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的保姆，監視著我們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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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這張照片中的女士，名叫Kati Marton，中文譯名為卡爾.馬頓。她是一位匈牙利籍的美國移民，是美國知名的作家和記者，曾經擔任國際婦女健康聯盟主席，保護記者委員會主任等等職位。
一次偶然的機會，她回到匈牙利，回到她出生並度過童年歲月的布達佩斯，在塵封的檔案館裡，找到了當年匈牙利秘密警察跟蹤她們一家人的詳細檔案記錄，她將這些檔案編輯成一本書：《布達佩斯往事》，一段家族往事和匈牙利冷戰歷史就這樣再次呈現在世人面前。
卡爾.馬頓的父母，是著名的記者。兩人都供職於美聯社，當時資本主義國家看到的關於匈牙利的新聞報告，有很多都是出自她父母之手。正因如此，她的父母被以間諜罪抓了起來，坐了幾年牢，卡爾.馬頓被政府安排的人員進行撫養。在此之前，秘密警察對這一家人進行了全方位的監控，在這家人的周圍佈滿了告密者和眼線，連她的保姆，都是秘密警察的人。
保姆為秘密警察做事，將這家人在家中的一舉一動上報，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卡爾.馬頓有一次就見到保姆哭著對父母說：“如果我不為秘密警察辦事，就不能在布達佩斯工作”。卡爾.馬頓的父母表示理解。
那是上個世紀50年代的匈牙利，身為蘇聯陣營的匈牙利，境內佈滿了直接歸斯大林指揮的秘密警察，也就是現在俄羅斯克格勃的前身。
秘密警察在匈牙利編織了一張龐大的告密網絡，有招募來的自願告密者，也有被強迫的告密者，任何被秘密警察找上的人，總會在他們各種威逼利誘的手段下屈服。
卡爾.馬頓當時還小，她並不清楚身處的布達佩斯是這個模樣，她只記得，父母被秘密警察帶走後，她有一年時間沒見到母親，兩年時間沒見到父親。政府特意封鎖了她的消息，讓她的父母在獄中煎熬。直到她打開那些檔案，才明白父母當時的處境。
當聽到自己的案件將被無限期拖延審理下去的時候，父親哭了，“當時他撲在小床上，忍不住抽泣”。這位曾經在英勇抗擊過納粹的媒體人，此時已經頻臨崩潰。
看到這一段的時候卡爾.馬頓吃了一驚，因為她從沒有見過父親哭泣，她會讓想起父親生前和她討論一首鋼琴曲，父親評價說：“對我來說，這是男人哭泣的聲音”，卡爾.馬頓心裡納悶：“從不哭泣的父親怎麼知道”？直到看到了這些檔案，卡爾.馬頓才明白了父親話中的意義。
像父母這樣被監視、抓捕的人，在當時的匈牙利有很多。1948年，匈牙利有65名正式的外國記者，由於逮捕、潛逃、恐嚇，到1953年僅存3名。
在匈牙利和蘇聯政府看來，這些吃飽了沒事亂寫東西的人，都該死。
在強權之下，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彷彿置身無盡的黑暗，直到1956年。
2
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
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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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匈牙利人民想起了自己的民族英雄裴多芬。就是那位寫下了著名的“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的詩人。
許多人藉著對裴多菲的紀念活動走上了街頭，在高唱著裴多菲的詩句之後，人們推倒了廣場上斯大林的雕像。
緊接著，秘密警察出動了，激烈的對抗之中，本來和平的遊行活動演變成了一場暴動。上百名群眾被射殺，許多警察也被搶奪了武器，警車被推翻，警察局被佔領，拿起武器的人們失去了理智，不僅射殺警察，還射殺來了許多的無辜者，死傷進一步加大。
眼看著局面控制不住，蘇聯軍方的坦克開進了布達佩斯街頭，很快，暴動被鎮壓了下去，為了平息風波，當局將很多“異見人士”釋放，其中就有卡爾.馬頓的父母。
卡爾.馬頓的父親在權衡了利弊之後，決定帶著全家移民美國。因為這場風波，使得一段時間內當局的管控力度放鬆，許多人趁機拿到了移民簽證，一走了之。
卡爾.馬頓的父親，曾是一名勇敢的新聞記者，在納粹時期，他依然用自己的報道與之抗爭，為國家民族的希望而奮不顧身，然而，經歷了幾年的被監視和牢獄之災後，他變了，變得“自私”了。
他知道，他的祖國匈牙利，只是暫時平息了一場動亂，要求蘇聯不要干涉的民意被打壓下去，秘密警察依然控制著民眾的言行舉止，或許不久之後，一場真正的大變革即將來臨，但現在，國家的命運和自己的命運，都是那樣前途未卜。
他顧不上什麼新聞記者的理想，不再問國家民族的前途。他兩年沒有家人的任何消息，他曾以為家人也被抓起來了，小女兒無人照看在外流浪，他曾經在絕望中度過了兩年，如今，家人再度團聚，他不想再冒險。
於是，他和當時許許多多知識分子一樣，選擇了去美國。
“在美國，沒有人再監視我們，我們將於告密者徹底說再見”，他說，但他沒有想到的是，即使是去了美國，很長一段時間內，依然無法擺脫監視和告密。
3
在美國
我們收到了“間諜”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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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馬頓一家人到美國後，在馬里蘭州安頓了下來，但麻煩也隨之而來。
當時美國和蘇聯正處在冷戰之中，兩大陣營互派間諜刺探對方情報。身為匈牙利的知名記者，突然間帶著全家移民到美國，這不得不引起美國安全部門的警覺。
卡爾.馬頓一家人一度被美國安全部門懷疑是蘇聯派來的間諜，對他們一家進行了嚴密的監控。
就在此時，匈牙利當局也沒有忘記他們，秘密派人前往與卡爾.馬頓的父親接觸，希望他可以在美國提供情報，也就是邀請他成為間諜。
本以為移民到美國後，一個新的環境裡能夠過上平靜的生活，沒想到卻一邊被監視，一邊被不斷邀請成為間諜。在他們去到美國的頭幾年，就處在這樣“兩面受敵”的情況之中。
幾年之後，匈牙利方面在碰壁多次之後，終於自覺無趣，沒有再來找過他們，而美國方面也經過幾年的監視觀察，排除了這家人是蘇聯間諜的嫌疑，一家人終於過上了正常的生活。
在卡爾.馬頓離開布達佩斯的32年之後，曾經在東歐各國之間編織著告密鐵網的蘇聯，終於日薄西山，徹底失去了對這些國家的掌控，秘密警察被解散，檔案被封存，人們重新開始生活，之前的告密者和被告密者都心照布宣，再也不提起這段往事，彷彿不曾發生過一樣。
直到卡爾.馬頓成為記者之後，重返故鄉布達佩斯，在檔案館裡找到了這些監視檔案，她就像看童年回憶錄一樣津津有味地閱讀著，詳實的記錄使她回憶起那些遺落的童年：
監視記錄，1954年8月27日：上午10點5分，(馬爾頓)身穿黑灰色條紋西裝(我記住是他最喜歡的泡泡棉)和他兩個小女孩離家上車(牌照CA894)，開車去阿爾克特斯街1號，我們拍攝到他走出汽車，與小女孩一起走進一家文具店。到了裡面，他給她們買了學校用品。10分鐘後，攜帶學校用品和小女孩，離開商店。11點43分，馬爾頓開車去捷巴德，找到一張桌子後，叫了冰淇淋，三人邊吃邊聊。中午12點20分，馬爾頓牽著小女孩們的手，步行回到車上。他們開車去瓦茨街7號，走進一家玩具店。12點30分，牽著女兒們的手，馬爾頓離開商店。其中一個女兒懷抱一個包裹，外面有粉紅色的紙包裝。13點20分，馬爾頓和他的小女孩開車去杜那旅館。他們坐在花園裡的桌子旁吃午餐，我們繼續監視。對於一個人的監視，有著如此事無鉅細的記錄，這讓卡爾.馬頓感到不寒而慄。這還只是一家人外出時被監視的情況，回到家中，還有一位充當告密者的保姆。
這樣的社會，沒有人值得相信，你身邊任何人都可能是告密者。到處都是監視你的眼睛，除了你沒有說出的思想，你的談話、寫作、聚會、演講、授課都被秘密警察記錄，隨時調取，檢查你是否為危險分子。
秘密成為了權力最恐怖的手段，在這樣的風氣下，人人自危。
人們變得焦慮、脆弱、冷漠，成為了一顆顆孤立的原子，相互猜忌，內鬥消耗。在強權面前，人們卑躬屈膝，不敢表達真實的意見，有時甚至為了得到強權的青睞，爭著去告密揭發。
所以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之後，有20萬匈牙利人捨棄家園逃出去。誰又願意活在監控之中，誰又願意時刻膽戰心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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