冷酷：“屠殺並不是出於暴虐和洩憤，而是出於精巧的邏輯和算計——你們生育率又高，又不肯乖乖離開歐洲，那我們只能送你去死。”
（視頻截圖）當地時間2019年3月15日，新西蘭基督城，來自社交媒體的直播視頻截圖顯示槍手從汽車後備箱裡取出武器。（視覺中國/圖）
佈雷維克——“真正的啟發”？
事實上，在塔蘭特的“自白書”中，也提到他曾短暫地接觸過佈雷維克，並受到他“真正的啟發”。
2011年，佈雷維克在挪威政府總部實施爆炸襲擊，隨後前往挪威首都奧斯陸附近的於特島，對正舉辦活動的左翼青年實行無差別射擊，事件共造成76人死亡、96人受傷。
塔蘭特與佈雷維克在某些方面頗為相似：無論是塔蘭特還是佈雷維克，他們都把歐洲移民，特別是穆斯林移民，視為歐洲和西方文明的最大危機。
他們都“不惜代價驅逐西方穆斯林”，都樂於強調自己並不仇恨穆斯林，只是希望他們離開西方。
在塔蘭特之前，佈雷維克很大程度上是白人右翼大規模恐襲的“孤例”，儘管佈雷維克之後也有過數起類似的事件，但大多數都事先沒有周密的準備，殺人動機多是一時衝動的洩憤。
從佈雷維克的出現，到塔蘭特的重演，不得不讓人正視白人恐怖主義，以及其背後出現的根源——西方國家日益多元的人口結構，正在讓白人與非白人移民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
“西方國家移民數量的大量增加，主要是因為它們對廉價勞動力的需求。西方世界經濟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人口紅利的消失。”王朔說。
本土生育率的下降、人口的老齡化，讓西方國家承受著越來越沉重的財政負擔。資本家不願意提高僱用成本，老百姓不願意降低社會福利，於是引進外來移民便成了理所當然的選擇。
以塔蘭特母國澳大利亞為例，據該國統計局2016年發佈的統計數據，28.6%的澳大利亞居民都不是本土出生，而在近10年時間裡，62%的人口增長都源於海外移民。
被塔蘭特“點名批評”的法國，在二戰結束後，沒有像英國那樣幾乎全盤放棄殖民地，依然與它的前殖民地保持緊密的經濟與政治聯繫。因此，來自北非等前殖民地地區的移民大量湧入，據法國全國統計和經濟研究所報告顯示，法國第一代與第二代移民人口已達約1100萬，佔全國人口19.3%。
“法國從東歐、北非等地引進了大量的廉價勞動力，但與東歐不同，來自北非的移民由於文化差異，並沒有有效地融入法國社會。”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彭姝禕對南方週末說。
王朔認為，自2008年以來，整個西方世界都陷入了一種分裂的狀態。“老百姓把經濟、就業、社會治安等問題，歸咎於外來的群體。本土居民跟外來移民之間的矛盾本來就存在，而近年來這些矛盾在進一步激化。”
更令人擔心的是，白人與非白人移民之間的暴力事件與恐怖襲擊，正在形成一個愈發嚴重的惡性循環。白人對移民的歧視引發了移民仇恨，而移民造成的暴力事件，卻又反過來引起了白人的報復。
隨著這種暴力事件與恐怖襲擊越來越多，無論是白人還是移民，對多元化社會的信心越來越少，裂痕越來越大。
在槍擊案爆發後，新西蘭總理阿德恩3月18日在記者會上說，圍繞強化槍支管控，內閣“原則上”達成一致。然而王朔認為，政府只能解決所謂的安保問題，真正重要的卻是社會矛盾的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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