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 王磬
3月中旬，英國議會關於脫歐的“三連投”繃緊了不列顛的神經。在漩渦中心的倫敦，我連續三天到訪了位於市中心的西敏宮——這裡是英國議會所在地。宮牆之內，激辯、表決，政客們一刻未歇；宮牆之外，示威、搖旗，民眾們也不甘落後。
這三天裡，我先後與西敏宮外的五六十位示威者有過交談。他們中的不少人有著主流媒體已經報道過千百次的profile，比如支持留歐、希望二次公投的大學老師，或是選擇脫歐、死撐no-deal的遠郊工人。但也有些不那麼常見的“異類”，比如在脫歐陣營裡搞女權運動的公司職員，宣揚脫歐是上帝旨意的虔誠基督徒，還有一心只想要登上BBC新聞的舉牌者。形形色色，足夠為好奇的觀察者們提供異常豐富的樣本。
但讓我略感意外的是，他們多上了些年紀，即便沒白髮蒼蒼，也至少皺紋已爬上眼角，人群中甚少看到年輕人的面孔。我剛開始猜想也許是因為示威發生在工作時間，但下班之後也未見到改變，每天如是。這個細節當然完全不足以支撐起“英國年輕人政治冷感”這樣宏大的結論，但它的確讓到場的寥寥數位年輕面孔顯得格外亮眼。
我感到好奇：是什麼樣的原因，把這些年輕面孔帶到了脫歐遊行的現場？在十幾歲、二十幾歲的年紀遭遇到脫歐，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什麼？過去兩年多里，脫歐又如何影響了他們的生活和成長？
“過去兩年讓我意識到，人們投票時，是用心在投，而不是用腦”
克里斯蒂安（Christian），藝術學院碩士生，21歲
第一次見到克里斯蒂安時，距離第一場投票還有兩個小時。他和同班同學瑪麗在西敏宮的鐵欄外豎起了反對脫歐的橫幅，白底黑字；身上穿著“17 Days”字樣的T恤，也是白底黑字。
當晚要進行的那場投票事關首相特蕾莎·梅的脫歐協議。我問他，希不希望協議通過。他撇撇嘴，當然不希望。他指指T恤上寫著的“17 Days”，認真地說，“喏，我們的口號是，要在30天內阻止脫歐。今天是第17天了，我們每天都來這裡。”但他很快又笑起來，“30天當然是不可能的事。但二次公投是有可能的。所以我們希望協議被否決，如果通過了一切就都結束了。”
出生於中產家庭的克里斯蒂安現在是倫敦東部一間藝術院校的學生。2016年脫歐公投發生時他剛滿18歲，那算是他拿到的第一張正式選票。和從事商業諮詢的父母一樣，他投給了留歐，也堅信脫歐不會發生，但最後事與願違。過去的兩年多里，他一邊受著藝術學院的訓練，一邊尋思著該做點什麼。
他逐漸意識到，“人們投票時，是用心在投，而不是用腦”；所以動員人們需要用情感的力量，而不是堆砌事實。於是，半個月以前，他和瑪麗製作了一條橫幅，寫著“勇敢一點，我們本不必經歷這些”。在他看來，訴諸情感比訴諸事實，力量要強大得多。“它是關於勇氣的——我們做了一個很蠢的決定，以至於我們現在必須得經歷這些。我們得要有勇氣把錯誤的決定推翻。”
此後幾天，我每天都能在同一個地方看到他和瑪麗。他告訴我，為了不逃太多課，他們每天早上七點到八點之間會過來，這幾天有投票，所以晚上也會來。在留歐派示威者中他們很受歡迎，不時有人在路過時扔來一句“good job”或是“thank you”，連巡邏的警察也很喜歡找他們聊天，他們還登上了《衛報》的網站。
但是，他們也遇到了不少脫歐派示威者的“挑釁”。有人跑來質問，你們不用工作嗎？誰付錢讓你們來舉牌的？克里斯蒂安懟回去，“沒有。我們自己樂意。我們來這還要花錢呢——逃掉的課都是要付錢才能上的。”
“但最常見的批評還是，你們留歐派根本不懂民主為何物——在他們看來，公投是民主的決定，怎麼能說變就變。”克里斯蒂安說。但他並不同意這種說法：民主體制也需要糾錯，用一個民主的決定去推翻另一個——比如再來一次公投——會讓民主更加成熟。
說這些的時候，第三場投票的結果出來了，英國議會希望推遲脫歐，這被留歐派視為暫時的“勝利”。不少留歐派示威者奔走相告，但克里斯蒂安卻依然憂心：推遲，真的能推出什麼結果嗎？
“為了拿回主權，犧牲點短期的經濟利益又算得了什麼”
歐森（Orson），廚師，22歲
傍晚時分，在一片藍色的歐盟旗之中，我注意到了舉著“WTO Best Deal”（“最好的協議就是WTO”）牌子的歐森。
西敏宮外的遊行者大多分區而踞，支持脫歐和反對脫歐這兩大派別各有自己的“大本營”，很少混雜。從口號來看，徘徊在“歐盟大本營”中的歐森卻是個不折不扣的脫歐支持者——呼籲英歐之間回到WTO協議是一種常見的脫歐派觀點。他們認為，歐盟的諸多監管妨礙了英國的自由貿易；“硬脫歐”（No Deal Brexit）雖然不是理想狀態，但若英歐之間直接落回WTO框架下的貿易關係，仍然好於當前掣肘於歐盟的狀態。
當時，關於延遲脫歐的表決結果剛剛公佈，這被認為是“硬脫歐者”（hard Brexiteer）的失利。我在現場看到，一位試圖乘坐汽車離開的留歐支持者被不少憤怒的脫歐支持者們團團圍住，最終在警察的協助下才得以脫身。所以，儘管是和平示威，呆在對方的“大本營”之中仍不完全是無風險的。
但歐森顯得非常淡定。不僅主動往留歐陣營裡鑽，還向人群裡喊話。他告訴我，自己一週要工作六天，前幾天的遊行都沒來，但今天特意請了假趕到現場。“再不發聲就來不及了。看看我們議會每天都在幹些什麼蠢事。”歐森看上去很不滿。
今年22歲的歐森是位廚師，自詡為“自由貿易的佈道者”。在他看來，英國為歐盟所縛，錯失了太多的發展機會；只有離開歐盟才能重新追趕上世界的步伐，與新興國家——他還特意舉例了中國——簽訂貿易協議。
一位在現場做田野調查的法學教授也注意到了歐森。他問歐森，是否瞭解“硬脫歐”後迴歸到WTO的法律程序——也就是，英國事實上將無法直接使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的條款進行貿易，而必須先要與歐盟達成符合世貿組織規定的協議？歐森顯得有些迷茫，似乎對此並不瞭解。
但他隨後聳聳肩：“好吧，為了拿回主權，犧牲點短期的經濟利益又算得了什麼。”
然而最讓我詫異的是，他告訴我兩年前的公投時，他實際上投給了留歐。
“為什麼？”我表示不解。
“那時候我覺得脫歐風險太大了，而且預感脫歐陣營沒什麼可能會贏。”歐森解釋到。
他回憶到，當看到公投結果時，第一反應便是，太棒了，像是一個不敢想的夢變成了現實。他意識到自己內心其實是更希望脫歐的。從那時起，他便開始成為“一個公開的、驕傲的脫歐者”，在各種公共場合為脫歐正名。在他看來，過去兩年的脫歐談判沒有任何意義，英國政府早該放下對歐盟的幻想，停止在談判上浪費公共財政，坦然接受no deal。
不遠處的媒體區，在現場蹲點的電視記者們架好了攝像機，準備播報投票結果。歐森趕緊跟了過去，試圖讓展板出現在攝像機能拍到的範圍之中。他希望在結束今天的示威之前，把他的聲音傳播給更多的人，早日實現無協議脫歐。
“我們還沒到有權決定未來的年紀，命運就被老人們決定了”
喬治（Geroge），大學一年級歷史專業學生，18歲
對於今年剛滿18歲的喬治來說，沒能參與脫歐公投，是人生的一大憾事。
2016年6月23日，年僅16歲的喬治在電視前看到政府宣佈公投結果：脫歐派勝出。雖然那時還在上高中的他已經對政治很感興趣，也經常看時事新聞，但聽到結果的第一時間裡仍然“是懵的”。他花了幾天的時間來閱讀相關報道，又跟做教師的父母聊了幾次，才感到自己終於明白了一點“到底發生了什麼”。
“我們還沒到有權決定未來的年紀，命運就被老人們決定了”。在西敏宮外的圍欄旁，喬治這樣告訴我。“年輕人真沒什麼理由不想留在歐盟裡。二次公投是我現在唯一的希望。”
在英國，法定的投票年齡是18週歲。一大批當時沒有達到投票年齡、但現在已經成為適齡選民的英國年輕人也希望能發出自己的聲音。《衛報》稱，這樣的“新選民”（new voters）大約有200萬人。根據一項調查，如果二次公投成為現實，他們中的74%都表示將投給留歐。
公投結束後的兩年多中，喬治進入了大學，在倫敦的一所學校裡修習歷史專業。他同時開始積極為年輕人的投票權發聲，也參加過關於修改法定投票年齡的倡議，希望將之從18歲降至16歲。在他看來，不只是脫歐，還有別的許多議題上，英國的決策者們都甚少考慮年輕人的呼聲，而這需要改變。
“學費越來越貴，針對教育的補貼越來越少，年輕人就業也越來越難。英國的‘老人政府’卻對這些問題完全視而不見。”喬治說。“就跟脫歐一樣，老人們一拍腦袋，後果全是年輕人來承擔。”
一群留歐陣營的示威者開始在現場唱起歌，呼籲“人民的投票”。喬治也很快成了他們中的一員。其中一首歌這樣唱到：
Pack up all our placards soon
People’s vote, May or June
Bye Bye Brexit
Our MPs must know it’s true
We should stay in the EU
Bye Bye Brexit
There is no better deal than what we’ve got, now Clearly, we should call the whole thing off, now
Brexiteer have had their try
Let’s wave their deal goodbye
Brexit, Bye Bye
很快，我們將打包所有的海報；
5月或6月，就是人民的投票；
再見脫歐。
議員們必須明白它是真的；
我們應該留在歐盟裡的；
再見脫歐。
沒有協議會比我們現在已經擁有的更好（指留在歐盟）；
毫無疑問我們該將這整齣戲碼取消（指取消脫歐）；
脫歐者們已經試過了；
是該對他們的協議說不了；
再見脫歐。
（界面新聞駐歐洲記者王磬發自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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