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杀令》剧照
2012年一部入围韩国釜山电影节的华语电影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这部电影便是《止杀令》，2013年3月22日，《止杀令》在国内首映，得到观众和影视评论界的一致好评。《止杀令》以金元之际全真道第五任掌教邱处机西行成吉思汗之事为主题，讲述了邱处机与成吉思汗特使刘仲禄在西行途中，以及见到成吉思汗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其具体情节是：成吉思汗赐虎头金牌于特使刘仲禄，让他至山东胶东敦请邱处机，自此，邱处机以七十四岁高龄踏上止杀之路。历经两年时间，邱处机终于到达西域大雪山，见到了成吉思汗，并给成吉思汗多次讲道。在讲道过程中，邱处机以劝其“寡欲止杀”为念，出于对邱处机的信重，成吉思汗最终接受了他的建议，率领蒙古骑兵班师东归。
《止杀令》在制作过程中，充分运用了电脑特技与实景拍摄相结合的手段，场面恢弘阔大，尽可能还原邱处机西行途中的景况。可以这么说，从电影艺术的角度讲，《止杀令》是无可挑剔的，这也是它之所以得到一致好评的原因。但是，电影中的一些细节与历史的真实情况有出入。作为一部影视作品，为了吸引观众，对历史故事做一定的艺术加工与改造，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毕竟它不是一部历史纪录片，而是一部艺术作品。然而，《止杀令》的题材是独特的，因为它讲的是关于全真道宗师邱处机的故事，涉及宗教问题，应该充分地考虑全真道士的宗教情感。除此之外，艺术作品具有广泛的影响力，这是学术文章与著作所无所比拟的。
但这种影响力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起到宣传全真道与邱处机的作用，同时也可以从某种意义让观众产生误解。比如，因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与《神雕侠侣》，大家知道了王重阳与全真七子，并随着这两部小说所拍成的电视连续剧王重阳与全真七子几乎家喻户晓。但是，为了增加作品的可读性与趣味性，金庸先生只是借用了王重阳与全真七子的名字，其情节与故事几乎全是虚构的。在他的笔下，王重阳与全真七子变成了拥有绝世武功的武林高手，全真道第六任掌教、金元之际著名全真高道尹志平，则被塑造成了一个令当今全真道信众所无法接受的形象，极大地偏离了历史事实，严重地损害了全真道信众的宗教情感。藉于以上原因，下面拟把《止杀令》中违背历史真实的地方指出来，并加以辨正，目的是还原历史的真相，以免于使观众对全真道产生误解。
（一）关于长春真人西行的出发地问题
在电影《止杀令》中，刘仲禄第一次见到邱处机是在文登太虚宫，邱处机西行的起点也是文登太虚宫，这与历史的事实有较大的出入。陪邱处机西行的弟子李志常，曾撰有《长春真人西游记》一书，书中详细介绍了邱处机西行的过程，并对于邱处机西行的起点有明确的记载。《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云：“戊寅岁之前，师在登州，河南屡欲遣使征聘，事有龃龉，遂已。明年，住莱州昊天观，……居无何，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刘仲禄，县虎头金牌，其文曰：‘如朕亲行，便宜行事’，及蒙古人二十辈，传旨敦请。……师知不可辞，徐谓仲禄曰：‘此中艰食，公等且往益都，俟我上元醮竟，当遣十五骑来，十八日即行。’于是宣使与众西入益都，师预选门弟子十有九人，以俟其来。如期骑至，与之俱行。”按照以上记载，刘仲禄第一次见到邱处机应该是在莱州大基山道士谷的昊天宫，而不是文登太虚宫。
虽然《长春真人西游记》中没有明确提到邱处机西行的出发地，但根据上下文意，邱处机西行出发的地点应该也正是莱州昊天宫。其他史料对此也有相关的记载，比如，《金莲正宗仙源像传·长春子》云：“兴定三年己卯，师居莱州昊天观，时齐鲁陷宋。八月，宋宁宗命大帅彭义斌召师，亦不赴。是岁，元太祖成吉思皇帝在奈蛮国，命侍臣刘仲禄捧诏聘师。十二月仲禄至莱州，师慨然应命。明年庚辰正月，师遂起行，十八大师从。”《玄风庆会图》也云：“二年戊寅，师自登徒居莱州昊天观。己卯八月，江南遣大帅彭公、李公来聘，师不赴。莱主难其事，师曰：‘我行止，天也。非若辈所及知，当有留不住时，去也。’十二月，大元诏下。”根据以上记载可知，在刘仲禄见到邱处机之后，邱处机并没有离开过莱州昊天宫，以此推测，西行的出发点应该是莱州昊天宫，而不可能是文登太虚宫。
按照《止杀令》中的说法，邱处机西行的始发地是文登太虚宫，然而文登并无太虚宫，太虚宫在栖霞。考诸元代早期全真道文献以及历代文登方志资料，未见文登有太虚宫的记载，所以，“文登太虚宫”极有可能是编剧或导演虚构出来的一个地方。陈时可《长春真人本行碑》云：“明昌二年，东归栖霞，乃大建琳宫，敕赐其额曰太虚。气象雄伟，为东方道林之冠。”《金莲正宗记》卷四《长春邱真人》又云：“明昌之改元也，东还海上，归隐栖霞，修建坛宇。比及戊辰岁，道价鸿起，名满四方，天子嘉之，敕赐为太虚观，仍加赐玄都宝藏六千馀卷，以为常住。”对于这一点，其他元代文献资料的记载与以上记载基本一致。这充分证明，太虚宫为邱处机于金明昌初以其故居为基所建，地点在栖霞滨都里，而非在文登。《栖霞县志》云：“滨都宫，北十里，真人邱处机建，一曰太虚宫，极壮丽，神曰三清。”既然文登并无太虚宫，那么，邱处机从文登太虚宫出发西行觐见成吉思汗这一说法自然就不正确了。这也从另一角度证明了邱处机从莱州昊天宫出发觐见的确实性。
因此，邱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的出发地是莱州的昊天宫，而不是文登的太虚宫。
（二）关于跟随邱处机西行觐见的弟子问题
《止杀令》剧照
在电影《止杀令》中，跟随邱处机西行的弟子只有一位，即“赵道安”，这与历史的真实情况也有较大的出入。
《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云：“居无何，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刘仲禄，悬虎头金牌，其文曰：‘如朕亲行，便宜行事’，及蒙古人二十辈，传旨敦请。……师知不可辞，徐谓仲禄曰：‘此中艰食，公等且往益都，俟我上元醮竟，当遣十五骑来，十八日即行。’于是宣使与众西入益都，师预选门弟子十有九人，以俟其来。”《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又云：“五月七日，令宋道安、夏志诚、宋德方，孟志温、何志坚、潘德冲六人先行。十有四日，师挈尹志平、王志明、于志可、鞠志圆、杨志静、綦志清六人次之。……十有八日，张志素、孙志坚、郑志修、张志远、李志常五人又次之。”根据前一记载，当时邱处机预选了十九名弟子随行，而其中一名弟子未能成行，实行随行者只有十八位。宋渤撰《烟霞崇道宫碑记》云：“岁己卯有诏，召长春真人邱公于东海上，选其徒有道业通辩之士十有八人与之，潍州昌乐人玄真大师张鹏举预中。”按照《烟霞崇道宫碑记》的记载，当时潍州昌乐人张鹏举也被选中，但不知何因，其未能成行，所以真正跟随邱处机西行的只有十八位弟子。至于上引《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只记载了十七位，而不是十八位，原因是西行途中赵道坚已仙逝于塞蓝城。
《长春真人西游记》上云：“又渡石桥，并西南山行五程，至塞蓝城，有小塔。回纥王来迎入馆。十一月初，连日雨大作。四日，土人以为年，旁午相贺。是日虚静先生赵九古语尹公曰：‘我随师在宣德时，觉有长往之兆，颇倦行役。尝蒙师训道，人不以死生动心，不以苦乐介怀，所适无不可。今归期将至，公等善事父师。’数日示疾而逝。盖十一月五日也。师命门弟子葬九古于郭东原上，即行。”而且，《长春真人西游记》最后的附录中还列举了随侍邱处机西行的十八位弟子的名字，他们分别是：赵道坚、宋道安、尹志平、孙志坚、夏志诚、宋德方、王志明、于志可、张志素、鞠志圆、李志常、郑志修、张志远、孟志稳、綦志清、何志清、杨志静、潘德冲。
因此，根据以上所列文献的记载，跟随邱处机西行弟子共有十八位，而不是只有一位，《止杀令》可能是出于拍摄成本或者故事情节的需要，才虚构了一个人物——赵道安，这个赵道安极有可能就是赵道坚与宋道安名字的合体。
除了随从弟子人数问题，《止杀令》中有一女性女扮男装跟随长春真人西行。不仅如此，该女子与邱处机随从弟子有好感。实际上这两种情况是不可能在现实中存在的。因为全真道士需要清修，所以不可能有女侍从，更不会与女性有暧昧关系。正如《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载，“又仲禄欲以选处女偕行。师难之曰：‘齐人献女乐，孔子去鲁。余虽山野岂与处女同行哉！’”。这可以印证，全真高道邱处机都不会与女性同行。然而《止杀令》中却出现了全真道士与与女性有暧昧关系的情节，这极大的伤害了全真教信士的宗教情感。
（三）关于邱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之前在昆嵛山修炼的时间问题
《止杀令》中“邱处机”自称在昆嵛山修炼了46年，但这一说法与历史史实不符。根据《七真年谱》与《全真七子与齐鲁文化》一书附录《王重阳与全真七子修道传教活动大事记》的记载，邱处机在昆嵛山修炼的时间并不长。
首先，在1169年之前，邱处机在山东昆嵛山一带修炼、传教不超过3年。
《金莲正宗仙源像传》云：“师姓邱，名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登州栖霞县滨都人也。生于金熙宗皇统八年戊辰正月十九日。幼聪敏，日记千馀言，未弱冠及学道，隐居昆嵛山。大定七年，闻重阳道化，九月，乃拜于宁海之全真庵，……九年冬从重阳游汴梁，寓王氏游邸”。 同时，陈时可撰的《长春真人本行碑》亦云：“未冠学道，遇祖师重阳子于昆嵛山之烟霞洞。祖师知其非常人也，以《金鳞颂》赠之，遂执弟子礼。寻长生刘公、长真谭公、丹阳马公、皆造席下，相视莫逆，世谓之邱、刘、谭、马焉。大定九年，从祖师游梁。” 由此可知，邱处机于金大定六年（1166）19岁时于山东昆嵛山出家修道，第二年（1167）夏于宁海全真庵拜王重阳为师，跟随王重阳在山东昆嵛山一带修道与传教。金大定九年（1169）十月，王重阳带领邱处机、刘处玄、谭处端、马钰四大弟子离开山东西行入关。以此推算，邱处机在1169年离开山东之前，满打满算，在山东昆嵛山一带修道的时间也不超过三年。
其次，在1191至1220年间，邱处机在山东昆嵛山一带修道与传教约29年。
邱处机在其诗《途中作》中云：“明昌二年十月，余到栖霞。”而且，陈时可《长春真人本行碑》言：“明昌二年，东归栖霞，乃大建琳宫，敕赐其额曰太虚。气象雄伟，为东方道林之冠。”同时，《金莲正宗仙源像传》亦言：“明昌二年辛亥，东归栖霞，以故居为观，敕赐额曰太虚。” 这些材料说明，邱处机受金章宗“以惑众乱民，禁罢全真及五行毗卢”政令影响，于明昌二年（1191），此处时间有1190年与1191年之争。《历世真仙体道通鉴续编》云：“章宗明昌元年，东归栖霞，大建琳宫，敕赐其曰‘太虚’。……庚辰正月间，弟子选可以从行者，得一十八人。” 同时，《金莲正宗记》亦云：“明昌之改元也，东还海上，归隐栖霞，修建坛宇。比及戊辰岁，道价鸿起，名满四方，天子嘉之，敕赐为太虚观，仍加赐玄都宝藏六千馀卷，以为常往。”本文取时间较早的《长春真人本行碑》的说法。从陕西终南祖庭返回山东栖霞创建太虚宫，并以此为中心在山东全省展开大规模的传教。在这之后，未见史料明确记载邱处机长时间离开山东昆嵛山一带。所以，根据《长春真人本行碑》和《金莲正宗仙源像传》中的记载《长春真人本行碑》言：“已卯之冬，成吉思皇帝命侍臣刘仲禄持诏迎师。明年春，启行。夏四月，道出居庸，夜遇群盗于其北，皆稽颡以退，且曰：‘无惊师父。’” 同时，《金莲正宗仙源像传》亦云：“兴定三年已卯，师居莱州昊天观，时齐鲁陷宋。八月，宋丁宗皇帝命大帅彭义斌召师，亦不赴。是岁，元太祖成吉思皇帝在奈蛮国，命侍臣刘仲禄捧诏聘师。十二月，仲禄至莱州，师慨然应命。明年庚辰正月，师遂起行，十八大师从。”，推测邱处机在1191至1220年之间，在山东昆嵛山一带修道29年。
最后，邱处机在西行之夜遇盗匪时，满打满算，共在山东修道约32年。至于《止杀令》中，邱处机所说在山东昆嵛山居住46年的说法，可能是编剧为表示邱处机长期修道、德行深厚的溢美之词。
（四）关于刘仲禄的身份及刘对邱处机态度的问题
《止杀令》剧照
在《止杀令》中，刘仲禄是武官打扮，并多次以武力手段逼迫邱处机西行见成吉思汗。其中，刘仲禄的武官身份以及对邱处机使用武力手段的电影情节，可能是电影艺术效果的需要。作为一部艺术作品这些夸张的环节是允许的，但这两个情节与历史记载出入太大，以致这些情节伤害了宗教人士的宗教情感。然而，根据有关历史文献可知刘仲禄是医官，而且对邱处机态度十分恭敬。有如下记载：
足本《西游录》中云：昔刘姓而温名者，以医术进，渠谓邱公行年三百，有保养长生之秘术，乃奏举之。
这里明确指出刘仲禄是“以医术进”，是医官而不是武官。所以《止杀令》中所描绘的刘仲禄武功高强的形象并不是刘仲禄最真实的形象。同时，刘仲禄对邱处机十分尊重，处处听从其意见，而历史文献中也没有出现刘仲禄以武力手段逼迫邱处机的记载。根据邱处机弟子李志常所述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能体现刘仲禄对邱处机十分尊重的地方，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长春真人西游记》开篇便有记载有“传旨敦请”。其中，“敦”字呈现出毕恭毕敬的感情色彩。这有力的证明了刘仲禄对邱处机十分尊重。所以，刘仲禄不可能以武力逼迫邱处机。不仅如此，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载有刘仲禄“选处女偕行”之事。而邱处机以“齐有献女乐，孔子去鲁”自比，反对此事。在刘仲禄和邱处机分别奏报成吉思汗后，刘仲禄没有使邱处机与女子同行。这就说明刘仲禄非常在乎邱处机的宗教感受，非常在乎邱处机的态度。
其次，在西行至龙阳之前，成吉思汗“又敕刘仲禄云：‘无使真人饥且劳，可扶持缓缓来。’”出于成吉思汗对邱向机的敬重，使臣刘仲禄也不敢不对邱处机敬重。同时《长春真人西游记》又云：“师与宣使议曰：‘前去已寒，沙路绵远，道众所须未备，可往龙阳，乘春起发。’宣使从之”。从这个方面看，邱处机提出先去龙阳、“乘春起发”的意见也得到了宣使等人的慎重考虑。这也就说明了刘仲禄等人对邱处机非常尊重。
最后，在田镇海谒见邱处机时，邱处机想在当地过冬。宣使刘仲禄说，“父师既有法旨，仲禄不敢可否，惟镇海相公度之”。镇海则“愿亲从行”。出发之时，刘仲禄又听从祖师的意见轻骑减车从行。
所以，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了解到刘仲禄非常尊重邱处机，也不会出现《止杀令》中刘仲禄以大刀大棒逼迫邱处机的情节。
（五）关于止杀令的问题
谈到这个问题，从电影和目前学术争议来看，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探讨：一是，邱处机否进言止杀；二是，成吉思汗是否发布、实行止杀令。从多数资料看，在《长春真人西游记》、《长春真人本行碑》、《西游録》里几乎没有关于止杀令的记载。但是在《玄风庆会录》中却有所记载。对于这“止杀令”的问题，《金元全真道教史论》对这几个方面所谈甚详，认为邱处机以止杀救生行为感化成吉思汗。同时，“勿泄于外”禁令的解禁使得《玄风庆会录》才能记有邱处机劝谏成吉思汗止杀之言。这便解决了《长春真人西游记》、《长春真人本行碑》、《西游录》里没有明确的记载止杀令的问题。可见，邱处机的止杀行为是存在的。同时，《止杀令》作为一部影视作品，其中的止杀情节，虽有出入，但在可接受的艺术化范围之内。
电影《止杀令》中的失当之处是：邱处机的“天不杀生”的全面施行与成吉思汗从此立竿见影的不再杀生的电影情节。对于这个问题，必须放在历史史实中去考虑。首先，邱处机的主要劝谏内容是个人的修德养生和敬天保民。《玄风庆会录》中讲“陛下修行之法无他，当外修阴德，内固精神耳。恤民保众，使天下怀安，则为外行。省欲保神，为乎内行。”同时，《元史·邱处机传》中亦有“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这可能与邱祖的劝说以及后人的努力有关系。
所以从史料可以了解，止杀不是立刻不杀生，也不是马上完全而彻底的强力推行。所以说，《止杀令》的相关情节有极大的争议。
以上五点，便是本文对影视作品《止杀令》易使人错解之处的补证。
在电影《止杀令》引起广泛影响、倍受关注的同时，虽然其违历史史实之处甚多，但是也不能否认《止杀令》在宣传道教、犹其是在宣传全真道上所发挥的正能量。《止杀令》中的恢弘场面是众多有志之士用半年的时间跨越山东、西北地区、内蒙古等6个省份的实景拍摄，近乎真实的还原了长春真人行几千里劝谏成吉思汗的经历。此中难度，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所以，笔者希翼通过本文对《止杀令》的补正，以补其过失之缺，更好的发挥《止杀令》对全真道的宣传作用。
（本文作者为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宋建明，曾发表于《弘道》201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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