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習記者 | 喻曉璇
“單打獨鬥不會解決問題，多邊主義是唯一可能的前進方向。”正式卸任德國基民盟（CDU）黨首三天後，曾決定向100萬中東難民開放邊境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摩洛哥古城馬拉喀什的一場聯合國政府間大會上發表了上述言論。
12月10日，《移民問題全球契約》（GCM）政府間會議在馬拉喀什舉行。在摩洛哥外交與國際合作大臣納賽爾·布里塔（Nasser Bourita）的宣佈下，聯合國有史以來首份有關移民問題的全球契約在164國代表的見證下獲得通過。
《移民問題全球契約》全稱《安全、有序和正常的移民問題全球契約》（Global Compact for Safe, Orderly and Regular Migration），以國家主權、責任分攤、非歧視和人權等價值觀念為基礎，旨在通過一系列協作措施，優化移民整體利益，更好地管理區域及全球移民。12月19日，聯大以152票贊成、5票反對、12票棄權正式表決通過了該契約。
然而，這份條款相對簡單，在制定之初就不具任何法律約束力的契約卻遭遇以美國為首的多個西方國家抵制，並在歐洲政壇引發軒然大波。與此同時，主辦地摩洛哥當局在處理撒哈拉以南非洲移民問題上的曖昧態度也被重新擺上檯面。
非洲移民的咫尺“歐洲夢”
12月7日，位於摩洛哥北部港口城市丹吉爾（Tangier）的一座西班牙天主教堂內，濃郁非洲風格的鼓點聲響徹穹頂，幾位深黑色面孔、衣衫簡陋的非洲青年正在排練一首用家鄉語言演唱的讚美詩。這座教堂始建於1950年代，歷史並不悠久，在以文化多元著稱的丹吉爾也無特別之處，但最近卻因庇護了大批難民而聲名遠播。
23歲的青年吉（Guy）也是慕名前來的避難者之一。迫於生計，兩個月前他從故鄉喀麥隆來到摩洛哥，決定重走哥哥的逃難路，經丹吉爾前往西班牙與兄長會和。遙遠的路途令人疲憊，吉在逃難途中跛了一隻腳，卻因身處摩洛哥的非法身份無處醫治。
“教堂的神父對我們很好，他不僅收留我們這樣的基督徒，前幾天還來了幾個穆斯林，”吉對界面新聞記者表示，“但很遺憾，他們只提供住的地方，填飽肚子我們還要自己解決。”
夜裡，吉和四十餘名同伴裹著毛氈睡在教堂內的空地上；白天，只要他們待在教堂的圍牆內就會平安無事，否則就有被摩洛哥警察逮捕的風險。吉對記者說，一旦被逮捕，他們雖不會被遣返，但也會被送往拉巴特、卡薩布蘭卡等距歐洲較遠的城市，運氣不好時甚至會被送到阿爾及利亞邊境。
有“非洲之角”之稱的丹吉爾是摩洛哥境內大多數移民進入歐洲的中轉站，大批來自中東和西非的難民在這裡等待時機前往對岸的西班牙。據吉所說，當地的摩洛哥人和一些早先到達西班牙的西非人做起了蛇頭生意，坐小艇到達歐洲，每人次的費用高達2500歐元（約合人民幣2萬元），移民們不僅需要解決自身溫飽問題，還要冒著巨大風險籌集這筆鉅額路費。吉的同鄉保羅（Paul）從喀麥隆徒步兩年走到丹吉爾，現在仍未籌夠去歐洲的錢。
吉對記者稱，為了賺取路費，黑人們會在摩洛哥人開的店鋪中打些零工，但由於沒有合法身份，他們無法獲得和當地人同等的報酬。流落卡薩布蘭卡、拉巴特等大城市的難民常常會以乞討或偷盜為生。半島電視臺曾報道，西非移民在摩洛哥的境遇悲慘，一些黑人女性甚至被當作性奴在摩洛哥出售。
移民偷渡的路線一般分兩步，首先從丹吉爾沿陸路前往與摩洛哥接壤的西班牙飛地休達（Ceuta）或梅利利亞（Melilla）（注：摩洛哥認為上述兩地屬於爭議領土，自其從法國和西班牙的殖民統治下獨立後，摩洛哥多次宣示對這兩塊土地的主權），再沿海路抵達西班牙的歐洲陸上領土。但這條距離僅僅幾十公里的偷渡之路相當危險，特別是在摩洛哥海警近期加強了邊境管控後。即便如此，大多數來到摩洛哥的移民也不會選擇長居此地，丹吉爾只是他們前往歐洲的一塊跳板。
“摩洛哥人都是種族主義者，他們自己也沒有白到哪兒去，卻歧視我們黑人！”當被問及是否會留在摩洛哥時，吉表現出憤怒，“我絕不會留在這裡，我一定會去歐洲，到了歐洲一切都會變好的。”他堅定地說。
在距離歐洲咫尺的丹吉爾，數以萬計的移民都做著一個“歐洲夢”。聯合國難民署（UNHCR）數據顯示，2018年（截至12月24日），有超過6.1萬名難民或移民通過海路抵達西班牙。然而，更大一部分移民仍然滯留摩洛哥境內，他們像吉一樣，還在為穿越地中海的不菲旅費而苦惱。
摩洛哥與歐洲的“移民遊戲”
“誰沒有‘歐洲夢’？偷渡的人裡面有很多還是摩洛哥人，每個人都想追求更好的生活，連我自己也想到歐洲去，”曾在歐洲留學，現在在一家跨國公司工作的摩洛哥青年蘇夫（Souf）對界面新聞表示。“但這太難實現了，尤其是現在歐洲加強了移民管理，那些右翼們絕對不想讓摩洛哥人踏上他們的土地，更別提這些（撒哈拉以南的）非洲難民了。”
由於地理位置特殊，摩洛哥成了歐洲阻止移民北上的一道天然屏障。近年來難民危機持續困擾歐洲，歐盟成員國接受移民的能力趨於飽和，移民問題隨之成為摩洛哥政府與歐盟博弈的砝碼。雖然非法移民給摩洛哥社會帶來巨大的安全隱患，也讓這個北非旅遊勝地的面貌受到消極影響，但摩洛哥政府在此問題上卻態度曖昧。
“摩洛哥不會把移民遣返，他們只會反反覆覆（來到丹吉爾）。你把他們送到拉巴特，送到卡薩布蘭卡，送到任何地方，他們都會沿原路返回來，送過去，再回來，送過去，再回來……”蘇夫用雙手比劃著說。
“這就是一個遊戲，表面上，摩洛哥把朝向歐洲的大門緊閉，但總會留一條縫，歐洲緊一點，摩洛哥就會松一點。”蘇夫指出，一旦歐盟收緊邊防管控，摩洛哥就會相對放鬆對非法移民的管理，如此一來，歐盟不但會增加對摩洛哥的財政支持，還會在政治外交政策上予以傾斜。
近幾個月，一貫對非法移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摩洛哥當局一口氣逮捕了數百名來自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偷渡者。這背後的默契，據卡塔爾媒體《新阿拉伯人》（The New Arab）分析，逮捕行動幾乎與歐盟-摩洛哥農業貿易協議的重新簽署同步進行，此前這份協議因涉及西撒哈拉（簡稱西撒）爭議領土而被歐盟法院判決撤銷。一直以來，摩洛哥宣稱西撒是其領土的一部分，至今控制著西撒三分之二的土地，並致力於將該地區的出口納入其貿易協定。
儘管摩洛哥在邊境移民管控上和歐盟唱起了雙簧，但這並不意味著前者有替後者安置難民的計劃。今年6月底在布魯塞爾舉行的歐盟峰會上，歐盟各國就解決難民問題達成一致，決議共同探索在歐盟外設立難民中心，以緩解歐盟內部因難民分攤問題產生的壓力。而作為歐盟“移民屏障”的摩洛哥於10月公開表示，不會在其境內設立移民接待中心，稱歐盟把難民問題“外包”並非解決之道。
“要是設立了移民接待中心，（摩洛哥）政府手裡還會有牌打嗎？”蘇夫反問。在他看來，摩洛哥政府絕不會徹底解決移民問題，但會牢牢掌控著話語權。“只要這些移民還在摩洛哥土地上一天，管控他們的權力就不會落在歐洲人手中。”蘇夫對界面新聞表示。
“這都是政治……”談起摩洛哥政府在移民問題上的不作為，滯留摩洛哥半年之久的保羅嘆了口氣，“我們在家裡沒有工作，在這裡又受人歧視，誰來真正關心我們的生活？”
12月的這一天，在教堂穹頂下哼唱著“哈利路亞”的他們還不知道，距丹吉爾500公里之遙的馬拉喀什，一場探討全球移民未來的大會即將開幕。
一場大會上的政治姿態
事實上，在馬拉喀什通過的《移民問題全球契約》，今年7月就已起草完畢。雖名為“政府間大會”，但與會的各國代表們不必就契約條款進行任何討論，國家的出席與否本身就是一種態度，因而更像是一場政治作秀。而這場“政治秀”的效果卻恰恰相反，本次會議因缺少各國政要的站臺而顯得冷清。
早在2017年12月，奉行“美國優先”的特朗普就宣佈退出聯合國《移民問題全球契約》。隨後，匈牙利、奧地利、波蘭、捷克、澳大利亞、巴西等國紛紛效仿退出，這對於默克爾高呼的“多邊主義”無疑是一記響亮的耳光。10日的開幕活動中，與會代表裡的重量級政治人物幾乎只剩默克爾一人。
與此同時，這次大會也成了日益崛起的右翼民粹主義者的攻擊對象，並在歐洲政壇引起風波。由於比利時聯邦議會第一大黨新弗拉芒聯盟（New Flemish Alliance）反對該國政府簽署馬拉喀什協議，首相夏爾·米歇爾（Charles Michel）提出內閣辭職請求。12月16日，數千人在布魯塞爾遊行，抗議比利時政府派出代表簽署協議。
12月10日，摩洛哥國王穆罕默德六世（Mohammed VI）在馬拉喀什大會的開幕致辭中表示，“本次大會的挑戰，是在民粹主義（populism）、孤立主義（isolationism）面前讓大家聯合起來，通過對話和國際合作為我們這個時代提供解決方案。”
而這句話落地沒多久，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脫胎於“國民陣線”）領袖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的擁躉、民粹運動組織“身份認同一代”（Génération Identitaire）便在大會門前舉起了“對馬拉喀什協議說不，停止大規模移民”的抗議橫幅。雖然這幾名活動人士很快被摩洛哥警察逮捕，但該組織支持者在推特上創建的“#馬拉喀什協議”標籤立即得到廣泛關注，抗議活動視頻得到近千次轉發。
法國極右翼分子的抗議，更多是一種宣傳性質的“行為藝術”。而真正讓保羅和吉這些移民們恐懼的，則是像鄰國意大利右翼政黨真正登臺唱戲的情況。由於意大利政府以強硬姿態拒絕開放該國港口，保羅的一位朋友曾被遣返回利比亞。
“這些可惡的政治家們，他們自私透了！”保羅控訴說，“可西班牙以後要是也和意大利一樣怎麼辦？”
保羅的擔憂並非空穴來風。西班牙新政府6月初上臺以來，對非法移民採取相對開放的態度，特別是在意大利對移民問題採取強硬立場後，西班牙已經超越意大利，成為接受海路入歐非法移民數量最多的歐盟國家，而這引起了西班牙國內極右翼勢力的不滿。
12月2日，與摩洛哥隔峽相望的安達盧西亞舉行地區議會選舉，極右翼政黨“聲音黨”（Vox）歷史性地躋身地區議會。該黨呼籲在休達及梅利利亞修建一道“不可逾越”的牆，其領導人聖地亞哥·阿巴斯卡爾（Santiago Abascal）更宣稱，要在安達盧西亞“重新徵服西班牙”。
值得慶幸的是，這座位於丹吉爾的西班牙大教堂還保留著來自彼岸的溫情，為保羅和吉提供容身之所。但諷刺的是，正對著這座教堂有一塊鮮紅的招牌，是一家阿拉伯人開的餐館，上面寫著“伊比利亞三明治”。公元八世紀初，北非的阿拉伯人北渡地中海佔領伊比利亞半島，格拉納達為伊斯蘭王朝在歐洲陷落前的最後一個堡壘。招牌上跳躍的紅色，像百年前阿拉伯人在格拉納達建起的紅宮，宣示著伊斯蘭主權。
500公里外那場“政治秀”中的政客與精英們，像來自另一個平行時空，與吉和同伴們未來的命運似乎毫無關聯。隔著十米寬的馬路，這群長途跋涉到達非洲之角的西非難民們，只能透過教堂高高的柵欄望著這“伊比利亞一隅”，正如他們隔著狹窄的直布羅陀海峽，眺望對岸真正的伊比利亞。
（界面新聞實習記者喻曉璇發自丹吉爾、馬拉喀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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