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殺令》劇照
2012年一部入圍韓國釜山電影節的華語電影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這部電影便是《止殺令》，2013年3月22日，《止殺令》在國內首映，得到觀眾和影視評論界的一致好評。《止殺令》以金元之際全真道第五任掌教邱處機西行成吉思汗之事為主題，講述了邱處機與成吉思汗特使劉仲祿在西行途中，以及見到成吉思汗之後所發生的事情。其具體情節是：成吉思汗賜虎頭金牌於特使劉仲祿，讓他至山東膠東敦請邱處機，自此，邱處機以七十四歲高齡踏上止殺之路。歷經兩年時間，邱處機終於到達西域大雪山，見到了成吉思汗，並給成吉思汗多次講道。在講道過程中，邱處機以勸其“寡慾止殺”為念，出於對邱處機的信重，成吉思汗最終接受了他的建議，率領蒙古騎兵班師東歸。
《止殺令》在製作過程中，充分運用了電腦特技與實景拍攝相結合的手段，場面恢弘闊大，儘可能還原邱處機西行途中的景況。可以這麼說，從電影藝術的角度講，《止殺令》是無可挑剔的，這也是它之所以得到一致好評的原因。但是，電影中的一些細節與歷史的真實情況有出入。作為一部影視作品，為了吸引觀眾，對歷史故事做一定的藝術加工與改造，這是無可厚非的。因為畢竟它不是一部歷史紀錄片，而是一部藝術作品。然而，《止殺令》的題材是獨特的，因為它講的是關於全真道宗師邱處機的故事，涉及宗教問題，應該充分地考慮全真道士的宗教情感。除此之外，藝術作品具有廣泛的影響力，這是學術文章與著作所無所比擬的。
但這種影響力是一把雙刃劍，它既可以起到宣傳全真道與邱處機的作用，同時也可以從某種意義讓觀眾產生誤解。比如，因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射鵰英雄傳》與《神鵰俠侶》，大家知道了王重陽與全真七子，並隨著這兩部小說所拍成的電視連續劇王重陽與全真七子幾乎家喻戶曉。但是，為了增加作品的可讀性與趣味性，金庸先生只是借用了王重陽與全真七子的名字，其情節與故事幾乎全是虛構的。在他的筆下，王重陽與全真七子變成了擁有絕世武功的武林高手，全真道第六任掌教、金元之際著名全真高道尹志平，則被塑造成了一個令當今全真道信眾所無法接受的形象，極大地偏離了歷史事實，嚴重地損害了全真道信眾的宗教情感。藉於以上原因，下面擬把《止殺令》中違背歷史真實的地方指出來，並加以辨正，目的是還原歷史的真相，以免於使觀眾對全真道產生誤解。
（一）關於長春真人西行的出發地問題
在電影《止殺令》中，劉仲祿第一次見到邱處機是在文登太虛宮，邱處機西行的起點也是文登太虛宮，這與歷史的事實有較大的出入。陪邱處機西行的弟子李志常，曾撰有《長春真人西遊記》一書，書中詳細介紹了邱處機西行的過程，並對於邱處機西行的起點有明確的記載。《長春真人西遊記》捲上雲：“戊寅歲之前，師在登州，河南屢欲遣使徵聘，事有齟齬，遂已。明年，住萊州昊天觀，……居無何，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劉仲祿，縣虎頭金牌，其文曰：‘如朕親行，便宜行事’，及蒙古人二十輩，傳旨敦請。……師知不可辭，徐謂仲祿曰：‘此中艱食，公等且往益都，俟我上元醮竟，當遣十五騎來，十八日即行。’於是宣使與眾西入益都，師預選門弟子十有九人，以俟其來。如期騎至，與之俱行。”按照以上記載，劉仲祿第一次見到邱處機應該是在萊州大基山道士谷的昊天宮，而不是文登太虛宮。
雖然《長春真人西遊記》中沒有明確提到邱處機西行的出發地，但根據上下文意，邱處機西行出發的地點應該也正是萊州昊天宮。其他史料對此也有相關的記載，比如，《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長春子》雲：“興定三年己卯，師居萊州昊天觀，時齊魯陷宋。八月，宋寧宗命大帥彭義斌召師，亦不赴。是歲，元太祖成吉思皇帝在奈蠻國，命侍臣劉仲祿捧詔聘師。十二月仲祿至萊州，師慨然應命。明年庚辰正月，師遂起行，十八大師從。”《玄風慶會圖》也雲：“二年戊寅，師自登徒居萊州昊天觀。己卯八月，江南遣大帥彭公、李公來聘，師不赴。萊主難其事，師曰：‘我行止，天也。非若輩所及知，當有留不住時，去也。’十二月，大元詔下。”根據以上記載可知，在劉仲祿見到邱處機之後，邱處機並沒有離開過萊州昊天宮，以此推測，西行的出發點應該是萊州昊天宮，而不可能是文登太虛宮。
按照《止殺令》中的說法，邱處機西行的始發地是文登太虛宮，然而文登並無太虛宮，太虛宮在棲霞。考諸元代早期全真道文獻以及歷代文登方誌資料，未見文登有太虛宮的記載，所以，“文登太虛宮”極有可能是編劇或導演虛構出來的一個地方。陳時可《長春真人本行碑》雲：“明昌二年，東歸棲霞，乃大建琳宮，敕賜其額曰太虛。氣象雄偉，為東方道林之冠。”《金蓮正宗記》卷四《長春邱真人》又云：“明昌之改元也，東還海上，歸隱棲霞，修建壇宇。比及戊辰歲，道價鴻起，名滿四方，天子嘉之，敕賜為太虛觀，仍加賜玄都寶藏六千餘卷，以為常住。”對於這一點，其他元代文獻資料的記載與以上記載基本一致。這充分證明，太虛宮為邱處機於金明昌初以其故居為基所建，地點在棲霞濱都裡，而非在文登。《棲霞縣誌》雲：“濱都宮，北十里，真人邱處機建，一曰太虛宮，極壯麗，神曰三清。”既然文登並無太虛宮，那麼，邱處機從文登太虛宮出發西行覲見成吉思汗這一說法自然就不正確了。這也從另一角度證明了邱處機從萊州昊天宮出發覲見的確實性。
因此，邱處機西行覲見成吉思汗的出發地是萊州的昊天宮，而不是文登的太虛宮。
（二）關於跟隨邱處機西行覲見的弟子問題
《止殺令》劇照
在電影《止殺令》中，跟隨邱處機西行的弟子只有一位，即“趙道安”，這與歷史的真實情況也有較大的出入。
《長春真人西遊記》捲上雲：“居無何，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劉仲祿，懸虎頭金牌，其文曰：‘如朕親行，便宜行事’，及蒙古人二十輩，傳旨敦請。……師知不可辭，徐謂仲祿曰：‘此中艱食，公等且往益都，俟我上元醮竟，當遣十五騎來，十八日即行。’於是宣使與眾西入益都，師預選門弟子十有九人，以俟其來。”《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又云：“五月七日，令宋道安、夏志誠、宋德方，孟志溫、何志堅、潘德衝六人先行。十有四日，師挈尹志平、王志明、於志可、鞠志圓、楊志靜、綦志清六人次之。……十有八日，張志素、孫志堅、鄭志修、張志遠、李志常五人又次之。”根據前一記載，當時邱處機預選了十九名弟子隨行，而其中一名弟子未能成行，實行隨行者只有十八位。宋渤撰《煙霞崇道宮碑記》雲：“歲己卯有詔，召長春真人邱公於東海上，選其徒有道業通辯之士十有八人與之，濰州昌樂人玄真大師張鵬舉預中。”按照《煙霞崇道宮碑記》的記載，當時濰州昌樂人張鵬舉也被選中，但不知何因，其未能成行，所以真正跟隨邱處機西行的只有十八位弟子。至於上引《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下只記載了十七位，而不是十八位，原因是西行途中趙道堅已仙逝於塞藍城。
《長春真人西遊記》上雲：“又渡石橋，並西南山行五程，至塞藍城，有小塔。回紇王來迎入館。十一月初，連日雨大作。四日，土人以為年，旁午相賀。是日虛靜先生趙九古語尹公曰：‘我隨師在宣德時，覺有長往之兆，頗倦行役。嘗蒙師訓道，人不以死生動心，不以苦樂介懷，所適無不可。今歸期將至，公等善事父師。’數日示疾而逝。蓋十一月五日也。師命門弟子葬九古於郭東原上，即行。”而且，《長春真人西遊記》最後的附錄中還列舉了隨侍邱處機西行的十八位弟子的名字，他們分別是：趙道堅、宋道安、尹志平、孫志堅、夏志誠、宋德方、王志明、於志可、張志素、鞠志圓、李志常、鄭志修、張志遠、孟志穩、綦志清、何志清、楊志靜、潘德衝。
因此，根據以上所列文獻的記載，跟隨邱處機西行弟子共有十八位，而不是隻有一位，《止殺令》可能是出於拍攝成本或者故事情節的需要，才虛構了一個人物——趙道安，這個趙道安極有可能就是趙道堅與宋道安名字的合體。
除了隨從弟子人數問題，《止殺令》中有一女性女扮男裝跟隨長春真人西行。不僅如此，該女子與邱處機隨從弟子有好感。實際上這兩種情況是不可能在現實中存在的。因為全真道士需要清修，所以不可能有女侍從，更不會與女性有曖昧關係。正如《長春真人西遊記》中記載，“又仲祿欲以選處女偕行。師難之曰：‘齊人獻女樂，孔子去魯。餘雖山野豈與處女同行哉！’”。這可以印證，全真高道邱處機都不會與女性同行。然而《止殺令》中卻出現了全真道士與與女性有曖昧關係的情節，這極大的傷害了全真教信士的宗教情感。
（三）關於邱處機西行覲見成吉思汗之前在昆嵛山修煉的時間問題
《止殺令》中“邱處機”自稱在昆嵛山修煉了46年，但這一說法與歷史史實不符。根據《七真年譜》與《全真七子與齊魯文化》一書附錄《王重陽與全真七子修道傳教活動大事記》的記載，邱處機在昆嵛山修煉的時間並不長。
首先，在1169年之前，邱處機在山東昆嵛山一帶修煉、傳教不超過3年。
《金蓮正宗仙源像傳》雲：“師姓邱，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棲霞縣濱都人也。生於金熙宗皇統八年戊辰正月十九日。幼聰敏，日記千餘言，未弱冠及學道，隱居昆嵛山。大定七年，聞重陽道化，九月，乃拜於寧海之全真庵，……九年冬從重陽遊汴梁，寓王氏遊邸”。 同時，陳時可撰的《長春真人本行碑》亦云：“未冠學道，遇祖師重陽子於昆嵛山之煙霞洞。祖師知其非常人也，以《金鱗頌》贈之，遂執弟子禮。尋長生劉公、長真譚公、丹陽馬公、皆造席下，相視莫逆，世謂之邱、劉、譚、馬焉。大定九年，從祖師遊梁。” 由此可知，邱處機於金大定六年（1166）19歲時于山東昆嵛山出家修道，第二年（1167）夏於寧海全真庵拜王重陽為師，跟隨王重陽在山東昆嵛山一帶修道與傳教。金大定九年（1169）十月，王重陽帶領邱處機、劉處玄、譚處端、馬鈺四大弟子離開山東西行入關。以此推算，邱處機在1169年離開山東之前，滿打滿算，在山東昆嵛山一帶修道的時間也不超過三年。
其次，在1191至1220年間，邱處機在山東昆嵛山一帶修道與傳教約29年。
邱處機在其詩《途中作》中雲：“明昌二年十月，餘到棲霞。”而且，陳時可《長春真人本行碑》言：“明昌二年，東歸棲霞，乃大建琳宮，敕賜其額曰太虛。氣象雄偉，為東方道林之冠。”同時，《金蓮正宗仙源像傳》亦言：“明昌二年辛亥，東歸棲霞，以故居為觀，敕賜額曰太虛。” 這些材料說明，邱處機受金章宗“以惑眾亂民，禁罷全真及五行毗盧”政令影響，於明昌二年（1191），此處時間有1190年與1191年之爭。《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雲：“章宗明昌元年，東歸棲霞，大建琳宮，敕賜其曰‘太虛’。……庚辰正月間，弟子選可以從行者，得一十八人。” 同時，《金蓮正宗記》亦云：“明昌之改元也，東還海上，歸隱棲霞，修建壇宇。比及戊辰歲，道價鴻起，名滿四方，天子嘉之，敕賜為太虛觀，仍加賜玄都寶藏六千餘卷，以為常往。”本文取時間較早的《長春真人本行碑》的說法。從陝西終南祖庭返回山東棲霞創建太虛宮，並以此為中心在山東全省展開大規模的傳教。在這之後，未見史料明確記載邱處機長時間離開山東昆嵛山一帶。所以，根據《長春真人本行碑》和《金蓮正宗仙源像傳》中的記載《長春真人本行碑》言：“已卯之冬，成吉思皇帝命侍臣劉仲祿持詔迎師。明年春，啟行。夏四月，道出居庸，夜遇群盜於其北，皆稽顙以退，且曰：‘無驚師父。’” 同時，《金蓮正宗仙源像傳》亦云：“興定三年已卯，師居萊州昊天觀，時齊魯陷宋。八月，宋丁宗皇帝命大帥彭義斌召師，亦不赴。是歲，元太祖成吉思皇帝在奈蠻國，命侍臣劉仲祿捧詔聘師。十二月，仲祿至萊州，師慨然應命。明年庚辰正月，師遂起行，十八大師從。”，推測邱處機在1191至1220年之間，在山東昆嵛山一帶修道29年。
最後，邱處機在西行之夜遇盜匪時，滿打滿算，共在山東修道約32年。至於《止殺令》中，邱處機所說在山東昆嵛山居住46年的說法，可能是編劇為表示邱處機長期修道、德行深厚的溢美之詞。
（四）關於劉仲祿的身份及劉對邱處機態度的問題
《止殺令》劇照
在《止殺令》中，劉仲祿是武官打扮，並多次以武力手段逼迫邱處機西行見成吉思汗。其中，劉仲祿的武官身份以及對邱處機使用武力手段的電影情節，可能是電影藝術效果的需要。作為一部藝術作品這些誇張的環節是允許的，但這兩個情節與歷史記載出入太大，以致這些情節傷害了宗教人士的宗教情感。然而，根據有關歷史文獻可知劉仲祿是醫官，而且對邱處機態度十分恭敬。有如下記載：
足本《西遊錄》中雲：昔劉姓而溫名者，以醫術進，渠謂邱公行年三百，有保養長生之秘術，乃奏舉之。
這裡明確指出劉仲祿是“以醫術進”，是醫官而不是武官。所以《止殺令》中所描繪的劉仲祿武功高強的形象並不是劉仲祿最真實的形象。同時，劉仲祿對邱處機十分尊重，處處聽從其意見，而歷史文獻中也沒有出現劉仲祿以武力手段逼迫邱處機的記載。根據邱處機弟子李志常所述的《長春真人西遊記》，能體現劉仲祿對邱處機十分尊重的地方，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長春真人西遊記》開篇便有記載有“傳旨敦請”。其中，“敦”字呈現出畢恭畢敬的感情色彩。這有力的證明了劉仲祿對邱處機十分尊重。所以，劉仲祿不可能以武力逼迫邱處機。不僅如此，在《長春真人西遊記》中載有劉仲祿“選處女偕行”之事。而邱處機以“齊有獻女樂，孔子去魯”自比，反對此事。在劉仲祿和邱處機分別奏報成吉思汗後，劉仲祿沒有使邱處機與女子同行。這就說明劉仲祿非常在乎邱處機的宗教感受，非常在乎邱處機的態度。
其次，在西行至龍陽之前，成吉思汗“又敕劉仲祿雲：‘無使真人飢且勞，可扶持緩緩來。’”出於成吉思汗對邱向機的敬重，使臣劉仲祿也不敢不對邱處機敬重。同時《長春真人西遊記》又云：“師與宣使議曰：‘前去已寒，沙路綿遠，道眾所須未備，可往龍陽，乘春起發。’宣使從之”。從這個方面看，邱處機提出先去龍陽、“乘春起發”的意見也得到了宣使等人的慎重考慮。這也就說明了劉仲祿等人對邱處機非常尊重。
最後，在田鎮海謁見邱處機時，邱處機想在當地過冬。宣使劉仲祿說，“父師既有法旨，仲祿不敢可否，惟鎮海相公度之”。鎮海則“願親從行”。出發之時，劉仲祿又聽從祖師的意見輕騎減車從行。
所以，從以上幾個方面可以瞭解到劉仲祿非常尊重邱處機，也不會出現《止殺令》中劉仲祿以大刀大棒逼迫邱處機的情節。
（五）關於止殺令的問題
談到這個問題，從電影和目前學術爭議來看，可以從以下兩個角度探討：一是，邱處機否進言止殺；二是，成吉思汗是否發佈、實行止殺令。從多數資料看，在《長春真人西遊記》、《長春真人本行碑》、《西遊録》裡幾乎沒有關於止殺令的記載。但是在《玄風慶會錄》中卻有所記載。對於這“止殺令”的問題，《金元全真道教史論》對這幾個方面所談甚詳，認為邱處機以止殺救生行為感化成吉思汗。同時，“勿洩於外”禁令的解禁使得《玄風慶會錄》才能記有邱處機勸諫成吉思汗止殺之言。這便解決了《長春真人西遊記》、《長春真人本行碑》、《西遊錄》裡沒有明確的記載止殺令的問題。可見，邱處機的止殺行為是存在的。同時，《止殺令》作為一部影視作品，其中的止殺情節，雖有出入，但在可接受的藝術化範圍之內。
電影《止殺令》中的失當之處是：邱處機的“天不殺生”的全面施行與成吉思汗從此立竿見影的不再殺生的電影情節。對於這個問題，必須放在歷史史實中去考慮。首先，邱處機的主要勸諫內容是個人的修德養生和敬天保民。《玄風慶會錄》中講“陛下修行之法無他，當外修陰德，內固精神耳。恤民保眾，使天下懷安，則為外行。省欲保神，為乎內行。”同時，《元史·邱處機傳》中亦有“太祖時方西征，日事攻戰，處機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殺人。及問為治之方，則對以敬天愛民為本。問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慾為要”這可能與邱祖的勸說以及後人的努力有關係。
所以從史料可以瞭解，止殺不是立刻不殺生，也不是馬上完全而徹底的強力推行。所以說，《止殺令》的相關情節有極大的爭議。
以上五點，便是本文對影視作品《止殺令》易使人錯解之處的補證。
在電影《止殺令》引起廣泛影響、倍受關注的同時，雖然其違歷史史實之處甚多，但是也不能否認《止殺令》在宣傳道教、猶其是在宣傳全真道上所發揮的正能量。《止殺令》中的恢弘場面是眾多有志之士用半年的時間跨越山東、西北地區、內蒙古等6個省份的實景拍攝，近乎真實的還原了長春真人行幾千裡勸諫成吉思汗的經歷。此中難度，不是我們所能想象的。所以，筆者希翼通過本文對《止殺令》的補正，以補其過失之缺，更好的發揮《止殺令》對全真道的宣傳作用。
（本文作者為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院宋建明，曾發表於《弘道》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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