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瀾壯闊的革命時期，許許多多的湖湘兒女投身革命洪流，其中也有為數不多的女同志。她們大都在領導機關工作，因此和中央領導人，特別是毛澤東同志的交往比較多。毛澤東的偉人風範和人格魅力，還有淵博的學識和人際交往的藝術，都給她們留下了終生難以磨滅的印象。張聞天的夫人劉英、陶鑄的夫人曾志和王稼祥的夫人朱仲麗就是其中三位。
毛澤東對劉英風趣地說，“又多了一個湖南老鄉，湖南妹子。”
劉英原名鄭傑，1905年10月出生於湖南長沙。1924年進入長沙女子師範學校，1925年在校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春，中央派她赴蘇聯莫斯科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和國際無線電學校學習。1932年底回國。
劉英在入黨前對毛澤東的名氣早有所聞。後來聽說毛澤東帶領秋收起義的隊伍上了井岡山，更是心嚮往之。直到1933年6月被派到瑞金工作，她才有機會與毛澤東見面、認識。
劉英在莫斯科期間，見到過有“紅色教授”之稱的張聞天，把他看作老師。劉英到瑞金後沒幾天，有一次去看先期回國的洛甫（即張聞天當時通常用的名字），在那裡她第一次見到了久仰的毛澤東。毛澤東風趣地說，又多了一個湖南老鄉，湖南妹子。當毛澤東聽說時任內務人民委員的周以慄是劉英的老師時，顯得很高興，說周與他在湖南第一師範是同班同學。劉英後來回憶：“我的老師周以慄是毛主席的同班同學，由於這一層關係，所以他對我更加愛護、關心。”
值得一提的是，劉英對毛澤東的深入瞭解，還離不開周以慄的影響。剛到瑞金，周以慄就和劉英談到過當時毛澤東所受到的種種委屈，並告訴她說：“現在有人說山溝裡出不了馬克思主義。我就不同意。照潤之這一套做，打破了‘圍剿’，鞏固、擴大了根據地。依我看，山溝裡的就是能出馬克思主義。”
那段時間劉英也可以說就在毛澤東的身邊工作，耳濡目染，深深感受到了毛澤東做群眾工作的藝術。1934年9月，擴紅任務很重，在江西于都忙於擴紅的劉英急得團團轉。她除了按規定天天用電話向直接領導人羅邁（李維漢）彙報外，還天天到毛澤東那裡去請示。
◆劉英與張聞天，1939年春於延安棗園。
劉英向毛澤東反映了擴紅很困難的情況後，毛澤東提出應該趕緊把突擊隊員和區委書記找來開會。劉英認為時間太緊，突擊隊員都已分散下去，等召集上來開會，就沒有時間去擴紅了。毛澤東說：“一定要開會，思想不打通，不下決心，再有時間也完不成任務。”毛澤東迅速作出安排。“這一招果然靈”，“擴紅取得突破性進展。”
毛澤東確實對這位小老鄉另眼相待。長征前夕，這個大轉移的決策當時還在保密階段，毛澤東就對前來彙報擴紅工作的劉英說：“劉英同志，告訴你，馬上回瑞金，有特別任務。”毛澤東看見劉英沒有動身的意思，“毛主席又折回來，他對我說：‘劉英，你一定要走，不能不走，有特別任務啊！我也要回瑞金了。’”
後來當劉英接到她的直接上級通知趕到瑞金後，毛澤東見到她就說：“叫你走，你不走，不走就把你丟了！”劉英說：“你怎麼不早告訴我？光講‘特別任務’！”毛澤東回答：“軍事秘密，不便明說。”這件事使劉英更加感受到毛澤東對她的關心和愛護。長征開始後，劉英對毛澤東的領導水平的高超感受越來越深，使之欽佩不已。在張聞天傳達遵義會議精神後，劉英感到“撥開了烏雲，看到了晴朗的藍天。我本來只知道聞天理論強，聽了傳達，才知道他對戰略問題也有研究。後來聞天告訴我，這方面主要得益於毛主席。他同毛主席在長征前曾在雲石山一個小廟裡同住過一段時間，長征路上又一直走在一起，關於中國革命的戰爭戰略問題，他傾聽了毛主席的許多精彩議論。”對後來二佔遵義後關於進攻打鼓新場的民主表決，將毛澤東的領導職務表決掉的那件事上，劉英寫道：“實踐證明毛主席這個意見是對的。聞天也認識到這件事處理失當。”“這段曲折，是聞天在延安時同我談的。他還說，從此以後，長征的軍事行動就完全在毛主席指揮下進行。”
遵義會議後，為了更加靈活機動，部隊進行了調整。劉英被調到中央隊擔任秘書長。劉英找到紅軍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說自己的能力不行，幹不了。李富春打趣地說：“劉英現在怎麼謙虛起來了。不要緊，那裡自然有人會幫助你嘛。”劉英聽出了李富春話裡有話，於是轉身去找毛澤東，才知道是毛澤東提議的。劉英晚年談到這件事的時候，非常肯定地說，毛澤東此舉還促成了她與張聞天的婚事。據劉英和張聞天的兒子後來回憶，毛澤東總是對劉英說張聞天“這也好，那也好”。劉英後來回憶這段歷史時說：“我默默地感受著聞天的愛和毛主席他們的關心。”
◆1947年張聞天同夫人劉英在佳木斯。
在毛澤東身邊一起行軍，劉英對毛澤東處理重大問題的深謀遠慮，把原則性和靈活性巧妙結合起來的高超藝術感觸尤其深刻。特別是在處理張國燾企圖分裂紅軍的這樣關係到紅軍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上。作為中央隊的秘書長，劉英不但多次聽到毛澤東與張聞天商量具體辦法，還隨同毛澤東一起去拜訪過張國燾。
那天一見面，毛澤東就對張國燾說：“我給你帶水來了！”
張國燾一下懵住了：“什麼水呀？”
毛澤東笑著說：“《紅樓夢》裡的寶二爺不是說男人是泥巴捏的，女人是水做的嗎？”
劉英後來回憶這一幕：“張國燾這才恍然大悟，也不由得笑起來。毛主席同張國燾都是黨的‘一大’代表，相識很早，但一向並不投機，現在又有分歧，所以毛主席一見面就說笑話，製造一個比較親切的談話氣氛。”
還有一件事使劉英一想起來就對毛澤東油然生出深深的敬意。
過草地以前，負責分乾糧的警衛隊長，給賀子珍分多了一點，而幾位老同志的就少了一點。此事被毛澤東發現後，把劉英找來，強調決不能搞特殊化。最後是把毛澤東、張聞天等領導的份子減少，補給了老同志。劉英後來回憶：“在最艱難的歲月，毛主席就這樣身體力行，追求公正、平等，不搞特殊化。半個多世紀以來，我一直銘記在心，把這種品德，奉為自己的行為準則。”
在1959年“反右傾”運動中，劉英受到張聞天問題的牽連，受到衝擊。劉英感到，在群眾批判的場合，難以為自己辯白，只有找毛澤東才能挽救她。於是在1960年3月25日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是交給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送毛澤東的。幾天後，楊尚昆告訴劉英，“毛主席已經批了，你放心好了。”毛澤東的批示是“劉英的問題是否應與聞天的問題處理有所分別，請你們加以研究，適當處理。”周恩來和陳毅也在信上作了相應的批示，時任副總理兼外交部長的陳毅表示由他“負責處理此事”。這樣，劉英被調離外交部，安排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
1976年7月，張聞天在無錫去世。1976年9月，毛澤東去世。在無錫的劉英立即提出要到北京向毛澤東遺體告別。心情迫切的劉英沒有等什麼人批准，就自己趕到北京。她先是找到中組部，要求瞻仰毛澤東遺容，沒有得到批准。她又立即致信葉劍英，提出請求。葉劍英親自批准，使劉英完成了向她年少時就敬仰的偉人作最後告別的願望。
毛澤東：“曾志同志，你是來養病的，就住在北京。”
曾志，湖南省宜章縣人，1911年4月出生於一個清貧的知識分子家庭。1923年考入衡陽省立第三女子師範學校。1926年秋進入衡陽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20名女生只有她一人在嚴格的軍訓和鬥爭中堅持下來，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從此投身革命事業七十多年。
她先後有過三次婚姻。土地革命戰爭期間，她的第一任丈夫夏明震和第二任丈夫蔡協民先後為革命英勇犧牲，第三任丈夫是解放後擔任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總理的陶鑄。
蔡協民是湖南省華容縣人。他組織領導的華容農民運動，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有三處提及，給予很高評價。馬日事變後，毛澤東安排他到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司令部工作。1929年7月，紅四軍前委和毛澤東決定調他和譚震林等人參加閩西特委工作。因此，毛澤東對他非常熟悉。作為蔡協民的妻子，曾志認識了毛澤東。
曾志第一次見到毛澤東，是部隊前往井岡山途中在酃縣駐紮時。毛澤東來找蔡協民，進門打過招呼後就很隨意地自己拿過凳子坐到他們夫妻對面，蔡協民向曾志介紹了毛澤東。曾志後來回憶，“我端祥著毛澤東，中分式的黑色長髮，清癯的面頰，智慧的雙眸，舉止瀟灑自信，表情親切而深沉。他談笑風生、妙語連珠，但同時又有一種不同凡響的氣勢和氣質……”。
毛澤東勤奮讀書學習給曾志留下了深刻印象。部隊在閩西的一個山村蘇家坡駐紮時，毛澤東和賀子珍房間的對面住著曾志和蔡協民。曾志經常看到毛澤東在很用功地讀書。特別是不知從哪兒弄來兩本英文書，叫《模範英文讀本》，是當時初中二年級的課本。“雖然他有很重的湖南口音，讀得也不很準，聽起來令人發笑，但他天天讀，每天都在讀書看報。”順便提一下，曾志的小學教育是在長沙讀的教會學校，英語不錯。
◆20世紀60年代曾志在毛澤東的書房。
在此後的幾十年中，讀書學習一直是曾志和毛澤東交往中的一個主要話題。
1939年，曾志到達延安。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毛澤東寫了封信。信中表達了她“常常想，時時盼，希望能見到您”的迫切心情。兩天後，她收到了毛澤東的回信：“曾志同志，你來延安學習實是高興，你明天就來我這裡，我讓中組部派人去接你，見面再長談!”一見面，面對兄長般的領袖，曾志百感交集，一股腦地將幾年來在白區工作蒙受的幾次冤屈，滔滔不絕地傾訴出來。善解人意的毛澤東靜靜地聽著。共進晚餐時，毛澤東說：“以後每個禮拜你就上我這裡來，在我這兒吃飯。我有很多書，願看哪本就拿去，看完後再來換。”
在毛澤東的鼓勵下，曾志到延安馬列學院學習。但由於種種原因，她在那裡總共只學了不到一年。直到解放後的1956年至1957年，她才有機會到中央黨校學習。1957年五六月間右派向党進攻，北京一些高校成為了熱點地區。因中央黨校距清華、北大和人大都不太遠，毛澤東就派曾志到這些學校去做調查研究，曾志在向毛澤東彙報的時候，毛澤東和她談了一些當年學習馬列的體會，來鼓勵曾志努力學習。毛澤東特地談到，“一些吃過洋麵包的人不信任，認為山溝裡出不了馬克思主義。1932年開始我沒有工作……我就整天讀馬列著作”，“硬是讀了兩年書”。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理論聯繫實際的一部分，曾志在那些大學校園做了深入的調查研究，特別關注關於西方的三權鼎立、各黨派輪流坐莊等論調在師生中的反應。毛澤東還親自為她擬定了調查表格。“主席就這樣借我在黨校學習方便的機會，讓我去調查，基本上得到了第一手材料。主席看完曾志作的有關統計表，笑著說：‘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究竟還是少數，贊成的比反對的多，兩頭少，中間狀態的較多，要加強思想教育。’”
毛澤東1964年向陳永貴等人介紹曾志時說：“曾志同志，井岡山的，現在井岡山沒有幾個人了。”語氣中透露出對曾志的信任。或許曾志也的確早就感覺到了這一點。每當她遇到困難時，首先想到的是毛澤東。
◆陶鑄夫婦和毛澤東。
1942年整風，曾志受到一年多的監禁審查。她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她相信毛澤東會為她主持公道的。後來，她見證了毛澤東親自糾正整風過程中出現的錯誤做法。在1944年12月的一次交談中，曾志曾問毛澤東“收到我的信沒有？”毛澤東回答：“收到了，很理解你的心情。”曾志立刻感覺到了毛澤東對她的信任。果然，在幾個月後召開的中共七大時，她被選為候補代表。
1967年1月，陶鑄被打倒後，曾志寫信給毛澤東訴說了她的困境。毛澤東收到信後在信上批示：“曾志同志，你是來養病的，就住在北京，幫助陶鑄同志做檢查。你的黨組織關係，去找東興同志。”4月，曾志以惴惴不安的心情又寫信給毛澤東，請示是否回廣州去。但這次沒有得到毛澤東的回覆。事隔兩年後，曾志才從汪東興那裡瞭解到，毛澤東看了她的信以後，曾與周恩來商量，為了曾志的安全，安排她留在北京。
後來幾經曲折，曾志被安排到陝西臨潼的蘭州軍區幹休所。因有諸多不便，於是就給毛澤東寫了一個報告，請求另行安排。在毛澤東的關心下，1973年曾志攜女兒、外孫和外孫女回到北京。1975年1月13日，曾志作為人大代表，出席了在京召開的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9月10日，曾志滿含悲痛地向他老人家的遺體作了最後的告別，向她的指路人表達最後的、永遠的敬意。
毛澤東對朱仲麗說，“要準備當一個人民的好醫生，要有一顆救死扶傷的心。”
毛澤東在七大上說：“遵義會議是一個關鍵，對中國革命的影響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個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可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賬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他們兩個人。”
毛澤東不但總記得張聞天和王稼祥對遵義會議的成功做出的特別貢獻，而且還時常掛念他們的個人大事。他不但撮合了張聞天與劉英的婚事，也是王稼祥和朱仲麗結成夫婦的紅娘。
朱仲麗，原名朱慧，1915年2月出生於湖南長沙。朱仲麗的父親朱劍凡，早年曾同楊開慧的父親楊昌濟一同留學日本，回國後創辦了一所周南女校。從1920年開始，毛澤東與朱劍凡結成了忘年交，經常在一起談書論世。童年的朱仲麗也就認識了這位“毛叔叔”，並聽到她父親告訴說：“毛潤之可是一個了不起的人。”
1937年冬，朱仲麗奔赴延安。到延安不久，朱仲麗就接到通知去見毛澤東。當在窯洞裡見到毛澤東的那一刻，她心情非常激動，忙不迭地抬起右臂，兩腿不熟練地並在一起，喊了一聲：“敬禮!”
毛澤東禁不住笑了起來，幽默地說道：“我在長沙見到你的時候，你剛剛學會講幾句話，走幾步路，今天倒學會向我敬禮了!”
談話時，當毛澤東聽完她學醫七年的經歷後，說道：“噢，一共七年，是碩士、博士嘍，牌子響噹噹的!”毛澤東又告訴她不要做那種專為老爺太太們服務的醫生，“你來邊區後，要準備當一個人民的好醫生，要有一顆救死扶傷的心，還要以馬列主義理論武裝頭腦。缺乏這個基礎，就容易成為自私自利的醫生。”
朱仲麗立刻履行起“好醫生”的職責。談話結束時，她對毛澤東提出三點“醫囑”：第一，請多多散步，這樣可以使身體健康；第二，請少吸菸，最好戒掉煙，煙對身體有百害而無一利；第三，馬上吃早飯，馬上休息!
◆1941年，王稼祥和夫人朱仲麗在延安。
毛澤東的回應是哈哈大笑：“好啊，這細妹子還挺會照顧人嘍！”
不久，朱仲麗擔任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同志的保健醫生。有段時間，毛澤東伏案寫作，出現右肩疼痛。經朱仲麗診斷是右肩胛筋腱炎。朱仲麗給他作了按摩，又勸告他每天做功能恢復的高舉手的動作。但毛澤東總回答“沒時間”。後來，朱仲麗設法請毛澤東參加當時每週六晚上的舞會，以便活動一下肢體。
朱仲麗多年以後回憶道：為了請毛澤東同志學跳舞，我們不知費了多少口舌，起初他對跳舞毫無興趣，我們就以鍛鍊身體為由請他參加。全國解放以後，我也和毛主席跳過舞。他曾經和我說過，跳舞這個運動不錯，能休息腦子，使人兩腿有力，還是一個聯繫群眾、與群眾交談的好場所，補了游泳之不足，在水裡就不能和別人談話了。
1938年11月初，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結束。閉幕那天晚餐過後，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聞天和王稼祥一行走出門外。毛澤東一眼看到已經吃完飯在外邊的朱仲麗，就和她聊了幾句。其中有一句是：“朱醫生呀！我來問你，你願不願開一個牛皮公司，你來當經理？”並對她說：“當牛皮公司的經理要有厚臉皮……”。
王稼祥連忙近前一步笑著說：“還不能紅臉害羞。”
毛澤東也笑了：“是，是，不能臉紅。”
此時的朱仲麗已是滿臉通紅。
朱仲麗後來回憶：“幾十年後，毛主席笑著對我說：‘你們可算作延安的模範夫妻，假如，沒有那次我和你說牛皮公司的話，王稼祥同志就沒有機會見到你，至少會推遲時間……’”“啊！我們是多麼的幸福，毛主席作了我們夫婦倆的媒人。”
解放後，朱仲麗仍然有不少機會見到毛澤東。毛澤東的民主作風、堅持原則的精神，都使她深受感動，受益終生。
1957年反右開始時，在中南海內舉行的一次晚會上，毛澤東問時任北京友誼醫院當院長的朱仲麗：“你們醫院裡劃了幾個右派？”當聽說一千一百人的醫院劃了十二三個右派時，立刻提高聲音，嚴肅地說：“你們醫院不能劃這麼多右派分子，至少應砍掉一半，即算戴了帽子，將來也得給他們出路。”
朱仲麗早先就聽到了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關於劃右派分子要慎重、要實事求是的指示精神，這次的口頭指示更使她感到自己的責任和擔當。遺憾的是，她把毛澤東的這個口頭指示作為個人意見，幾次向黨委提出，但是費盡了功夫爭論也是枉然，黨委沒有采納她的意見。她後來回憶道：“通過這個問題，我深知黨中央毛主席的反右運動，以教育為主，寬大為懷。但政策下達後，各地區各部門執行程度不一樣，有的貫徹不夠理想，致許多同志受到不應有的迫害。”
在朱仲麗擔任院長期間，毛澤東曾親口告訴她，醫院有位姓戴的醫生，丈夫是早年參加革命的同志，戴醫生本人早年就擁護共產黨。毛澤東還說，他對這位醫生的為人、品德、歷史都瞭解，她本人早就要求入黨。毛澤東希望醫院能夠培養她、發展她入黨。
◆1954年，王稼祥與夫人朱仲麗。
朱仲麗把這個意見告訴了戴醫生所在科室的黨支部書記，希望他們培養髮展她入黨。
後來，毛澤東在見到朱仲麗的時候問到這件事。朱仲麗就去問科室黨支部。結果是戴醫生的入黨問題仍沒有解決。朱仲麗向毛澤東彙報說，科室的黨支部沒有通過戴醫生的申請。朱仲麗回憶，毛澤東聽到這個結果後，“默默無言”。
在這件事情上朱仲麗一直後悔，在幾年的時間裡，自己為什麼沒有深入到支部去尋找原因，為什麼沒有去和戴醫生談談心。她同時也感覺到，“毛主席身為領導人，在這件事上如此客觀，如此民主，不走私人路線，不強迫下級黨組織，而是按黨的原則辦事，事後沒有批評我的不是，至今使我激動，使我內疚。”
1974年秋，王稼祥逝世半年後，朱仲麗寫信給毛澤東。在信中，她告訴毛澤東，她不會忘記毛澤東對王稼祥的幾次高度評價，“你的這些話不斷地在我耳中迴旋，使我引以為最大的安慰。”信中還寫道：她聽說毛澤東病了，請求加入醫療組，“我決定以實際行動付出我微薄力量，我會日日夜夜守護著你，直至你的身體恢復健康。”
1976年9月9日，當聽到毛澤東逝世的消息時，朱仲麗回憶道：“我全身癱瘓在沙發上。哭呀！止不住，淚還流。毛主席啊！人不在，影還在。這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最大不幸……”。
毛主席紀念堂落成後，在對外開放瞻仰前有段時間內部開放，胡耀邦邀請朱仲麗一起前往，瞻仰毛主席的遺容。
朱仲麗望著水晶棺中的毛澤東，百感交集。她想起了她與這位中華民族一代偉人相識、相交的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情形，止不住淚流滿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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